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農曆大年除夕前一天，馮太鐸終於拿著建築公司給的12萬元回到農村老家。

　　“多少可以給工人們一個交待了。”他在電話中告訴《中國青年報》。這是馮太鐸連續討薪的第十個春節，這也僅僅是他拿到的第二筆欠款。

　　就在幾天前，記者在廣東東莞見到了馮太鐸。那幾天，他總是眉頭緊鎖地拎著一個塑料袋，塑料袋裏裝著厚厚一疊資料，包括合同、工程款的開支情況等，都與某項工程有關。

　　“這麼多年，我走到哪都帶著它，丟了它就等於丟了我的命。”

　　1997年以來，一直住在爛尾樓裏的馮太鐸，就拎著這個塑料袋，每年幾十次地去“要錢”。但從51歲跑到了60歲，工地早被拍賣重建了，發包工程的東莞市建築工程總公司（以下簡稱“東莞建總”）始終沒有和他結算結清工程款，理由只有一個：開發商不見了，沒錢。

　　結算？9年來總是在敷衍

　　馮太鐸已記不起第一次找東莞建總要錢的情形。在他看來，過去9年“討債”的經歷，每次都那麼相似，“他們就是在敷衍。”

　　馮太鐸從1992年開始做包工頭。當過6年兵的馮太鐸，以為只要老老實實幹活就能拿到錢。但“拖欠”就在他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發生了。

　　1994年12月9日，在做完工地的打樁程序後，東莞建總將工程“吉之城商住樓”發包給了李滿輝負責的東莞市石排建築第十八施工隊。合同約定，總造價980多萬元的工程，實行包工包料，由施工隊帶資總額的30％承包，完工後東莞建總將全部歸還自帶資金。

　　來自廣東省陽江市的農民包工頭馮太鐸和黃富生，通過高利貸等方式籌集資金207萬元，成了李滿輝的合作者，3人以石排建築第十八施工隊的名義施工。工程在1995年1月開工，歷經多次停工後，1997年1月因為資金不到位而徹底停了下來。

　　100多名工人在等了一段時間後，拿著馮太鐸等人開的欠條先後離去。除了幾十萬元的民工工資外，當時的馮太鐸和黃富生還欠著30多萬元的高利貸和幾十萬元的材料款。

　　工程停工後，馮太鐸要求結算工程款，但東莞建總沒有同意，也不説明理由。上門去找，辦公室的人有時甚至不和他打招呼。

　　2002年7月，東莞建總的一位副科長突然來到工地，要走了所有資料，説是要結算了。馮太鐸高興得一晚上沒合眼。他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了那位副科長身上。但一直沒有消息，後來去找，副科長卻調走了。“這一段時間很忙，知道了。”“正在抓緊時間結算。”“不光你急，我們也很急啊。”“開發商跑了，我們也沒有錢。”這幾年，馮太鐸聽來聽去就是這些話。有時候，辦公室的人會很熱情地把他送到門口，拍拍他的肩膀，滿臉笑容：“對不起啊，很快就結算出來。”“我從來沒有發過火。他説在抓緊時間結算，我怎麼發火？”

　　記者問：“你相信真是在結算嗎？”“不相信，但沒錢就發不起火。我們這些農民太老實，容易受騙。”馮太鐸嘆了一口氣，“急啊，那種感受説不出來。”

　　結算協議一年都沒兌現

　　9年“討債”生涯，除了隔三岔五地催促東莞建總，馮太鐸以前只有兩次想到求助於法律。

　　第一次是在2001年，受自己被債主起訴的啟發，他找到律師，準備狀告東莞建總，因為沒有結算工程款等原因，未被法院立案。第二次是在2005年2月，他們通過律師找到東莞市建設局，在後者的調解下，拿到了20萬元用於發放民工工資。

　　那一次，雙方還協議在1個月內做好對已完成工程的結算，如有爭議，雙方報市造價站仲裁確定。同時，馮太鐸等3人要保證不因工資問題再向有關部門上訪，否則，一切後果自負。“拿著這份協議，我像捧著聖旨一樣。”馮太鐸説，“三方都簽字了，政府部門還蓋了章，我想肯定沒問題了。”2005年的春節，馮太鐸在9年裏第一次感覺好過一點。他大聲對工人們説：“你們不用怕了，最遲兩三個月就能拿到錢。”

　　3月8日，馮太鐸將工程結算書送交東莞建總。他們計算出的工程施工總價為3668949．54元，除去東莞建總在施工中支付的105萬元和20萬元民工工資，馮太鐸認為公司還欠他們200多萬元。

　　直到2005年7月，馮太鐸總算得到了明確答覆：“最慢在8月初結算好。”但轉眼4個多月過去了，馮太鐸撥通了公司總經理古玉懷的電話，對方又答應他“在一個禮拜內大家坐下來談”。

　　還是沒有結果。中途，馮太鐸給市建設局信訪辦的同志打過幾次電話，都沒有下文。“以前那麼多年，你想過要找政府部門嗎？”記者問。“沒有這種意識。以前隨便拖欠工資，政府部門也不理，找了也沒用。”馮太鐸説。

