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日前接受記者採訪時説，各級法院在審理行政官司時，已從過去怕工作搞不好添“亂子”、得罪政府少“票子”、失去選票丟“帽子”的“三怕”轉變為“三個親自”，即對行政審判親自過問，重大案件親自協調處理，遇到涉及社會穩定、各方關注案件親自向黨委、人大彙報。（12月5日法制日報）

　　法院的“三怕”轉變為“三親自”，用形象的話講，就是法官不再懼怕得罪政府。法官不再懼怕得罪政府，折射著今天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深刻變化：“民告官”再不是破天荒的事而成了一個依法辦事的常態。從前沒有“民告官”，法院不會“審政府”，自然也就不會有“懼怕、得罪”之説。而當政府和公民個人發生矛盾糾紛，無論雙方的社會角色多麼複雜，力量的對比多麼懸殊，都只能化為“原告”和“被告”兩個平等的法律主體訴諸法律時，法官就有了一個“位置問題”。有了“位置問題”，也就必然會促使法官做出選擇，也才會有從當初“三怕”到今天“三親自”的轉變。

　　法官不再懼怕得罪政府，其實就是法官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從宏觀層面上講，就是司法的正本清源。既然政府和公民個人都是平等的法律主體，那麼雙方在法官眼裏就沒有所謂複雜的社會角色，也沒有所謂懸殊的力量對比，而只剩下孰是孰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下，讓法律來做出公正的裁決。法官不再懼怕得罪政府，還有一個鮮明的佐證就是近年來各地法院不再參與所謂“司法、行政都姓公，本來就是一家人”的“聯合執法”。退出“聯合執法”，這個抽身卻步，邁出的是回歸司法獨立的一大步。建立不受地方行政權力影響的只對法律負責的獨立司法機關，體現的既是法官法治理念的強化和昇華，也反映了司法環境的改善和優化，從中也可以清晰地地看到我國社會主義法制進程的軌跡。

　　如果説法官不再懼怕得罪政府令人欣慰，那麼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除此之外，我們更期待著政府對法律真正的敬畏。今天在一些地方的“民告官”中，官“懶得答理”的情形並非鮮見，以致什麼地方的一把手偶然上了一回法庭做了一次被告，就會被媒體當成聞所未聞的新聞。放下官司的誰贏誰輸且不説，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本身就彰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又遑論對法律的敬畏？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説，法官不再懼怕得罪政府，實際上也是促使政府對依法行政的內涵作更深層次的思考和理解。(奚旭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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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