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消息：

　　小康社會，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一個時代目標和民族理想；小康意味著什麼？是高收入？大房子？豪華車？還是更純凈的空氣？更好的教育？更健全的醫療保障？抑或是穩定的生活狀態和踏實的幸福感覺？

　　我們需要一個可以量化的小康社會指標體系。

　　  7月21日—22日，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組織的千年發展目標媒體研習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丁元竹透露，今年9月，世界各國領導人將聚首紐約首腦會議，審查自2000年全體會員國通過《聯合國千年宣言》以來“千年發展目標”的進展情況。

　　早在今年3月“支持中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2005-2009)”這一聯合國與中國政府之間合作建立的新項目啟動儀式上，聯合國系統駐華機構協調員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馬和勵曾表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承諾在許多方面都呼應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原則，兩者之間巨大的趨同性為中國將小康目標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相結合提供了的獨特契機。

　　但遺憾的是，對於如此重大的一個時代目標和民族理想，到目前為止，有關小康的確定性指標和標準還沒有一個明晰而具體的權威説法。那麼，到底什麼是全面小康，怎樣才算全面進入了小康社會？小康的指標和標準究竟如何衡量？這個指標的“標準意義”在哪？

　　“小康之家”的希望

　　在河南省新密市一所私立英語中學上初二的15歲的馬小康，現在開始有些理解他的爺爺給他起名“小康”的真實含義。再過一個月即將升入初中三年級的他，政治課本上關於“小康”的內容赫然在目：“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中，最關鍵的目標是，力爭2020年內國內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

　　已屆古稀之年的馬小康的爺爺馬仲俊，出生在河南省滎陽市的一個鄉村書香世家，讀過私塾的他對“小康”的概念並不陌生。“《詩經》裏就説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小康是我從小就渴望的生活，也是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嚮往的生活，在古代可以説是僅次於‘大同’的社會理想。”馬仲俊老人回憶説，“小康出生那年，我是村委會計同時還兼任村組主任，經常在村裏張貼宣傳國家方針政策的標語，當時國家正好提出小康的發展目標，寫著這個標語時，就想到給孩子起這個名多好，這也是我對他未來的一個希望吧。”

　　馬小康出生的1990年12月，中共十三屆七中全會召開。會議的報告對小康的內涵作了詳細描述，“所謂小康水平，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

　　由於上的是全封閉式私立學校，馬小康一年的全部學雜生活費是5000元，在當地算是高的，加上他上重點高中的哥哥的學雜生活費，馬小康的家庭一年要承擔1萬元左右的子女教育費用。

　　馬小康的父親馬逢洲是附近村子的一家小煤窯負責生産的副礦長，月薪2000元。馬小康的母親在鄰居一家養雞專業戶幫工，每月可以拿到500元的工資。這樣算下來，他的家庭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大概在3萬元左右。

　　馬逢洲的家裏基本上人均1畝半地，四口之家有7間水泥鋼筋平房，人均30平米的居住面積，彩電、摩托車、洗衣機、煤氣灶、電話、冰箱基本上都已用上，傢具家電已與城市的差別不大。

　　“我們夫妻倆一人一部手機，生活上已經沒有太多的要求了，家庭一半的收入都是為了孩子上學。”馬逢洲説。他的身後是還沒有褪色的春節門聯，橫聯是“小康之家”。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小康家庭。我理解的小康，就是衣食無憂，安居樂業，生活富足。”馬仲俊説。

　　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早在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就首次提出了“小康”的奮鬥目標。10年之後的1992年，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時曾使用“小康”來描述中國式的現代化。

　　“但那時提出的小康目標，是總體小康，指的是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這個目標在2000年就已經基本實現了。”7月10日，原《求是》雜誌社社長、現《小康》雜誌編委會主任高明光對《中國經濟週刊》解釋説，“但這還只是一個初步的、低標準的、低水平的、不全面和不均衡的小康。”

　　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全面小康”的目標並高度概括了“全面小康”的內涵：“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隨後，小康不僅成了老百姓對於未來生活的幸福嚮往，也成為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

　　各地爭相進“小康”

　　6月8日，上海市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目前，根據我國農村全面小康標準和監測方法，上海郊區農村生活質量的實現程度為97.1%，已接近全面小康目標值，上海率先基本實現農村全面小康。據悉，2004年上海郊區農村全面小康實現程度就已達87.8%，居全國第一。

