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標準正逐漸成為中國農産品出口新的壁壘。比如茶葉，歐盟宣佈禁止使用的農藥從舊標準的29種增加到了新標準的62種，部分農藥標準比原標準提高了100倍以上； 再比如蜂蜜，歐盟提出蜂蜜中的氯黴素不能超過0.1個PPB，也就是説10萬噸裏不能有1克氯黴素含量。面對這些不利因素，中國農業應該怎樣應對呢？本欄目特約評論員張漢林有一些觀點。
記者：用質量標準不合格來退用我們的出口農産品是不是符合世貿的規則？
張漢林：世貿組織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它是允許世貿組織成員採取符合國際標準或者是説一些區域性的國際組織標準，或者説國際標準化組織公佈的一些標準，對某些産品的質量進行檢驗檢疫，這個應該説是它的一個權利，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同時世貿組織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也規定你不能濫用，還有一個就是説原則上要求你在實施的時候，必須要非歧視性，意思就是説必須對所有世貿組織成員的産品都這樣，而不能專門針對中國的産品這樣做。
記者：那這一次應該説並不是專門對中國産品一種歧視性的政策？
張漢林：對，但是實際上産生直接影響比較大的是中國。
記者：那麼在現在的情況下我們的出口農業需要做哪些調整，才能突破這些技術性貿易壁壘？
張漢林：我覺得預警作用很重要，所以我始終強調預警機制，這個預警機制不單純是對工業産品，實際上對農産品同樣很重要，所以這種預警作用對提醒我們國內的企業生産者調整自己的産品開發策略、市場戰略都很重要。
記者：但是工業方面的預警機制，您主張通過工業協會來進行，那農業該怎麼辦呢？
張漢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我們認為農村經濟組織形式要做一些積極地調整，這個時候政府服務變得特別重要，尤其是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有關職能部門，這方面的包括一些仲介組織。這些仲介組織我説的並不一定指的所謂的協會，但是我們可以積極地組成一些所謂的農産品的出口商協會，我覺得這些行業性的仲介組織實際上是應該積極組建的。
記者：我覺得前些年，我們很多地方都在推廣一種公司加農戶的産業化的生産模式，那麼現在這種模式是不是也要做些調整？
張漢林：你説得太對了，所以我覺得現在公司加農戶的確在面對國內市場競爭的時候，應該説它能夠比較快地做出反應，但是面對國際市場競爭的時候，我覺得這個時候對公司它本身的這種定位就變得特別的重要，它必須要很快熟悉國際國內市場的變化，然後迅速地反饋給農民，然後調整農民的種植結構，調整農民産品的這樣一個所謂的標準等等。我覺得這個東西變得很重要。
記者：現在有些地方比如像（山東）壽光這些地方，現在已經開始用統一的標準來生産所謂的無公害蔬菜，這對於突破對方的技術壁壘能有多大幫助呢？
張漢林：應該説山東壽光這個經驗值得我們很多地方借鑒，因為它完全按照國外的標準生産，包括它打到日本打到韓國去的一些産品。我就按照你日本消費者的消費需求甚至按照你的包裝要求，這個是我們的産品在日本市場上具有很重要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面，而日本國內的農産品競爭不過我們，所以這一點的確值得我們借鑒。
農産品退運比例的增加對中國農産品的出口來説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正如張漢林教授所説，中國農業要想真正解決這個難題，必須進行包括生産組織形式在內的農村深層次改革。以挑戰促改革，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馬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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