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構建和諧社會 建設新農村
    專題:落實科學發展觀

	浙江優勢，可為江西的崛起注入多少活力？王先文攝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消息：３月底，當習近平與孟建柱兩位省委書記的雙手在南昌緊緊相握時，來自東部的經濟大省浙江，與正在“中部崛起”的江西省再次掀起戰略合作的高潮。

　　其實，與江西比鄰的福建、廣東經濟同樣發達，不過，這兩個省屬於外援型經濟模式，而江西沒有，想學也有一定難度。於是，江西人選擇了和自己“過去一樣窮”的浙江。

　　江西引資３０％來自浙江；浙江省委書記稱“喜做媒人，到場祝福，樂觀其成”

　　鮑洪俊：浙贛合作由來已久。如上世紀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兩省攜手安置浙江方面２０萬新安江、富春江移民；改革開放以後，緣于市場拉動的資金、勞務等生産要素的交流。但就氣勢規模而言，“十五”以後，兩地經貿合作明顯升溫。

　　早在２００２年，江西省委就作出“學習浙江經驗，加快江西經濟發展”的決定，浙贛合作進入大規模擴張時期。“十五”期間，浙江在江西實際投資６３４億元，佔江西省引資的近３０％。

　　劉建林：近年來，兩省還組建、參與了閩浙贛皖榕經濟協作區、閩浙贛皖九方經濟區、七省十地區多邊經濟技術協作網等區域經濟聯合組織。去年，江西與浙江共簽訂單項５０００萬元以上的工業合同項目２４４項，引資１３４億元。

　　鮑洪俊：這次兩省最高規格間暢談合作，簽署經貿協作框架。我感覺，現在兩省經貿合作交流進入情投意合的蜜月期，雙方發展協調關聯度不斷增強。

　　劉建林：對“蜜月”的到來，江西各界反應強烈。省委省政府、各級政府官員都組織了對“浙江經驗”的廣泛學習。學界、企業界更進行了多方位的學術研討，研究浙贛文化的差異。江西的主流媒體更是連篇累牘大幅報道，還派出採訪團專程到浙江“取真經”。

　　鮑洪俊：在浙江，推動浙江企業開展與江西等中西部地區的交流合作，已經成為一種政府倡導、市場主導、企業主體、學界獻策、媒體宣傳的時代潮流。省委省政府把“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一項戰略決策。省委書記習近平説：“對於浙江企業去江西等中西部地區投資興業，我們喜做媒人，到場祝福，樂觀其成。”

　　江西人為什麼更青睞浙江？浙江人為何選擇此時熱望江西？

　　鮑洪俊：浙贛合作高潮迭起，當然有政治層面的考慮。習近平前不久在省委常委會上説的一段話，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考慮：“浙江發展了，不要忘記中西部的窮兄弟。不要説浙江去中西部投資是雙贏的事情，即使不是雙贏，又有何不可？”他還説：“幫扶中西部省份，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作貢獻，是浙江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

　　從經濟層面講，兩省分處不同發展階段，互補性強。浙江相對豐裕的民間資金需要到近鄰江西尋找投資機遇；浙江要素稀缺，需要嫁接江西的資源優勢；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優勢更是江西最急需、最管用、最易學的制度資源。

　　劉建林：自上世紀８０年代開始的江西政府代表團訪浙，到不久前的浙江黨政代表團來贛，江西在這場“馬拉松”式合作中嘗到了甜頭。這也是江西一直比較主動的原因。當然，還有一點也很現實，江西的人力成本也很令浙江羨慕。

　　鮑洪俊：合作的根本動力正是經濟因素。我看過英國經濟學家鄧寧１９７９年的一份研究成果：當一個國家人均國民生産總值ＧＮＰ小于４００美元時，基本沒有對外直接投資；達到４００─１５００美元，開始零星對外投資；達到１５００─２５００美元時，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達到２５００─４７００美元時，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加。以此衡量浙江的ＧＮＰ，基本吻合。浙江正是從“九五”末期開始，主要在“十五”期間，進入資本輸出時期。江西正相反，資本稀缺，需要大量引資。

　　相比周邊的滬蘇閩等省市，浙江與江西的經貿合作、交流範圍更廣、規模更大、成果更豐，就因為兩地的經濟發展差距最大，供求銜接度更大。

　　劉建林：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屬性”相同。山水相連、人緣相親，地理環境相同，這是兩省媒體用得最多的詞彙。正因有如此可比性，江西人覺察到自己的不足，也認識到浙江人的可借鑒之處。

　　其實，與江西比鄰的福建、廣東經濟同樣發達，不過，由於這兩個省屬於外援型經濟模式，有大批的華僑、真正的外資，而江西沒有，“屬性”不同，江西想學也有一定難度，正是在這種特定背景下，江西人選擇了和自己“過去一樣窮”的浙江。