　　6月11日，北京市統計局農調隊調查顯示，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匯總數據，北京2004年農村全面小康社會綜合指數得分達81.7分，在全國參與此項調查的31個省市中僅低於上海，居全國第二。

　　2004年9月16日，浙江農調隊依據國家統計局與中央政策研究室聯合課題組制定的《全國農村小康標準》統計顯示，2003年浙江省農村全面小康實現程度為51.2%，過半農民過上小康生活，比全國農村全面小康實現程度16.9%快34.3個百分點，居各省區之首，列全國第四位，僅次於上海、北京和天津等3個直轄市，三個直轄市農村全面小康實現程度分別為85.2%、76.2%、64.2%。

　　而早在2003年6月10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研究”課題組完成的《中國小康社會》一書披露，北京市離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差距僅不到7個百分點。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北京的實現程度最高，為93.2%，上海以92.3%緊隨其後。

　　2004年12月23日召開的蘇州市經濟工作會議作出鄭重承諾：確保在2005年第一個“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勝利實現。蘇州市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承諾要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城市。

　　與蘇州一直較勁同為江蘇領頭羊的無錫市也不示弱。2005年年初，無錫市委市府定下戰略目標：力爭年內全面建成並率先進入全面小康社會。6月13日，無錫市發改委、市統計局聯合召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統計監測分析會宣佈，目前全部25個小康指標中已有15項達到省定標準，達標率為60%。

　　就在兩個月前的4月13日，江蘇省政府召開新聞發佈會，省發改委和省統計局聯合通報了2004年江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的完成情況，從所提供的“主要指標監測報告”中可以看出，江蘇正在“快跑”進小康。

　　2003年初，江蘇省信息中心出具的《加快江蘇全面小康社會步伐》報告預測出全省13個市實現全面小康的時間表：“十五”末即2005年，蘇州、無錫、南京、常州和鎮江市率先進入全面小康；2015年之前，揚州、泰州、南通等市隨後進入；2020年或以後幾年，淮安和宿遷兩市實現全面小康。顯然2005年成為江蘇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關鍵年”。

　　2004年年底，廣東省農村調查隊統計也測算：2013年廣東農村全面小康實現程度可達到90%以上，即基本實現農村全面小康目標。

　　除了這些大中城市與東部沿海地區競相宣佈或預測要進入全面小康社會之外，全國其他許多省市都爭相制定目標，測算離全面小康社會還有多遠，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全國各地建設全面小康的標準和指標並不完全相同。

　　小康指標誰説了算?

　　“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標，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標，各個地區也都有自己的小康目標，即使是大體同樣的目標側重點也不盡相同，並且還經常處於變化中。但十六大報告關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論述，集中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取得了最廣泛的共識，對全面小康社會內涵的理解和確認也應當以此為依據。”高明光指出，“全面小康社會指標體系也必須能夠反映十六大報告所確定的全面小康社會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徵。”

　　實際上，從1990年代起，國家計委(現國家發改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統計局和農業部等單位就開始了中國小康問題的“細化工作”。1990——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小康社會研究”課題組出版了《2000年中國的小康社會》一書；1991年，國家統計局綜合12個部委各方面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國小康標準”、“中國農村小康標準”和“中國城市小康標準”，並於1993年向國務院遞交了關於試行小康標準統計的報告，確定了16個基本監測指標和小康臨界值。

　　“隨後，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于1994年10月聯合向國務院呈交了《全國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標準》，這個標準由國務院組織徵求了12個部委的意見。”一直對“小康標準”進行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對《中國經濟週刊》回憶説，“到了1996年國家統計局和農業部又聯合製定了《全國農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準》。至此，衡量小康有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尺度。”

　　日前，國家統計局相關人士向《中國經濟週刊》透露説，國家統計局全面小康課題組已于6月提交了一份《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統計監測系統研究報告》，作為全國統計科研工作會議文件之一，目前正在徵求意見當中，審議通過後不日將公佈。據悉，該標準包括了6個方面的25項指標。

　　而早在2003年9月，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就委託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出臺了一份《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研究》報告，設定了6個方面的18項指標。而此份報告在2004年又作為國家統計局與中央政策研究室聯合課題組制定的《全國農村小康標準》，以“農調字(2004)23號”文件的形式，由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在全國下發。