　　兒女成家，自己身無分文

　　因為拖欠的工程款，馮太鐸的生活完全被改變。

　　2005年9月15日，東莞市人民法院向他下達了“拘留決定書”：因妨害民事訴訟，拘留15日。原來，馮太鐸拖欠了別人3萬元的鋼材費，被3次告上法庭，仍無錢償還，結果被拘留。

　　他將之視為一生的恥辱。進拘留所的頭兩天，馮太鐸連水都沒喝上一口，面對鐵窗潸然淚下：“別人欠我錢，我連官司都打不了，我欠人家錢卻要坐牢。自己真沒用。”

　　更讓他難過的是，9月21日就是最小的女兒出嫁的日子。20日下午5時，被關了6天的馮太鐸走出拘留所。回到住處後洗了頭髮刮乾淨鬍子，趕到廣州乘車，晚上十點多鐘，他出現在女兒面前。此時的馮太鐸口袋裏只剩下98元錢。

　　這9年，馮太鐸住在爛尾樓裏，主要靠攬一些小活兒維持生計；有時兩三個月找不到活幹，就要靠借錢過日子。附近的小賣部也成了他的債主。

　　在他老家有個習俗，一旦門上貼了春聯，債主就不會上門了。這些年來，不到貼春聯的頭一天，馮太鐸就不敢回家。大年初一一過，他就趕緊回到東莞。

　　離過年還有1個多月，為了躲避債主，馮太鐸開始早出晚歸。沒有活兒幹，就去老鄉的工地上轉轉，或者在附近的小賣部裏坐半天。晚上十點之後，他才敢回到爛尾樓。

　　 工程發包方原是項目投資人

　　馮太鐸很急，但有人不理解。

　　“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急？”1月6日，東莞建總行政部負責人廖唯秋對記者説。在他的辦公室旁邊，挂著一塊廣東省工商局在1997年4月授予的牌子：“連續十年重合同守信用企業”。而正是在這一年，馮太鐸等人開始了向該公司追討工程款之路。“我們一直在努力找甲方（指項目開發商），聽説有點兒眉目了，知道它在香港。”廖唯秋説，公司付錢給施工隊的前提是開發商有錢給公司。“香港離東莞這麼近，要找他們很難嗎？”記者問他。“説容易也容易，説難也難。”“那為什麼不去找？”“我們要準備好材料啊。”“準備材料需要9年嗎？為什麼不先和施工隊結算？”“這個我無法回答。”廖唯秋呵呵一笑。

　　他告訴記者，開發商也拖欠了公司大約300萬元的工程款，他們也很急。他認為是李滿輝把公司拖進了泥潭，“開始是公司在做，打了樁，發現開發商沒有錢給，準備撤場，李滿輝在開發商的介紹下找到了公司，要求挂靠，説是可以帶資。”

　　但記者了解到，李滿輝所在的施工隊和東莞建總的合同關係是承包與發包的關係。對此，廖唯秋表示不太清楚。

　　記者在東莞市工商局查詢到，“吉之城商住樓”項目的開發商為“東莞吉之城商業住宅開發有限公司”（簡稱“吉之城”），註冊資本為7280萬元人民幣，經營期限為1993年8月28日至2003年8月27日。其中，東莞市建築工程總公司房地産開發公司即為投資者之一，出資額為2184萬元，佔投資總額的30％。另一投資方為“（香港）吉之城投資有限公司”，企業登記的地址就是東莞建總所在地，當年為“東莞市運河西路3號”。

　　按廖唯秋的解釋，當時“吉之城”沒有地方辦公，就租用了總公司的房子，後來搬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店辦公（目前該酒店已倒閉），“什麼時候消失的，我們也不知道。”2003年5月8日，“吉之城”被吊銷了營業執照。

　　古玉懷當年代表公司和施工隊簽訂了合同，記者堅持要採訪他。廖唯秋説他出差了，給了記者一個手機號，和馮太鐸得到的號碼一樣，無法撥通。

　　 最新進展：3個月內做好結算

　　對於馮太鐸等人的遭遇，東莞市建設局負責信訪工作的湯錦華表示很同情。他説，此事的解決難度很大，因為“開發商不見了，又拖了這麼長時間”。

　　2005年2月2日，在湯錦華的組織下，雙方曾達成一項協議：由施工隊會同甲方（指東莞建總）通過法律途徑向“吉之城”項目開發商追討工程款，如因甲方的過錯導致工程款無法追回，則可向甲方追討。但廖唯秋在簽字後稱沒帶公章。第二天，最終達成的協議裏去掉了這一條。

　　那麼，東莞建總有沒有責任向施工隊支付工程款呢？湯錦華不敢肯定。“如果市建總是項目的投資方，應該按所佔股份的比例賠償工程款。”

　　2006年1月24日，湯錦華告訴記者，市建設局有關領導要求處理好這件事。1月10日，在該局一位副局長的過問下，雙方又進行了協商，但馮太鐸希望拿點錢過年的願望沒有得到滿足。“我們找他們老總談過幾次了，但沒有錢，怎麼壓他都不行。”湯錦華在電話中告訴記者。

　　1月25日和26日，在兩次調解後，馮太鐸從東莞建總“借支”了12萬元，對方答應他們在春節後3個月內找到（香港）吉之城投資有限公司，做好工程款的結算。（李斌）

責編：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