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研究室最新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農民工在我國第二産業從業人員中佔５８％，在第三産業從業人員中佔５２％，已成為支撐工業化發展的重要力量。農民工月工資主要集中在５００至８００元。其中月收入在３００元以下的佔３．５８％，３００至５００元的佔２９．２６％，５００至８００元的佔３９．２６％，８００元以上的佔２７．９％。有２８．０２％的農民工領取工資為按年領取，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達到４７．７８％，有時延期和經常延期的比例達３５．６８％和１５．６８％（據新華社４月１６日電）。

　　每月８００元已算高工資，不能基本按時領取的比例超過了半數，有近三成農民工居然拿的是“年薪”……這樣的統計數據，應引發每個人尤其是公務員們的深思：２００３年，全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為１５４８７元，被認為是“偏低”。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由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０２４元升至２００５年的１８４０５元，其中北京市首次超過３００００元，輿論仍然“普遍認為不高”。而廣大農民工的低工資又有誰關照並且呼籲過呢？

　　企業家的年薪，動輒十幾萬、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元，往往是自己簽單自己發放，一點兒也不會縮水打折扣；公務員雖然沒有年薪，但旱澇保收，１９９９年以來４次加薪，財政累計支出４０６６億元，而且政府官員灰色收入和隱性支出難以控制，僅拿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款旅遊這“三公”消費來説，每年高達數千億元人民幣，差不多快要抵上全國農民工的工資總額；相形之下，農民工兄弟領取的所謂“年薪”，卻令其愁眉不展、心情惴惴難安──每月五六百元，一年還不到８０００元，如今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要是碰上惡意欠薪者，打工一年還得賠錢。

　　在西方國家和我國沿海發達地區，不少企業已採取了周薪、日薪、時薪制，在基本能按時領取工資的僅佔４７．７８％的薪酬環境中，我們的農民工何敢對“年薪”這張畫餅産生多少奢望呢？對照這份調研報告，我們在為工業化過程中農民工的巨大奉獻投以無盡敬意的同時，應感到深深自責。據統計，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６年，國家通過壓低農産品價格的方式為工業化積累資金，中國農民為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資本積累總額超過了２萬億元，約佔我國全社會資本存量的２／３，正是這種“原始資本積累”撐起了改革開放與經濟跨越的堅實基礎。時至今日，億萬農民兄弟洗腿上岸，放下鋤頭穿上工裝，成為工人階級隊伍新成員、産業工人重要組成部分和主體，他們還在以低工資為城市發展提供資本，還在拿著缺乏保障的“年薪”，我們汗顏。

　　工資歧視伴隨著身份歧視、職業歧視和社會地位歧視，既是一種制度性歧視，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利益剝奪，久治難克的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即是鮮活例證。儘管國務院在不久前出臺的《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中提出了“同工同酬”的剛性要求，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卻是：我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多在３００到５００元，而１／３的農民工工資水平居然停留在這一低水平區間，僅能勉強維持生存；勞動力廉價到如此地步，還有那麼多人的工資按年支付、存在拖欠風險──這些信息，向整個社會的工資支付機制、工資增長機制、防範欠薪機制敲響了警鐘。 (作者: 髮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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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