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聞週刊消息：1月8日，國務院發佈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就此，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國家安全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劉慧告訴《瞭望新聞週刊》，“這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非常重要，而在複雜多變的世界局勢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

　　事實上，早在2005年6月底，央行就提前推出了《國家金融突發事件應急預案》，並通過去年第三季度發佈的中國第一份《中國金融穩定報告》和《中國國際收支報告》，全面評估了當前中國的金融風險狀況。

　　按照她的理解，決策層如此高度重視安全問題的緊急應對，從一個側面顯示，包括經濟安全在內的中國國家安全問題，在當前新的開放條件下，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巨大衝擊下，正在進入一個“非常挑戰期”。

　　南開大學全球問題研究所所長龐中英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贊同劉慧的這一看法，並特別指出應該重視目前國家經濟安全的挑戰，“當今世界由於冷戰的結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安全越來越多地取決於許多非軍事因素，其中經濟安全逐漸成為整個國家安全的基礎。”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更明確提出，“經濟活動確實可以是最重要的實力之源。在一個主要國家之間不可能處於軍事對抗的新世界中，經濟力量將是決定國家是處於支配地位，還是從屬地位的日益重要因素”，甚至宣稱，“冷戰並沒有結束，而是以大國的經濟戰取代美蘇爭霸。”

　　這一點，實際上在此輪國內經濟高速增長中已經得到了驗證。尤其是200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貿易摩擦、能源緊張、資源短缺、中國大企業“走出去”受阻、資本市場長期低靡、金融行業內外衝擊加大，以及巨大的就業壓力等等，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已經成為影響國家安全問題的主要不穩定因素，甚至上至決策層、下至普通民眾，都已深刻地感受到了經濟安全問題帶來的衝擊。

　　採訪中，劉慧把這一時期理解為高速發展的中國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所必然産生和面對的激蕩時期，解決和處理的理性態度就是“主動積極、直面應對”。

　　對經濟安全要有清醒認識

　　“近年來，國人高度強調經濟安全，好像這是一個新問題。其實，經濟安全一直是國家安全的題中應有之義。”龐中英分析説，“從國家對國內生産者的保護，到國家政權與其經濟生活緊密相聯；從追求比別的國家更高一些的增長速度，到各國間的經濟、科技、軍事競爭；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責任，到由此而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無不説明一個道理，那就是現代民族國家一切經濟政策或在其控制、管轄下的經濟活動，都要服務和服從於最高的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目標。民族國家的職責不僅是維護本國的軍事安全，更重要的是保證本國的經濟繁榮和維持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運行秩序。”

　　這位曾擔任過外交官的學者告訴記者，“從這個意義上講，就國家而言，經濟安全是指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經濟實力處於不受根本威脅的狀態。”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國內經濟安全，即一國經濟免於金融危機、失業、生態災難、通貨膨脹、大規模的貧困、商品不安全、外來人口衝擊等而處於穩定、均衡和持續發展的正常狀態；二是指國際經濟安全，即一國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國外資源和市場的穩定與持續，免於供給中斷或價格劇烈波動而産生的突然打擊，以及一國散佈於世界各地的市場和投資等商業利益不受威脅。

　　在他看來，“為了達到這種狀態，國家既要保護、調節和控制國內市場，又要維護全球化了的民族利益，參與國際經濟談判，實現國際經濟合作。前者是在國內實現宏觀經濟目標，後者是在國際上參與國際經濟協調，保證全球經濟的自由和有序。”

　　當前，雖然世界各國面對的經濟安全問題不盡相同，但在龐中英看來核心內容是相同的，這其中有三方面的考量：

　　首先是如何確保市場和資源供給的安全。這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也是近30年來，市場、能源和原料的供給一直是許多國際糾紛、民族衝突甚至戰爭的起因。

