割不斷的血脈——記“留守工會主席”潘蘭英
央視國際 (2003年09月18日 19:00)
工人日報消息：她，本不該有太多的故事，可在工會主席的崗位上6年，她的故事一天天多起來；她，本不會有多大的名氣，可伴著那些故事，她成了湖北省黃石市家喻戶曉的人。她，就是黃石市絲綢廠“留守工會主席”潘蘭英。
“工會幹部不是官”
一群人涌出黃石市絲綢廠大門，堵在106國道上，他們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職工，也有家屬。他們呼喊著，叫罵著要到市裏去上訪，整個國道被堵得嚴嚴實實。
人群中，一位三十五六歲的婦女忙前跑後，拉這個，拽那個：“再大的事跟我回廠裏説，那是咱自己的事，一上街就成了國家的事……”
憤怒的人群將憤怒的目光投向了她：
“我們也是國家的人，沒活幹，沒飯吃，你管得了嗎！”
“你是工會主席，不為職工説話，不&&拿旗子(領頭上街)，怎麼還來攔我們！”
“我是工會主席，”她展開雙臂攔住人群，亮開嗓子喊道，“工廠停産了，大家下崗了，有難處跟我潘蘭英説……”
這是發生在1994年10月17日的事。
事過不久，有人衝進潘蘭英的辦公室，砸爛了玻璃，掀翻了桌椅，説：“工會主席不為職工説話，坐在這位子上幹什麼！”
潘蘭英哭了。
工廠垮了，姐妹們散了。潘蘭英獨自走進車間，依稀進入夢境……
黃石市絲綢廠在鐵山區郊外，80年代曾經紅紅火火。90年代，絲綢廠卻成了全市的困難企業，1994年5月全面停産。從此，全廠161名退休職工失去了依靠，除少數看廠護院的留守人員之外，665名職工下崗待業。潘蘭英也成了“留守工會主席”。
從擴建、興旺到停産，從擋車工、班長、車間黨支部書記到工會主席，16歲進廠的潘蘭英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企業。如今，工廠關門了，機器不轉了，姐妹們的笑聲沒有了，偌大的車間裏空空蕩蕩，冷冷清清，織機上積下了厚厚的一層灰……
潘蘭英心事重重地走出車間，她在問自己：“面對這麼多下崗職工，這麼多難解的問題，工會該怎麼辦？”
有人拉住她的衣襟，悄聲説：“蘭英姐，咱們一起幹，準發財！”
潘蘭英搖了搖頭。
“怎麼，怕丟了頭上的烏紗帽？”
潘蘭英説：“工會幹部不是官，是為職工跑路辦事的。”
此後，潘蘭英像開足了馬力的機器，為下崗的兄弟姐妹全速運轉起來。她一家家訪問，一戶戶了解，她要弄明白這幾百戶下崗職工的生活狀況，給那些過不去的職工及時的幫助。
女工劉玉香在病床上躺了8年，潘蘭英三天兩頭來看她，給她端水喂藥，陪她説話解悶。可能讓病鬧的，她的脾氣越來越大，動不動就發火。
一次，潘蘭英剛進門，劉玉香就衝著她大吼大叫：“你來幹什麼！我不要你來看我，我見不得你們假惺惺的樣子……”
潘蘭英一陣委屈，淚水在眼眶裏打轉轉，但還是強裝笑臉，柔聲説：“好好，我就走，你好好休息，別這樣，我就走……”
潘蘭英輕輕走了，劉玉香放聲哭了。
“你瞧你，”丈夫勸她説，“人家來了，你總是發脾氣，罵她氣她；人家走了，你又盼她想她，何苦？這回好，她不會再來了。”
劉玉香抹把眼淚，説：“她要來的，她一定會來！”
下午，潘蘭英沒有來；晚上，潘蘭英也沒有來。
劉玉香急了，第二天一早，她讓丈夫用車子推她到路口，等了整整一上午，沒有見到潘蘭英的影子，回家趴在床上嗚嗚地哭起來。
下午，潘蘭英笑瞇瞇地站在了她的床前：“對不起，開會去了。”
“你騙人，你是生我的氣了！”劉玉香抓住潘蘭英的手就往自己的臉上打，“是我把你氣跑的，我該死呵，蘭英，你打我吧，打我幾下吧。”
