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９月２日電題：鐵血文章傳千古──獻給抗日烽火中的新聞記者

　　記者曲志紅　顧瑞珍

　　“《新華日報》一張頂一個炮彈，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戰。”

　　太行深處，朱德總司令談笑間曾對華北《新華日報》如此嘉許。可以説，這也是“新聞”在中國抗戰中發揮特殊作用的形象寫照。

　　回望漫長而嚴酷的１４年抗戰歷程，可以看到中國新聞界和眾多新聞記者始終活躍在抗戰“第一線”。這個“第一線”，包括在戰場，在大後方，在敵後根據地，乃至在香港、在東南亞，在歐洲……到處都有勇敢無畏的新聞記者的身影。

　　以筆為槍，在國家危亡之際絕對是一件沉甸甸的責任和使命。面對山河破碎、生靈涂炭的民族浩劫，眾多新聞記者和進步報人義無反顧投入抗日救國的洪流。他們筆下真實的所見所聞、深切的所感所嘆，強烈的所愛所恨──蘊滿著一個民族不屈的吶喊

　　“九?一八”事變後，上海《申報》發表大量支持抗日救國運動的文章和新聞。蔣介石十分惱火，找到當時《申報》的主要負責人史量才，威脅説：“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１００萬兵。”而史量才則反唇相譏：“對不起，我手下有１００萬讀者。”

　　面對抗日救亡這個民族大義，有如此風骨和膽識，在當時的新聞同仁中可謂比比皆是。

　　日軍侵佔山海關的那年，深感民族危機日重而焦慮不已的范長江，放棄北大哲學系的學業開始自己的新聞生涯。１９３５年７月，他用１０個月的時間，踏遍西北地區４８個縣市，邊走邊寫，後來匯集為《中國的西北角》的通訊，第一次讓中國人知道了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也讓讀者真切了解到西北地區的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以極大熱忱投入抗戰報道的新聞記者，都懷著這樣一腔熱血。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深夜，２１歲的上海《新聞報》記者陸詒被槍炮聲驚醒。他堅決要求到第一線採訪報道，並拒絕了報社為上前線採訪記者辦理的人身保險：不惜以死報國，何須保險？！

　　這是他在新聞中記錄下的我軍將士的報國決心：“我們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果犧牲，希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仆後繼，保衛我國神聖領土（張治中）”。

　　“那時的人們對抗戰新聞特別關心”，８６歲的李普回憶起６０多年前自己在重慶新華日報的記者生涯，臉上呈現的是一種平靜的嚮往。在他到處散落著書籍、雜誌的家中，沒能找到一本叫《光榮歸於民主》的集子，他説，那時他在報紙上開了個專欄叫“漫談解放區”，從各種能獲得的公開資料中了解解放區的抗戰和各方面情況，然後以隨筆、漫談的形式介紹給重慶和大後方的讀者。抗戰剛一勝利，當時的報社研究室主任胡繩就將專欄所發文章帶到上海結集出版，定名為《光榮歸於民主》。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裏，從事抗戰報道的記者幾乎和戰士一樣每天面對著敵人的炮火。憑著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氣和無畏，他們用筆、用鏡頭記錄了中國抗日軍民的英勇，侵華日軍的殘暴和每一次重大事件、戰役的發生發展──染著硝煙的文章見證中華兒女奮起抗敵的歷史

　　長年陳列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一幅歷史照片《切斷敵人供給線》，被認為是反映全民抗戰的代表作之一。拍攝這幅照片的李峰，對當時的情形記憶猶新。　

　　“那是１９４４年在山西忻州南同蒲鐵路拍攝的。那年我剛滿１９歲，在晉察冀軍區第二軍分區搞攝影，全部的‘家當’只有一台折合式蔡斯照相機。”

　　李峰後來成為新華社著名文字記者，但他家客廳的墻上，一眼可見的卻是這張年輕時的攝影作品。 　

　　當年年輕的戰地記者，如今都是耄耋老人了，但他們身上卻總有種英武之氣彌而不衰。

　　“我們是革命的攝影工作者，帶著武器，走進人群去，奔馳戰鬥裏，把人民憤怒的心火和子弟兵的勝利拍進鏡頭，把敵人的暴行和漢奸的無恥，印成千萬張照片……”