　　其次是如何保持一國經濟上的相對優勢。這种經濟安全觀甚至在今日美國決策層被奉為“圭臬”。例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就把經濟安全當作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而且把國家比作一個大公司，多次強調“美國的競爭力問題”。

　　最後是如何處理好國家經濟與全球經濟的關係。全球化的邏輯是無邊界化，它必然向國家主權和其控制力提出無情的挑戰，對於技術和管理水平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佔領和衝擊其市場是必然的。因此，龐中英認為，“對一個主權國家來説，最重要的是要盡可能處理好國家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係，提高自身防範全球化負面影響的能力。”

　　按照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戰略判斷，本世紀頭20年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這個黃金髮展期也是矛盾凸顯期。

　　如此以來，事關國際經濟安全的這三大問題處理得好壞，直接關係著中國發展能否抓住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這個戰略機遇期。劉慧認為，面對這樣的巨大壓力，當務之急是清醒認識和研究當前的經濟安全問題。

　　面臨諸多經濟安全隱憂

　　在劉慧看來，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目前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關係複雜，任務繁重。”她從四個方面給予了解釋。

　　首先，中國開放的幅度越來越大，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對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其次，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是當前亟待處理的複雜課題；再者，目前國際人員往來是唐朝以來最為頻繁的時期，增進交流的同時也加劇了不同目的下各种經濟活動的風險和複雜性；此外，當前政府決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仍然過於直接，如果決策失誤，就可能將風險引向全社會。

　　採訪中，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陳德照則更為具體地向《瞭望新聞週刊》分析了當下中國亟待關注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其一，經濟規模迅速擴大掩蓋下的經濟質量問題是我國經濟安全的最大隱患。陳德照認為，中國經濟在總量上超過日本甚至美國，只是時間問題，“但與此同時，中國同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在經濟內涵和經濟質量方面的差距縮小卻沒有那麼樂觀，這種差距在一定時期甚至不排除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而且，他告訴記者，這個問題在具備這樣四個條件時會突出起來，即“目標是擴大經濟規模而不是提升經濟內涵與經濟結構；體制改革沒有到位，人們更多關注當前利益而非長遠利益；科技創新慢于發達國家以及人的素質提高慢于發達國家等。”

　　其二，某些部門的核心技術長期掌握在外國跨國公司手中。這種情況帶來的挑戰是當前和今後相當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安全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他舉例説，我國進口第一架波音747時，需要出口1500多臺機床換來的外匯。現在這種情況沒有根本變化，一部79美元的MP3，中國要付45美元的專利費，而且中國生産企業只賺1.5美元。

　　其三，外貿依存度過高，降低了中國經濟抵禦外部風險的能力，增加了經濟脆弱的一面。陳德照指出，這主要從兩個方面可以集中體現：首先，中國外貿順差過分集中于美國等少數國家，加上2006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對美貿易順差過大，可能導致美國進一步限制從中國的進口，並在知識産權保護等方面進一步施壓。此外，中國從美國等國家獲得的外匯，很大一部分投入到美國國債等美元資産。陳德照不無憂慮地説：“一旦持有者對美元投資信心下降，大量拋售股票和債券等美元資産，將對中國經濟産生影響。”

　　其四，跨國公司大面積並購對中國經濟安全造成的風險。陳德照説，近年來，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出現兩個新特點：一是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採取並購方式進入中國；二是出現明顯的獨資化傾向。前者加強了跨國公司壟斷市場的可能性，後者使中國企業通過合作、合資方式引進資金、技術的可能性減少，使中國經濟受跨國公司經營戰略和策略影響增大，影響中國經濟佈局、結構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他建議要加快制定《反壟斷法》，儘快建立既符合全球化思路，同時又不至傷及國家經濟安全的評估體系和標準。

　　其五，能源和資源短缺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嚴重障礙。陳德照舉例説，2005年國際油價上漲並不是國際石油資源短缺或開採成本提高造成的，“目前世界石油生産的邊際成本為每桶10～15美元，中東更低。高出成本數倍的油價利潤主要流入了控制石油資源的西方跨國公司和國際炒家手中。”