　　2003年6月10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研究”課題組完成並出版的《中國小康社會》也早就制定了一套標準，選取了5個方面28個指標，對全國30多個省市區和57個主要城市進行了發展程度評價和預測。

　　《小康》雜誌社在2004年也從民間的立場，側重感性的角度設定了一套包括10項內容的小康指數，自今年開始陸續推出，在業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除了小康的綜合指標，也有不少部門和研究機構就與他們相關的某一領域制定了標準。另一方面，除了從官方到民間的全國性小康指標外，全國許多省市地區也紛紛出臺了自己地方的標準體系。

　　2004年11月22日，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頒布了我國居民住房的小康標準。

　　上海市統計部門也專門立項研究；哈爾濱市按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社會進步、生態環境等4個方面16項指標規劃了2015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長春市已初步建立了一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該體系包括經濟水平、社會進步、人民生活、環境建設、民主法制和社會保障等六大類，共20項指標。而江蘇省通報的“2004年有19個指標已經達標或已達時序進度，有6個指標未達時序進度”所依據的，是他們自己確立的一整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共分4大類18項25個單一指標。

　　蘇州市發展計劃委員會就“蘇州市2005年將成為中國第一個進入小康社會的城市”的承諾向媒體解釋説，這個依據是“江蘇省給蘇州定下的小康指標，其實到目前為止，全國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小康社會考核標準”。

　　正因為小康指標制定機構眾多和制定標準不一，出現了不乏自説自話的混亂。“小康是綜合的小康，是全面的小康，也正因為此，需要多個部門協作配合，但也必須確定一個主導機構來統一協調這件事情。”李培林建議説，“這樣才能體現權威性，才有可比性”。

　　 “幸福感”也算小康指標嗎?

　　“我還是想回北京工作，在這兒壓力太大。”7月18日深夜，朋友小陳忍不住給記者打來電話訴苦。

　　小陳剛剛上任國內某大報駐上海站站長不到兩個月，月底薪將近6000元，是在北京工作時薪酬的兩倍。本來是興衝衝地接任的，但現在看來對他來説似乎不是當初所想。“我寧願拿3000塊錢，在北京我有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眾多的朋友，工作起來非常方便順心，而現在我得重新開始做基礎性網絡工作，這難度更大，且對我這個職位的淘汰率很高，沒有什麼安全感。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節奏更快，加上語言不通，用普通話交流還很難真正溝通”。他在電話那頭低沉地埋怨。

　　而剛剛博士研究生畢業的大學同學王軍在考察了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就業和工作狀況後，學勞動經濟學專業的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仍然回到河南財經學院任教。“這些地方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成本不是簡單的多出的幾千元工資就能解決的，”他對記者分析説，“錢哪都可以掙得到，但環境的舒適度卻不容易由自己決定。當大學老師，起碼每年我有兩個月的假期，況且不那麼辛苦”。

　　實際上，現在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有著與小陳的苦惱和王軍的選擇同樣和類似的經歷和感受：“幸福感”開始成為他們生活和工作選擇的重要依據。

　　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發佈的《2005年社會形勢藍皮書》意外地得出了一個結論：2004年，農民“幸福感”最高。該報告在解釋這個結論時説，從1997年到現在，連續7年農民的收入徘徊不前，今年(2004)出現了首次增長，糧食又豐收了，農民負擔下降，所以他們就幸福多一點。

　　馬仲俊老人也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去年以來，確實感到不一樣，農業稅不用交了，而且農村的貧困戶和無保戶，也都得到了政府救濟，使老有所養，貧無所憂，在農民看來，幾千年的“皇糧”不用交了，老百姓當然幸福了。這不就是“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嘛。

　　“幸福感與物質生活條件不是完全一致，是社會心理問題。幸福感實際上等於人們的生活預期除于滿足預期的能力，所以，有時幸福感高不是因為滿足預期的能力高，而是因為生活預期較低。但測量幸福感的優點，是它可以揭示客觀指標無法反映的心態和感受。很多時候，並不是物質生活條件滿足了，就一定幸福。”李培林不無感慨，“主觀感受很多國家都很重視，特別是發達國家，生活水平很高但人的孤獨感、失落感卻與日俱增，自殺人數增加，心理疾病增多，我建議把幸福感引入中國，作為對全面小康社會的參照物之一，可翻譯成主觀生活質量。這個指數老百姓也容易接受。”

