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監會只是第一步 金融改革三個問題繞不開

央視國際 (2003年03月15日 15:45)

　　南方週末消息：貨幣政策以何種方式來實現？銀行監管以何種方式來落實？它如何避免雙重身份——既是市場監管者，又是國有金融機構的所有者——的硬傷？

　　■成立銀監會後，貨幣政策應依靠市場化的政策工具而不是依靠放鬆或加強銀行監管力度來實現；銀行監管如果出現失誤，也應無法繼續依靠隨意增加貨幣供給去填補窟窿

　　■希望中央銀行能夠直接對人大負責，貨幣政策委員會能夠從目前的諮詢議事機構提升為決策機構，並通過規範的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策

　　■銀監會如果既作為市場監管者，同時又是國有金融機構的所有者代表，那麼如何保證各類市場主體間的公平競爭將成為一個大問題

　　■金融機構不改革，單純依靠加強金融監管只能是事倍功半，我們已經錯過了改革的最佳時機，就目前情況而言，與國有銀行改革相比，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可能更加重要

　　銀監會來龍去脈

　　南方週末：您是最早提出銀監會設想的官方學者，雖然一波三折，但是決策層最終還是接受了你們的建議，您能否介紹一下設想變成現實的過程？

　　魏加寧：我在2000年秋季就“發達國家金融管理體制改革的最新動向”撰寫了一份內部研究報告，主要歸納了三條：一是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二是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相分離；三是銀行監管、證券監管與保險監管走向統合監管。

　　2001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根據國務院領導指示準備認真研究一下金融改革與金融安全問題。研究重點尚未確立的時候，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籌備小組辦公室組織了9個研究小組，並委託發展研究中心來專門研究入世以後我國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關係問題。於是，課題組將兩件工作合二為一，在2001年裏集中力量重點研究金融監管體制問題。

　　在國內調研和出國考察的基礎上，課題組提交了一系列研究報告，其中的一份內部報告提出了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適度分離的建議，並就分離方式提出了左、中、右三種方案，即所謂金融部（委）、銀監會和銀監局三種模式。作為報告執筆人之一，我本人更傾向於中間方案。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客觀地比較了三種方案的利弊得失。從後來的情況看，在職能分離問題上似乎分歧並不大，討論的重點集中在銀監局和銀監會兩種方案上。

　　至於中央最後是如何論證和決策的，我既沒有參加過論證，更沒有參加過決策。

　　南方週末：銀監會的成立意味著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的分離，這對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有何好處？中央銀行與銀行監管部門之間應當如何協調配合？

　　魏加寧：首先從理論上講，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在本質上有許多重要區別，貨幣政策屬於短期政策，是中央銀行的職責所在，應當能夠靈活善變；而銀行監管屬政府行為，應當持之以恒，絕不能夠搞運動似的忽緊忽松。這兩個部門的要求也大不相同，前者要求在把握經濟運行走勢時能夠思維敏銳、反應靈活；而後者則要求執法嚴格、剛直不阿。

　　二者相對分離，其好處之一就是可以防止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同步振蕩，有利於二者專業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貨幣政策應當更多地依靠公開市場操作等市場化的政策工具來實現，而不能依靠放鬆或加強銀行監管力度來實現；另一方面，銀行監管如果出現失誤，也無法繼續依靠隨意增加貨幣供給去填補窟窿，粉飾太平。

　　當然，實行兩種職能分離以後，應當特別注意在部門內目標衝突轉變為部門間衝突後，一方面要加強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和協調合作，防止部門間扯皮現象；另一方面也要求上一級領導加大對金融相關部門（不僅是中央銀行和銀監會之間，而且還有其他金融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力度，最好能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協調機制。

　　此外，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分離以後，中央銀行應當像國外同行那樣，不僅對商業銀行要進行檢查，而且應當對所有在中央銀行開戶、與中央銀行有交易行為的金融機構都進行檢查，要把握包括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甚至保險市場在內的整個金融市場的動向和資金流向，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但是這種檢查與監管不同，它只需要了解市場真實情況，而不需要對監管失職承擔責任。

　　同時，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時，不僅要考慮商業銀行的安全與利益，而且也要考慮所有金融機構的安全與利益，還要考慮到産業界和企業的利益，要從國民經濟的整體利益出發考慮貨幣政策的走向。並且，根據以往泡沫經濟的教訓，央行在把握價格走向、考量貨幣供給時，也不僅要考察商品價格的走勢，而且要時刻注意觀察資産價格的走勢。

　　銀監會只是第一步

　　南方週末：成立銀監會是否意味著中央銀行獨立性問題已經得到解決？

　　魏加寧：如何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規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這是成立銀監會以後的下一個突出問題。多年來，我們在接待外資金融機構的專家時，經常被人家問起我們的貨幣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都有哪些部門和人員參與，我們常常無言以對。