　　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全球8000多家對衝基金擁有9000多億美元的資本。主要由其構成的國際炒家買進賣出了世界石油市場70％的交易量，而且油價上漲中只有10％左右的利潤進入生産國，90％的利潤流入了交易商、尤其是美國交易商的腰包。因此，陳德照直言，“我國能源安全面臨的風險主要是價格風險，而不是供應中斷。”

　　以開放、主動的姿態應對挑戰

　　“必須以開放的心態、主動的姿態積極處理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採訪中，國際關係學院國家安全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敏謙告訴《瞭望新聞週刊》，“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戰略性概念，是一國穩定發展追求的終極目標。對它的處理，是一個系統性工程，必須具備長遠的考量。”

　　他認為，現在可以從四個方面著手提高和改善經濟安全。首先，要加快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現在，轉軌期間相對扭曲的市場制度，是我國經濟安全風險加大的主要因素。”他認為，2004年年初的“中航油事件”、銀行高管腐敗案件和2005年年底發生的“銅交易員事件”就是明證。

　　其次，加強和提高中國經濟的自主創新能力。在中央將之作為未來發展的基本國策後，張敏謙認為中國應該有成為創新型國家的信心和能力：第一，雖然我國現在處在人均GDP1500美元的水平，但我們的科技競爭能力已經相當於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的水平；第二，中國的科技人力資源3200萬人，研發人員105萬人，世界排位第一和第二。只要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走對路子，一定能成功。

　　再次，加大教育投入力度，著力培養和提高人力資本。張敏謙認為這是為我們近些年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足而補課，“政府原來承諾到2000年教育投入要佔GDP的4%，結果到現在也沒有達到這一目標。而4%僅僅是發展中國家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教育投入增長速度是極不相稱的。

　　最後，應該解決好正在擴大的貧富差距。對此，張敏謙抱有信心，“只要中央將‘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的精神堅決貫徹到各項政策中，10年時間局面就有可能大為改觀。”

　　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張宇燕一直關注于國際關係和中國發展問題之間的運行邏輯。在他看來，我國現階段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根本上講也就是如何實現穩定有序的快速發展問題，“發展是關鍵，弱國無安全”。

　　張宇燕告訴《瞭望新聞週刊》，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國理想的安全狀態應該是：強大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強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滲透力，強大的軍事威懾力，穩定而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再加上對外部世界的高度開放。

　　具體到中國，可表述為：在國內政策方面不犯類似“大躍進”式的戰略決策錯誤，徹底杜絕“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動蕩，積極鼓勵競爭並嚴防組織僵化或制度僵化（即不失時機地打碎那些損害全民利益的利益集團）；在對外政策上繼續推行明智的經貿投資開放戰略，積極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並將其建立在強大的道德感召力之上。

　　在中國發展的關鍵期，全球注視中國崛起的時刻，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影響經濟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張宇燕特別強調處理這些問題時的國家心態和國民心態。

　　“一方面要讓世人了解到我們擁有成功地協調億萬民眾的歷史經驗和文化準備，另一方面還要向世界展示中國與外部交往傳統中濃厚的世界主義傾向，譬如尊崇‘非攻’、‘和為貴’、‘仁者無敵’、‘尊王道賤霸術’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等等。”他認為，如果能將這種充滿和平精神的“交鄰國之道”注入到幾個世紀以來風行弱肉強食之“叢林法則”的世界，“對人類而言無疑是件善事、幸事。”具體到每個普通的中國人，則需要每個國人從一點一滴具體做起，“以一顆平常心看待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以一種平等的態度看待那些在經濟上、規模上尚不如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以一種自信、自尊、謙遜之精神，與當今世界列強和平共處、相交互利。”(記者王健君)

責編：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