潘蘭英百感交集：當年都是生産骨幹，今天個個像沒娘的孩子。國家有困難，企業不景氣，他們能理解；身染重病，家境貧困，他們能承受。他們沒有更多的奢望，只希望有人常來看看他們，哪怕説幾句話，感到有人記挂著他們。
潘蘭英記挂著每一個困難職工。她那被人稱作“知情本”的小本上，記錄著他們的家庭情況、經濟收入、困難程度、幫助措施。誰有什麼病，該不該住院，夫妻關係如何，潘蘭英心裏都有一本賬。她要求自己：下崗職工最困難的時候，一定要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1998年7月21日，一場特大暴雨襲擊了黃石市。鐵山區街道上有的地方水深齊腰。潘蘭英頂著如注的暴雨，挨家挨戶地去看望職工，組織他們自救，鼓勵他們戰勝困難。連續兩天，她走訪了33戶人家，腳都跑腫了，自己累病了。職工們感嘆地説：“潘主席是我們的主心骨。遇到難事，她比我們急；心裏氣再大，見到她就消了一大半。”
退休老工人孟慧良，孤身一人，潘蘭英和工會幹事楊興輝一直料理著他的生活。廠子不景氣，退休金難以保障，老人心裏漸漸結成疙瘩。他耳朵不好使，又不願意和人交流。潘蘭英靈機一動，拿來一張紙，兩支筆，一老一少用筆在紙上交談。談改革的形勢，談企業的困難，你寫過來，我寫過去，經常，寫得爺倆哈哈大笑。
“不能丟了他們不管”
當工會主席難。當“留守工會主席”更難。
對於潘蘭英來説，最難的還是那麼多下崗職工怎麼安置。
安置職工，信息要靈。潘蘭英四處打聽，有點門路，就趕快上門求人。
1996年5月的一天，潘蘭英從市企改會上獲悉，本市一家大型服裝企業將擴大生産規模，估計要新招一批工人。會沒開完，她就直奔那家企業。可對方接待人員問清她是來找工作的，竟連門也不讓進。
她賭氣要走，轉念一想，兩手空空，求人辦事，還能指望人家把你當貴賓？
想到這兒，她一屁股坐在辦公樓前的臺階上，心裏説：“我就不信你們當家的不出來！”
太陽在天空劃了個弧。從上午10點到下午5點半，一直等到主管人事的經理下班走出辦公樓，潘蘭英急忙湊上去，介紹職工的情況，請求人家幫助安排工作。那位經理答應説：“明天再談。”第二天一大早，潘蘭英趕在人家上班前就等候在辦公樓前。
經理感動了，終於點頭了。
然而，更多的時候，苦惱和失望像影子一樣伴隨著她。
1997年秋天，潘蘭英聽説大江公司需要一批織手套的工人。她連忙趕到大江公司，找了幾個部門，人家説：“管事的不在，你明天再來吧！”
第二天又去，人家説：“剛走十多分鐘，你快追！”潘蘭英追了一程，沒有追上，回頭坐在門口等，到天黑也沒等到人。
第三天再去，人家説：“管事的昨天出去跑業務，今天還沒回來。要不，你明天再來試試？”
第四次跑去，門衛都認識她了，好心地朝上一指：“人剛上去，你快去找。這裡，我給你看著。”
從一樓到七樓，潘蘭英見門就敲，逢人便問，樓上樓下找了個遍，總算找到了“管事的”周分田。潘蘭英半開玩笑地説：“你的名字叫分田，將崗位也分一點給我們吧。”周經理為難地説：“我們廠裏活路也不飽滿，正愁沒法安排多餘的人哩。”
等了四天，跑了四天，潘蘭英沒想到竟是這樣的結果。她覺得兩腿發軟，坐在那裏站不起來……
“不跑，姐妹們就沒有出路，不能丟下他們不管！”潘蘭英鼓勵自己繼續跑下去。
她跑市、區勞動就業局，跑工會、工商、城管、信訪辦、婦聯等部門，跑可能安置職工的大小企事業單位。她説：“只要有一分可能，就要作十二分的努力。”
吃閉門羹，坐冷板凳，她不以為然；聽風涼話，跑冤枉路，她習以為常；手裏缺錢，能走路的她決不坐車；一年四季到處跑，經常找不到水喝，她漸漸養成了外出不喝水的習慣。
