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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醫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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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英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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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禮忠 |
CCTV.com消息（兒女英雄傳）：在日本人的鼠疫細菌還沒有投撒到湖北常德以前，那裏是著名的魚米之鄉，商賈林立，貿易繁榮。1941年，張禮忠10歲，一家11口人，他的父親是常德城第一家圖章店的老闆，財源茂盛，興旺發達。何英珍家在常德城南門開了一家大藥房，還兼辦辣椒土産買賣，生意興隆。徐萬智家是常德近郊的富農，生活富足。這一年的11月4日，滅頂之災突然從天而降，三家人的命運開始了大逆轉。
張禮忠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傭人同時得病，高燒不退；徐萬智的父親從城裏回家也發起了高燒；同樣的症狀也降臨到何萬珍的嫂子身上，發高燒，起紫斑。家人將他們送到已經收容了200個同樣急症病人的常德廣德醫院，不出兩天，這些親人便都死去了。
國民政府緊急調集了一支200人的醫療小組來到廣德醫院，發現這些病人同時感染了鼠疫病菌，疫情和一年前在浙江金華發生的鼠疫爆發情形幾乎一模一樣。鼠疫發病時間快，死亡率極高，在當時幾乎是不治之症。
抗戰全面爆發後，日軍在1938年佔領了武漢，抗戰進入了相持階段。常德是當時陪都重慶的交通門戶，又是華中戰場的糧倉，每天有大量糧食外運，日軍希望細菌能通過糧食轉移到大後方，製造恐怖，達到兵不血刃制服中國的目的。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市民聽到了飛機的警報聲，但投下的並不是炸彈，而是大量的棉絮、谷粒、紙屑，它們裹挾著鼠疫跳蚤，落到常德的土地上。從此，在常德這個不到3平方公里的小城裏，每天都有10幾個人因感染鼠疫而死去。同時，疫情還在向四週蔓延。國民政府的兩名細菌專家陳文貴和容啟榮此時趕到了常德，他們分別寫了調查報告，證實在常德的歷史上，本土沒有過鼠疫細菌，外地也沒有傳入過鼠疫細菌，這是日本飛機投灑的鼠疫細菌。
為了不引起恐慌，當時國民政府並未向市民公佈鼠疫疫情，但採取了緊急措施隔離患者，注射鼠疫防治疫苗，為了切斷傳染源，將鼠疫患者的屍體火化。
當時的常德瀰漫著恐怖與猜忌，雞犬相聞、家家閉戶。徐萬智一家因抓藥治病欠下大量的銀錢，短短18天，家裏死了6口人。而張禮忠一家在細菌戰和隨後的常德會戰中死去的人數達8口之多，倖存下來的只有他和他的母親。
鼠疫的威脅又以常德城為中心，波及到了周邊10個縣，30個鄉，150個村。石公橋鎮更成了恐怖之鎮，在短短的兩三個月內，就新增150 多堆新墳，有2 戶人家全家死絕。
1946年8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了進行了審判，日軍在侵華期間向中國的20個城市使用了細菌武器，受難者逾百萬。但在審判席的幕後，731部隊指揮官石井四郎以向美國提供細菌研究資料為代價，逃脫了懲罰。上世紀50年代末，美國將從731部隊獲得的細菌戰研究資料歸還日本，日本政府隨即將其塵封，至今沒有公開。
1996年，常德，這個在廢墟上重新建起的城市，在沉默中度過了半個世紀。這年冬天，一個日本代表團來到了這裡，他們包括 3 名律師和1個電視臺的攝製小組，在一年以前他們剛在浙江進行了細菌戰調查，他們自稱來常德的目的是為了蒐集細菌戰的資料，準備今後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當時接待他們的是常德外事辦副主任陳玉芳，她的心裏對這些日本人有些抵觸，甚至懷疑他們來訪的目的。
日本代表團到達的第二天就要求下鄉調查。陳玉芳帶他們到當年細菌戰受害最嚴重的石公橋鎮。一位70多歲的白髮老人一聽説來的是日本人，極度的憤恨使他高聲怒罵。當老人得知這些人是來搞細菌戰調查的，是幫中國人的，就上前擁抱他們，剛被罵得狗血噴頭的日本人流下了眼淚。
一瀨敬一郎是日本著名的民權律師，他的父親曾經參加過侵華戰爭，1995年他接受了中國浙江細菌戰訴訟代理的委託。這次來常德，他希望能夠詳細調查常德細菌戰受害者的情況，找出中國原告，和浙江細菌戰一併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
一瀨帶來了很多日本方面關於細菌戰的最新研究資料。對方的真誠逐漸取得了陳玉芳的信任。一瀨希望陳玉芳參與調查常德細菌戰的受害情況，在受害者中找出原告，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他表示願意無償地為受害者提供援助；並希望陳玉芳能夠簽下委託書，讓他們來打這場官司。
當年43歲的陳玉芳是常德市委中重點培養的年輕女幹部，參與細菌戰的調查並非她的本職工作，日後勢必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陳玉芳雖有些猶豫，但想到這幾個日本人都勇於為正義而戰，更何況中國人自己呢？最終她堅定地在委託書上簽了字，委託一瀨敬一郎作為常德細菌戰訴訟的日方代理律師，並開始著手成立常德細菌戰調查委員會。
1997年，一瀨敬一郎又三次來到常德，進行細菌戰的調查，為今後的訴訟積累證據，尋找資料。
對於細菌戰訴訟來説，最重要的是事實確認的問題，事實的真實性非常重要。因為戰爭的遺害在繼續，受害者不願意説出過去的傷痛，這些會帶來這樣的問題，真實的事實如何呈現給法院，讓法院承認這些事實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事實的承認是判決的基礎。
一開始，就連找30個原告都很難，陳玉芳就委託各居委會開會，看當年誰家裏受過害，挨家挨戶地問。
從1997年初開始，陳玉芳帶領兩名助手在常德周邊10個縣、30個鄉積極尋找細菌戰受害者，希望他們説出積壓多年的往事，能夠作為原告站在日本法庭上。
但像張禮忠、徐萬智和何英珍這樣的受害遺屬，都不願意講這些過去受到的傷害，一提起家人離去的情形，他們的心就揪著疼。而且他們壓根就不相信日本人能真的認罪。
剛踏上訴訟之路的陳玉芳還沒有意識到這是怎樣一條佈滿荊棘的曲折之路。在此後長達9年的訴訟旅途中，她一次次的失落，苦惱，又一次次地奮進，一次次在悲憤中站了起來。
責編：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