　　江西人關注：從農業窮省到經濟強省，浙江秘笈何在？觀察者推薦：尤其需要學習浙江的，是江西各級政府官員

　　劉建林：在習近平到江西作浙江經驗報告的那次會上，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作總結時有這樣的話：“大家肯定想搞懂一個問題：浙江從農業窮省到現在的經濟強省，怎麼過來的？”這可謂一語點破了“江西人要學浙江什麼”的核心。

　　什麼是江西人理解的“浙江精神”？孟建柱有段話很精到。他説：江西人要學習浙江人務實創新、誠信立業的精神，摒棄嘴上創業、會議創業、文件創業；要學習浙江人勇於創新的精神，要破除創業怕風險的思想；要學習浙江人遇到干擾時不動搖、不爭論、不張揚、埋頭幹；要學習浙江人誠實立身、信譽立業的精神。

　　我採訪過一些從浙江打工後回家鄉辦企業的老表，他們對浙江經驗最直接的理解就是要“吃得苦、看得準、大得膽”。有位打工妹竟然這樣説：“人家浙江人也是從家庭小作坊做大的，我們以前就是沒朝這方面想，早想了也可以做大了。”我以為，浙江的全民創業意識特別值得江西人借鑒。

　　鮑洪俊：相對於江西，浙江經驗確實琳瑯滿目，學什麼、怎麼學倒不重要，關鍵是誰最需要學。我有一個看法，向浙江學習的“江西人”這個概念過於寬泛，江西人最好在士工農商的輕重緩急上分出一點層次。坦率地講，江西的老百姓需要學浙江人吃苦耐勞精神和勞動致富、尊重財富的胸懷；江西的廠商需要學習浙江人講求誠信、重視品牌、善於合作的道德品格；江西的官員需要學習浙江人的無為而治，細心呵護，真情服務。我以為，三類人中，最需要向浙江學習的是江西各級黨委政府的官員。

　　劉建林：孟建柱也特別強調：必須像浙江那樣打造優秀的投資環境，切實糾正對企業亂收費、亂罰款的現象，杜絕新官不理舊事現象的發生。

　　鮑洪俊：是的，在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浙江的各級黨委政府確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特殊推動作用。

　　劉建林：哪些作用？

　　鮑洪俊：比如政府開明，在“無為”中保護。上世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浙江個私民營經濟發軔之初，其他地方發展個私民營經濟恐怕是“大逆不道”，浙江一些地方政府卻順應百姓呼聲，對個私經濟採取了默許保護的態度，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稅收也是欲取先予，定個基數，剩下全是自己的。而沒有像其他地方採取趕盡殺絕的手段。

　　劉建林：所以就有了“溫州模式”。

　　鮑洪俊：是。類似例子很多。一些地方在為姓“社”姓“資”爭論不休時，浙江省委堅持實行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的四不限政策。政府保護群眾首創精神，不隨便貼封條，戴帽子，打棍子。

　　劉建林：這是“浙江特色”。有所不為，肯定也會有所為。

　　鮑洪俊：對，浙江的各級政府比較善於揮舞有形之手，使政策成為推動生産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比如，２００４年以來，國家嚴控信貸了，民企遭遇空前的要素制約。杭州對工業用地，就以高新技術園區建設名義，統一發放“兩證”(房産證和土地使用證)，企業以“兩證”作抵押到銀行申請貸款就方便了。

　　在浙江，常聽到幾句話：“凡是市場能辦的，政府決不代勞”；“凡是市場失靈的，政府決不退縮”。可以説，浙江的政府服務和企業競爭、市場機制形成了一種良好的企業發展生態。

　　政府的應變調控能力也可圈可點。從２００４年開始，省裏把為企業積累無形資産、賦予企業社會資源、放大浙江企業的美譽度作為為企業營造發展環境的重要方面來抓。去年開始，又全面啟動了私民營企業“５５１１培訓計劃”，即用５年時間，完成５萬名高層經理特訓，５０萬名高級管理人員輪訓，１０００名總裁ＥＭＢＡ研修，１００萬名技術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

　　劉建林：你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浙江的政府經驗？

　　鮑洪俊：因為在目前的體制機制和制度環境下，政府部門的作為舉足輕重，影響全局。如果政府不能走在時代前沿，完善職能，提升服務，是會貽誤大局的。

　　劉建林：這個提醒很實在。實際上，從２００２年江西第一次提出“學浙江經驗”到現在，有４年了。雖然，江西人學習浙江已由理論過渡到了實踐，效倣浙江塊狀經濟、規模經濟的江西工業園區建設已成果豐碩；雖然，江西省委省政府去年又提出“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幹部創事業”的口號，激起了江西人全民創業的空前熱情，但與浙江政府層面的觀念、做法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