畢竟，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潘蘭英不可能將所有的下崗職工都關照到。掂量輕重緩急，她清楚眼下最需要關照的是：老實憨厚的、社會關係少的、活動能力差的、家中有病人的、夫妻雙下崗的。
漂染工張鐵成，40多歲，一張灰白的臉上挂著半寸多長的鬍子，一家三口人，妻子、兒子沒有城市戶口。自己下崗後，家裏窮得叮噹響，兒子愛畫畫，當爸的竟掏不出錢來給他買一支彩筆。
給張鐵成找工作，潘蘭英見人就拜託，親自帶他找過十幾家企業，人家嫌他口吃，都婉言拒絕。
1998年6月底的一天，潘蘭英打聽到街道蓄電池廠要招人，領上張鐵成便找上門去。人家回答説：“管事的廠長到碎石場去了，你們明天再來吧。”
潘蘭英怕變卦，急忙央告：“別明天呀，你給我們寫張條子，我們自己去找！”
碎石場在10多裏外的礦山上，潘蘭英二話沒説，帶著張鐵成就上了路。
天下著雨，山路泥濘。潘蘭英的鞋子脫了幫，一瘸一拐地在前邊走，渾身上下淋得像從水裏撈出來的一樣。
張鐵成默默無語地跟在潘蘭英身後，心裏有説不出的滋味。
碎石場收下了張鐵成。有了工作，本該高興，張鐵成卻像孩子一樣哭起來。
事後，張鐵成説：“那天，潘主席帶我到山上去找人，我一個大男人跟在她身後，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想起小時候媽媽送我去幼兒園的情景……”
“當好職工的娘家人”
陸宏高和妻子呂麗慧是雙職工，生下一對雙胞胎。後來，夫妻雙下崗，一家人生活便困難起來。1996年5月，陸宏高胃穿孔住院做手術，支付醫療費使他們負債纍纍。潘蘭英四處奔走，幫他們解燃眉之急，又牽線搭橋，先後找到市勞動就業局書記張昌安、鐵山區區委書記肖唐友同他們結為幫扶對子。
“學點本事吧。”陸宏高出院後，潘蘭英語重心長地對夫妻倆説：“再就業不能光靠別人同情。讓別人扶著走，不如自己站起來往前走。”
“我們也想學，可是……”呂麗慧欲言又止。
“想學就好，”潘蘭英知道他們想説的話，爽快地説：“剩下的事我幫你們辦。”
不久，呂麗慧免費去學縫紉技術，陸宏高被送進廚師培訓班。
一個天黑雨大的夜晚，呂麗慧夫婦相視而坐，愁眉難展。突然，響起了敲門聲。他們想：“9點多鐘了，雨又那麼大，會是誰呢？”
打開門，潘蘭英滿身泥水站在門口。呂麗慧又驚又喜又心痛：“這麼晚來，有什麼事呀？”
“給你們送錢呀！”潘蘭英説著從口袋裏掏出200塊錢塞進呂麗慧手裏。
呂麗慧愣住了：“我們好好的，你送錢來做什麼？”
“我到培訓的地方去過了，”潘蘭英沉著臉説：“宏高兩天沒去參加培訓了，是不是沒錢交培訓費又不肯對我説？你們呀，叫我説什麼好呢？”
呂麗慧拉著潘蘭英的手，哭了：“潘主席，你怎麼什麼都知道呢？不是你來，他就學不成了……”
女工曹紅夫妻下崗後，孩子上學交不起學費。潘蘭英根據市裏對特困職工的有關規定，親自找到學校，耐心做協調工作，把曹紅的孩子送進了校門。
企業停産5年中，潘蘭英靠自己的努力和社會的幫助，先後解決了34戶特困職工的子女就學問題。
潘蘭英是1992年12月到工會工作的。那時節，絲綢廠正走向低谷，像破敗的家庭，各種矛盾、紛爭，一股腦兒地涌到她的面前。
潘蘭英説：“既然選我當了工會主席，就要一心一意地為職工説話辦事。”
“貼上血本為大家。”知情的姐妹私下給她算了一筆賬：“去年，從年頭到年尾，她忙了365天，年底領到的工資總共563.2元，平均每天1.5元，憑這點錢，不夠買上下班的公共汽車票，不夠付家裏的水電費……”
有人問她：“你這麼做，到底圖什麼？”
潘蘭英還是那句話：“職工是無辜的，下崗了，不能沒人管！”(方向明 王四新)
責編：劉雅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