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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方之子"到階下囚
我相信，即使我不是記者，恐怕也難以抗拒採訪成克傑案的誘惑。
成是建國以來因受賄被推上法庭的級別最高的官。此外，被控受賄數額的巨大，受賄手段的特殊，情人現象的公開化都是吸引人們關注此案的賣點。它是可遇不可求的採訪，對任何一位記者都是如此。而對我來説，採訪成克傑案的誘惑還來自另外一個原因。
1995年，作為《東方時空 東方之子》的主持人，我與成克傑有過甚為默契的交談，當時成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而據此製作播出的《東方之子 成克傑》獲得了那一年的中國政府新聞一等獎。那是一次真正的採訪，沒有預約，沒有擺拍。我們是因廣西遭遇了特大洪水而去的，如何與廣西人民同舟共濟的自治區主席是當然的新聞人物。
我們從南寧開始找他，最後在災區不期而遇（因為許多地方的通訊已經中斷）。採訪的地點是在河池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山區。我和成坐在一條狹窄的救生艇上，行進在已成汪洋大海的苞米地裏。成的談吐讓我興奮，成的表現也給億萬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滿臉沉重而又意氣風發的成克傑設身處地為百姓疾苦著想的一番話至今仍迴響在我的耳邊不能散去。
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我曾非常驕傲地看到，成克傑從廣西到了北京，成為國家領導人中的一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我又非常失望地聽説成克傑"出事了"。出於敏感，我注意到從1999年12月開始，成克傑的名字消失了。而當海外媒體大肆渲染，小道消息不脛而走的時候，內地官方卻始終保持沉默；我也注意到，對於成克傑缺席2000年3月份的人大會議，有關方面有過不同的解釋，個中緣由不得而知。但這一切，我也只是一個旁觀者。
採訪成克傑案的任務是製片人賽納通知的。這個期待已久的消息在讓我激動的同時也讓我百感交集：為什麼我對成克傑的再一次採訪會是這樣的一種情形？
2000年4月份的第一天，總製片人梁建增曾邊走邊回頭對我説，要準備採訪成克傑。我只是把它當成一種期待，一是擔心這種份量的案件會不會允許公開曝光；二是採訪的任務未必就落到我頭上，儘管我與其他人一樣明白這次採訪的意義。但是可以採訪的消息並不意味能夠採訪，能不能見到成克傑？成克傑會不會接受採訪？令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案件的主管部門顯示了前所未有的積極態度，我們得到了比較詳盡的案情介紹，也順利地申請到有限的庭審旁聽證，採訪官員的申請也一路綠燈。
我很感謝執行製片人，也是此期節目編導之一劉春的"犧牲"，他把旁聽的機會讓給我，讓我更好地了解案情。兩天的庭審枯燥而激烈。枯燥，因為大量的舉證、證言讓人昏昏欲睡。激動是因為一個巨大的懸念：成克傑的生死抉擇也許就隱藏在這枯燥的背後。它將成為我們能否採訪成克傑的一個關鍵。相對於生死抉擇而言，接受採訪是太小兒科的事情，除非這種採訪牽扯到他的生死。
成克傑的表現是鎮靜的，頭髮一絲不茍，深色西服裏的小立領襯衣讓人感到他是一個熱愛生活或者説講究生活的人。這種鎮靜增添了我們能夠採訪到他的希望。但也讓我不安，成克傑是壯族人，出生於貧窮的家庭，14歲之前甚至不會講漢語，一步一步升上去，直到成為廣西最有權勢的人物，成為國家領導人。我無法想象從太上皇到階下囚這樣的心理落差，成又如何面對這樣的現實？這樣平靜的背後也是巨大的思考？
但也有消息説，成克傑曾經拒絕聘請律師，因為他不願成為與政府作對的人。在第一天的庭審結束回監獄的路上，聽説他還心情開朗給大家唱了一首《再見吧，媽媽》。就他的性格而言，我覺得他一定會接受採訪，本身他就是一個敢説敢為的人物。
出人意料的是，成克傑在法庭調查過程中，一反常態，為自己開脫，拒絕認罪，事實上將自己推上了絕路，也讓我們跌入了失望的等待中。
等待是漫長的，近三個月的時間裏，我們一直在等待這個採訪的機會，我們不能離開北京，我們不能接新的節目，直到9月15日塵埃落定，這種努力才被放棄。
採訪機會最大的時候應該是在二審宣判前。在採訪李平時，我甚至答應了轉達她的問候，但終於未能如願。最後的機會出現在二審宣判後，但就在我們攝製組動身前往秦城監獄的最後一分鐘，成克傑態度堅決拒絕了我們的採訪。
我已經無數次設想我對成的採訪，當我們重新坐在鏡頭前時，到時會有一番怎樣的交談。誰也無法知道成克傑為什麼在最後一刻要拒絕一次公開説話的機會，也許他已無話可説，也許他不信任我們，但我們卻渴望能與他見上一面，哪怕僅僅是作為一個傾聽者。對成克傑的完整採訪，理所當然應該有一次與成克傑的碰撞，我想知道從高峰到低谷的成克傑在想些什麼？我想知道金錢對一個已用不著自己花錢的人為何還具有巨大的魔力，我想知道一路升遷是人民看走了眼，還是成克傑手段高明矇住了千萬雙本該睜著的眼睛。我就想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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