　　浙江人最希望江西人開闊心胸，江西人最佩服浙江人吃苦創業

　　鮑洪俊：我駐浙江站５年，覺得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性格中確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比如吃苦勤奮，“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善捕商機，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阿富汗，在南亞窮國孟加拉，都可以看到經商辦廠的浙江人。

　　劉建林：江西人對此感觸尤其深刻。江西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領導講過一個小故事：建國初期，新安江水庫有不少移民遷入江西。幾十年過去了，當年分散在江西各地的浙江移民都成了當地的致富&&人。有的搞種植，有的做水産。那位領導感嘆：“經商的天分真可説是浙江人骨子裏就有的。” 我曾經遇到一位承包水塘養珍珠的浙江移民，印象特別深。當地從未有過珍珠養殖的先例，可這位老兄硬是敢做，並且做成了，還把本地一些群眾帶動起來都發展珍珠養殖。我問他怎麼想到養殖珍珠的，他就一句話：這兒都是洼地，養珍珠有條件，我也是看電視臺教農民養殖的節目後想到的。

　　鮑洪俊：浙江人還有一些其他地區人們不曾注意的優點，讓他們少走了許多彎路。 比如，上世紀８０年代，浙江一些地方也曾出現過造假走私行為，但很快就從模倣走向自主製造創造，依靠過硬的質量和服務，打響浙貨品牌，而沒有在歧途上不能自拔，以致喪失機遇。

　　浙江人也相當專一本分，小到紐扣鋼針，大到汽車船舶，幹一行愛一行鑽一行。浙江人還很重情義，懂感恩，提倡利益均沾，遇到投資機會，浙江人總喜歡拉上朋友一起合作。

　　浙江人的缺點是商業細胞過於發達，大氣不夠，精明不開明；有時過於實際，考慮問題缺乏遠慮。就浙江的企業家而言，需要強化社會責任感，投資中西部時，就要從政治經濟兩個角度權衡決策；在具體經營行為中要提高法律意識，履行社會責任，體現商業良心，而不能損害員工利益，破壞生態環境。

　　我對江西人不太了解。感覺是，江西人甘於犧牲奉獻，勇於吃苦，樸實本分。

　　劉建林：你的感覺是對的，江西人有很多優點。不過，這段時間，江西人議得更多的，還是在深挖自身缺點。相對於浙江人的憂患意識、創業激情，江西人更多的是小富即安，隨遇而安，更多地滿足於優越的生態環境、豐富的礦産資源以及對中國革命所作的重大歷史貢獻上。對此，江西的領導層是非常清醒的。去年７月，江西省委在全省領導幹部會議上響亮提出：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幹部創事業，在全省引起很大反響。

　　隨著浙江人與江西人越來越多地打交道，浙江人對江西人有什麼希望嗎？

　　鮑洪俊：我接觸到不少浙江人，他們希望江西人開闊心胸，尊重財富，講求誠信。尤其對於包括浙商在內的外來投資者，“讓別人發財，圖自己發展”。

　　浙資入贛會“污染轉移”嗎？江西發展能避浙江教訓嗎？

　　劉建林：有人説，浙贛合作，江西人看上了浙江人的錢，浙江人看上了江西的資源。這話不無道理。３月２９日至３１日，浙江黨政代表團在江西進行了３天的參觀考察，雙方簽訂了１３０項合作項目，涉及金額高達１５０億元。其中，浙江投資１４０．３億元。在這１５０億元的總投資中，工業項目、基礎設施內項目就佔了１４５．４７億元，衛生科技內的還不到１０００萬元。

　　江西人也不是不擔心：浙贛合作雙贏的背後，也許就是江西資源的粗放浪費和環境破壞的代價。在江西採訪，我也確實看到一些浙江商人在利益的驅動下，對江西森林資源破壞性的開採。

　　對這一點，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針對招商引資提出了三點不搞：嚴重污染環境的不搞；過度消耗資源的不搞；高危行業、嚴重危害人民安全的不搞。當然，“三不搞”不光是對浙江，也是江西對所有招商引資項目的約束。我個人認為，江西與浙江合作除了這三點不搞外，還應注意信守合同、講誠信，同時不要“饑不擇食”盲目引進。

　　鮑洪俊：對，江西要特別注意民營資本的逐利天性，設置合理的投資門檻，避免“污染轉移”。浙商也應自覺履行投資的社會責任。

　　除此之外，從浙贛的長遠計，雙方的合作可能還應避免幾種情況。一是政府調控要務實適度，不能干預過度。習近平對此有過説法：政府只當紅娘和證婚人，不能越俎代庖，搞拉郎配，取代或脅迫市場主體決策。二是要把功夫下在親商護商、營造良好投資環境上，避免出現招商時隨意承諾、引資後“關門打狗”的情況。同時，還應高度重視規劃工作，合理配置工業商業資源，吸取浙江民營企業遍地開花，浪費土地資源的教訓。

責編：劉彥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