　　其實，在中央銀行獨立性問題上，國內外學術界早已達成共識，這已經成為現代金融學的一個基本常識。

　　國外學者對許多國家過去幾十年通貨膨脹史的計量分析表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負相關關係，而與經濟增長之間卻無明顯關聯。而我則認為，不僅是通貨膨脹，就是通貨緊縮恐怕也與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絡。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有利於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從而為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此外，為了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我們必須建立起必要的防護機制。1985年，一些發達國家曾經通過著名的“廣場協議”壓日元升值，當時日本中央銀行在大藏省的管轄之下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因此沒有任何迴旋餘地，只好俯首聽命。在日元大幅升值以後，日本經濟因出口受阻出現衰退，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採取放鬆銀根政策以刺激經濟，結果，大量過剩資金流向股市和房地産市場，導致泡沫經濟，貽害至今。我想，這恐怕也是日本近年來積極採取措施來加強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一個不能明言的深層次原因。

　　三個繞不開的問題

　　南方週末：銀監會成立以後，除了加強中央銀行獨立性、規範貨幣政策決策機制以外，下一步的金融改革還有哪些主要的事情要做？

　　魏加寧：我想至少有以下幾件事情是繞不開的。

　　首先是金融工委的轉型問題。

　　按照現在的方案，金融工委將併入未來的銀監會，這樣做可能也會有問題。銀監會如果既作為市場監管者，同時又是國有金融機構的所有者代表，那麼如何保證各類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將成為一個大問題。作為不成熟的個人看法，我認為金融工委轉型為與國資委相似的金融資産管理委員會，既管人又管資産，可能更合適一些。

　　其次是金融工作中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問題。

　　這是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未能解決好的一個難題。由於我們一直未能搞清楚在金融監管及其他金融工作中，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究竟應當如何處置、如何進行合理分工，尤其是如何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問題，所以，這些年我們在金融工作中始終面臨著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所有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與日常監管工作都必須由中央銀行總行或監管部門總部來作決定，不僅信息鏈過長，信息傳遞過慢，信息失真較大，而且日常監管力度逐級衰減，一旦有事又遠水解不了近渴。另一方面，在現有行政司法體制下，化解金融風險等項工作又不得不需要地方政府各部門的密切配合，又不得不由地方政府財政擔保去從中央銀行獲取再貸款。因此中央與地方在利益與風險及責任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徹底解決，金融風險仍將難以有效控制。

　　三是金融機構改革及不良資産處置問題。

　　根據改革開放多年來之經驗，如果政府自己不改革，中央銀行自己不改革，那麼金融機構就不可能改好。道理很簡單，第一，如果某個縣裏一家小小的信用社，其市場準入和退出以及日常監管都要由遠在北京的人民銀行總行説了算的話，你怎麼能夠指望它改好呢？第二，如果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即使經營狀況再差都可以通過人民銀行發放再貸款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的話，它又何必去改好呢？

　　但另一方面，金融機構不改革，單純依靠加強金融監管只能是事倍功半。因此，抓緊金融機構改革也是下一步改革的當務之急。

　　關於不良資産的回收和處置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現行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甚至是司法制度方面的制約。並且，自金融資産管理公司成立以來，有幾個關鍵事情我們一直沒有搞清楚，一是資産管理公司的主要目標到底是什麼？是拯救國有企業，還是拯救國有銀行，還是拯救政府自己？二是衡量金融資産管理公司業績的指標到底是什麼？沒有標準就容易讓人無所適從，處置快了，可以説你流失國有資産；處置慢了又可以批評你工作效率不高。三是資産管理公司沒有明確的出路，這就很難避免短期行為。

　　不過，關於處置不良資産，我最擔心的還是財政部門至今尚未做出兜底準備，如果等到通貨膨脹再起，財政風險突破臨界線之後再出資解決不良資産問題，那將無異於火上澆油。

　　最後，就目前情況而言，與國有銀行改革相比，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可能更加重要。因為根據我國企業改革的經驗，過去20多年，我們實際上是在國有企業尚未有根本性改革之前，首先發展起一大批非國有企業。如今，非國有企業已經能夠撐起“半壁江山”，能夠支撐經濟增長了，所以現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就比較容易一些，對經濟發展的衝擊也會比較小些。然而，在金融領域尤其是銀行領域則不同，國有金融機構、國有商業銀行目前仍然佔據著壟斷地位，正如某著名金融專家所指出的，等到非國有金融機構、非國有商業銀行發展起來再去改國有金融機構和國有商業銀行又來不及了，因為現在離WTO過渡期結束和全面開放金融市場的最後期限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所以當務之急是要雙管齊下，一方面加快國有金融機構改革，另一方面則要大力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

責編：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