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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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東京市中心的東京法院大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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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可以容納150人的旁聽席坐滿了人 |
CCTV.com消息（東方時空）：
2005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初七，按照中國的傳統習俗，春節的喜慶氣氛還遠遠沒有結束。而這一天的夜晚，在位於日本東京市中心的日中友好會館，一個簡單的宴會同樣充滿著熱烈氣氛。宴會的主角是一位70多歲的中國老人，他叫楊寶山──侵華日軍平頂山大屠殺的倖存者之一。3天之後，平頂山大屠殺倖存者對日索賠訴訟將在東京高等法院進行二審最後一次開庭，楊寶山老人將作為原告代表出庭作證。
環直彌：今天，楊先生、劉先生大老遠來到這裡辛苦了，歡迎你們的到來。
參加這次歡迎會的都是楊寶山在幾次出庭作證期間結識的老朋友，其中除了在中國已經廣為人知的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律師團的律師以外，還有另外一個鮮為人知的日本市民團體──平頂山事件索賠勝訴執行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他們當中大多都是普通的日本市民，也有曾經參加過二戰的前日本老兵以及研究中國歷史的日本學者。
矢口仁也：我希望通過平頂山（訴訟）的勝利，使六十年之後的今年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我認為今年是建立中日和平和友好一個重要的年份。為此，讓我們一起向著勝利努力。楊先生、 劉先生，祝你們健康，同時祝我們取得真正的勝利，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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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庭前的聲援遊行 |
在歡迎會上，日本律師告訴記者，在日本，像平頂山事件勝訴執行委員會這樣支持中國受害者訴訟的市民團體共有十多個。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為每一起中國受害者索賠訴訟組織聲援和募集資金。中國人所熟知的強擄勞工、強徵慰安婦、遺棄化學武器等訴訟都有相應的執行委員會。而這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都來自一個更大的市民團體??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支持會，歡迎會很快就結束了。對於支持會和執行委員會我們還沒有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這樣一個由日本普通市民組成的民間團體在整個對日民間索賠中究竟能夠起到多大作用？這些普通的日本人又是為了什麼幫助那些他們並不熟識的中國人和自己的政府打官司？這些問題引起了我們強烈的好奇。
2005年2月16號，由於颱風的影響，東京下起了不小的雨，氣溫驟降。我們乘坐地鐵來到位於東京市中心的東京法院大樓進行外景拍攝。這所灰色的建築裏集中著東京地方法院和東京高等法院等司法機構。對於它，所有關心平頂山事件索賠訴訟的人們並不陌生。1932年9月16號，侵華日軍對我國遼寧省撫順市平頂山村的3000多名無辜百姓進行了慘絕人寰的集體屠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平頂山慘案”。從1996年開始，這起慘案中的倖存者楊寶山等人在這裡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目前，訴訟已經進行了整整九年。歷經一審敗訴之後，2月18號在東京高等法院進行的二審最後一次開庭對於中國原告能否取得勝訴至關重要。
法庭外的輿論支持很重要
川上詩朗 平頂山大屠殺受害者索賠訴訟律師團律師：
在法庭上重要的事情是：能多大程度地使法官認真起來，為此，要讓更多的人來法庭，坐滿旁聽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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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上詩朗 |
川上詩朗是平頂山大屠殺受害者索賠訴訟律師團的律師之一，和其他參與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律師一樣，在開庭之前，他最關心的是是否有足夠多的人會來旁聽審判。
川上詩朗：我認為讓法官明白有很多人都關心這個問題，是比什麼都更重要的。
然而，追溯到十年前，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剛剛開始的時候，在日本，了解和關心這個訴訟的人實在是少得可憐，參與的律師只有二三十人，日本媒體的報道幾乎是一片空白，而支持訴訟的日本民眾更是寥寥無幾。
南典男：1995年，十年前開始提起訴訟時，周圍的律師都説這個裁判絕對不會贏，百分之百贏不了，我也被這麼説過。所以就我自己來説，最初那段時間感到很孤立。
南典男，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律師團事務局長，是最早參與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的律師之一，也是繼日本著名律師尾山宏和小野寺利孝之後，成為律師團中堅力量的一名年輕律師。如今，在日本由250多名律師組成的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律師團，代理的中國受害者索賠訴訟已經接近三十起。由於在這些訴訟當中，被告都是日本政府或著名企業。因此，對於律師團來説，最需要的就是日本民眾和輿論的支持，於是成立支持會這樣一個市民組織的想法便應運而生。