　　據了解，2004年美國《福布斯》雜誌一項調查統計發現，如果從1到7遞進計算快樂的程度，美國最富有的400位富豪的快樂指數是5.8，竟然與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和肯尼亞的遊牧民族的快樂指數一樣。

　　李培林對此解釋説，幸福感的指標也有局限性，不同社會環境中人們的幸福感其實很難比較，另外幸福感與社會開放和社會流動也有關係，開放和流動能提高人們的生活預期，2005年藍皮書出版後，很多人對“農民幸福感高”的調查結論提出質疑，但這個結果經歷了若干不同調查的驗證，可能結果也反映出城鄉對幸福的理解的差異或多數農民的溫飽即安、追求不高的心態。

　　《小康》雜誌推出的十大小康指數主要是從主觀指標出發，其中最後一項就是“快樂指數。”策劃並設立這一指數的社長舒富民告訴《中國經濟週刊》，“我們確定的主觀指標，是人們對生活質量滿意度的考察，即社會提供人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人們生活需求的滿足程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條件基礎上，社會成員對自身和自身環境的感受和評價。快樂指數和其他9個小康指數並不相同，它的存在與否從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其他9個指數的分值高低，但是，它更加體現個性化標準，引入快樂指數的目的就是想讓整個小康指數的設計變得更加以人為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沈傑博士認為，“小康社會意味著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生態等方面之間的全面協調發展。不光要有各項經濟、社會發展指標，還要反映人的需要。在這些經濟、社會等硬性指標之外，不妨引入一些軟體建設標準。人們的生活滿意度，百姓對誠信的滿意度都可以通過社會學的方法測算出具體的數值。這些都可以成為小康社會建設的標準。通過這些指標才有可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研究”課題組儘管評價北京的全面小康實現程度最高，但從全面小康社會的五個子系統來看並不平衡，其社會結構實現100%，經濟與科技發展實現94.7%，人口素質實現108.4%，生活質量實現97.4%，但法制與治安僅實現55.5%。

　　江蘇省在率先提出了“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指引下，江蘇確定了明確的目標：“2007年，江蘇全省將達到全面小康標準，即人均GDP3000美元，比全國提前13年。”一時引起全國的關注。

　　但統計發現，2004年，儘管江蘇省“經濟發展”大類的4項指標全部達到時序進度，而社會發展速度還滯後於經濟發展。為此，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小康要讓人民得實惠”，“小康要不含水分”。

　　事實上，由於目前“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數字政績”考核體系還沒有真正改變，《中國經濟週刊》調查發現，全國不少地方都熱衷於追求全面小康的數字指標，加上沒有統一的指標，尤其是沒有嚴格的考核程序，許多指標都是地方上自己制定、自己上報、自己考核的，上級又有行政壓力，達標的真實度就難以保證。在實際工作和現實評價中，一種圍繞“全面小康”概念，把小康指標數字化而追求虛假“數字政績”的傾向有日益蔓延之勢。

　　前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提醒説，如今，中國已高速發展了二十年，經濟基數提高，要再保持二十年發展，靠的不是速度，更重要是質量，建設全面小康要解決“總體小康”階段沒來得及解決的更深層次、更複雜的問題。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對此建議，“今後考核一個幹部，主要看當地經濟發展效率和質量改善了沒有，能源資源消耗速率下降了沒有，區域生態質量改善了沒有，經濟社會是否協調發展，義務教育成果鞏固了沒有，環境污染治理和清潔生産水平達標了沒有。當務之急是全面樹立政績觀‘飄綠’和科學發展觀緊密相關。樹立新的政績觀，科學衡量政績，以實實在在的政績取信於民，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對於各級主要領導幹部的基本要求。只有這樣，盲目追求小康數字指標的傾向才能真正避免”。

　　業內人士指出，地方政府的政績觀與當地百姓的生活觀有時並不完全一致，既然全面小康指標的制定宗旨是以民為本，目的是為民而定，那麼是否達到指標也應最終讓最大多數的百姓滿意認可説了算。如果將百姓的認同和評價作為全面小康是否真正實現的終極衡量標準，既能有效避免小康再刮浮誇風，也將更加準確客觀地認定是否實現了全面小康。

責編：王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