　　這首誕生在６５年前的《我們是革命的攝影工作者》，現在可能鮮有人知了，但８４歲的袁克忠，這位在抗戰期間幾度出生入死的戰地記者，卻至今牢牢記在心上，唱在口中。

　　一直和八路軍轉戰敵後的華北《新華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何雲，詼諧地形容他們的工作狀態是“鉛字和子彈共鳴，筆桿和槍桿齊飛”。

　　這樣的考驗，非有極大的勇氣和堅韌所能承受。可是，不僅大批中國新聞工作者不斷涌向前線，許多來自海外的愛國華僑和世界不同國家的新聞記者，也以記者的良知積極投身中國的抗戰報道。

　　埃德加?斯諾、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５０多位外國新聞記者，在抗戰最艱苦的年代，曆盡艱險陸續到延安和抗日根據地採訪，真實報道我國軍民的抗戰情況，揭露日寇的殘暴罪行，在全世界産生廣泛的影響。

　　慘烈的抗戰期間，僅在敵後根據地，犧牲的新聞工作者就數以千計。他們當然珍視自己的生命，他們嚮往美好的生活，為了正義與和平，為了自由和解放，他們義無反顧──用生命的奉獻築起精神的豐碑

　　“我多麼懷念他們啊！”當年新華社晉綏總分社呂梁分社的隨軍記者，８６歲的馬明老人，現在還總是想起那些以身殉國的同事和戰友。“那時，日軍頻繁掃蕩，條件極為艱苦，我們這些人既是記者，又是戰士，８年中，僅新華社就有１１０位好同事‘壯烈’了”。

　　這段血與火的日子，永遠深藏在老人心裏。

　　新華社烈士紀實中，一一記載著這１１０位烈士的名字和犧牲過程。讓人忍不住悲概萬分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竟是如此年輕，２０、２１、１８歲……其中，華北總分社的譯電員王健，只有１６歲。

　　花一樣的少女，花一樣的季節，青春的鮮血潑灑在太行上。

　　更讓人不能不從心裏震撼的，我們的這些前輩，竟個個死得如此剛烈，如此決絕，如此盪氣迴腸！

　　何雲，是新華社華北總分社社長，同時還擔任著《新華日報》（華北版）總編輯。１９４２年５月的那次大掃蕩中，何雲不幸犧牲，時年３７歲，新婚不足半年。　

　　同在這次反掃蕩戰鬥中犧牲的黃君玨，一位３歲孩子的母親。

　　這樣的女子，這樣的死，天下所有的文字都顯得如此蒼白！

　　還有我們無論如何不應忘記的德國共産黨員希伯，１９４１年９月他來到八路軍１１５師駐地，兩個月裏他寫下《在日寇佔領區的旅行》和《為恢復山東而鬥爭》等長篇通訊，“把親身經歷的一切事情，真實地報道給全世界人民。”

　　１１月２９日，一個飛雪紛紛的傍晚，希伯突然遭遇敵人，他一連擊倒幾名日軍，最後寡不敵眾而戰死。這位世界馳名的德國記者，長眠在中國山東大青山五道溝下。

　　英烈的名字，使中國的抗戰新聞史分外凝重。想起黃君玨的丈夫後來給岳父寫信時所言：吾岳有不朽之女兒，婿獲貞烈之妻，概屬民族之無上光榮！

　　作為後來者，我們有如此之前輩同行，概屬無上光榮和自豪。

　　新聞轉瞬即逝，但它們記錄歷史卻綿延不絕。追隨著艱苦卓絕的抗戰歷程而從未間斷的一篇篇新聞報道，穿越流淌的歲月成為我們民族的記憶。時至今日，面對這些用熱忱、勇氣、良知和生命寫就的文字，仍會感到一種氣息，一種脈動，一種火焰般的燃燒。

　　一代優秀的抗戰新聞工作者，在這裡永恒。（完）

責編：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