南典男：
我們（律師和支持會成員）都是從代理人的立場來支援（受害者原告）。不同的是我們以法庭為中心活動，通過在法庭上的勝訴，來支援中國的戰爭受害者。支持會則是通過旁聽審判，或製造輿論來支援中國戰爭受害者。
大谷猛夫：
我們組織這個運動的中心目的是支援訴訟。因為我們認為中國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正當的要求，所以創辦了這個（支持會）。
大谷猛夫，現任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支持會事務局長，主要負責支持會的日常工作。
這個斯文而瘦小的老人另外一個身份是一名普通的中學歷史教師，正是出於對歷史真實的認同和對日本戰後和平憲法原則的堅持，十年前，他就和一些致力於幫助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的律師一道籌劃成立了支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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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會現場捐款 |
大谷猛夫：
我自己是在中學教中國歷史的老師，其他的一般市民，勞動者、主婦、退休的人等則是響應律師的號召，認為這對日本的民主來講是很重要的，對日本的和平來講是很重要的，就聚集在了一起。
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支持會正式成立於1995年，當時的成員只有一千人左右，由於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不斷增加，支持會開始成立各個執行委員會具體負責某一個特定訴訟的支援工作，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侵華日軍在戰爭中給中國受害者造成的深重傷害。
大谷猛夫：
在各個場所訴説這件事，向周圍的人宣傳。由於我自己是中學老師，我就向孩子們訴説這些事實，告訴他們日本在戰爭中做了些什麼。
川上詩朗：
律師團不用説是作為律師的集團直接承擔在法庭上的辯護工作的，但在這個審判中，只有律師團是無法獲勝的，對於這個問題，還要讓更多的日本人知道，知道平頂山事件，讓他們從法庭外來援助，要在日本國內製造必須解決這個問題的輿論。
在拍攝東京裁判所外景的過程中，我們偶然碰到了一群來法院旁聽審判的日本中學生，雖然雨下得很大，但學生們還是井然有序地按照法院的規定抽籤排隊進入法庭。同行的翻譯告訴記者，其實日本社會很注重從小對孩子進行法律方面的教育，組織學生定期旁觀庭審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而對於成年人來説，選擇自己感興趣和關心的案子來法庭旁聽則更是家常便飯。但是，在這樣一個高度關注司法的社會環境中，要大量發動普通的日本市民參與到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審理過程中來卻十分困難，而最大的困難則來自於日本人對於當年那段歷史的不了解。
日本街頭采訪
記者：您聽説過戰後賠償裁判嗎？
路人甲：我不太清楚這些，對不起
記者：你知道戰後賠償裁判這個詞嗎？
路人乙：不知道
路人丙：聽説過，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啊。
路人丁：對不起，我……
長谷川順一：
一個月大約開庭兩次，開庭時都有旁聽席，中等程度的法庭約有四十左右的旁聽席，大的約有一百人，必須要使旁聽席坐滿人，才能給法官施加壓力。
長谷川順一是遺棄化學武器事件訴訟支持會的事務局長，1937年生人，正是在這一年他的父親作為一名侵華日軍士兵被派往中國。戰敗後，長谷川順一的父親回到日本，但在隨後的時間裏他只字不提自己在中國的經歷。直到他因病去世時，已經16歲的長谷川順一對父親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還一無所知。
長谷川順一：
直到成人後，我才知道父親侵略中國一事。作為侵略軍，作為士兵，我父親去了中國的上海、南京、常州、武漢等地。所以説正因為我是侵略過中國的士兵的兒子，在我心底才有要道歉的念頭，作為兒子道歉。
在了解了父親參與的侵略行為之後，懷著贖罪信念的長谷川順一開始投入到一系列反省戰爭的活動中，他從1991年開始到中國訪問遺棄化學武器的受害者，同時調查日軍化學部隊製造和使用化學武器的真相。並最終在南典男律師的推薦下加入了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支持會，成為遺棄化學武器事件訴訟支持會的事務局長。
長谷川順一：
我成為事務局長後，要動員人們去法院旁聽，中國的勞工裁判也好、平頂山慘案裁判也好，難點在於原告要從中國來，原告沒來而開庭審理的情況也有。但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要把旁聽席坐滿， 但是，因為旁聽席必須要坐滿人，開庭都是在白天，白天審理，且是週一到週五，這時日本人都在工作。
長谷川順一告訴記者，面對這樣一種困境，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不斷擴大宣傳，讓更多的日本人通過了解真相，來引起旁聽的興趣，進而支持中國受害者對日索賠。
長谷川順一：
通過告知人們中國毒氣受害者的真相，日本加害的真相，盡可能地讓人們知道日本軍隊的罪惡，因日軍的暴行而受害的人的難以癒合的創傷，以及他們困苦的生活。 然後請求人們請假到法院去旁聽。
怎樣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歷史真相
那麼，用什麼樣的方式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歷史真相呢？支持會和各個執行委員會的做法是在每次庭審的前後，經常舉行各種各樣的報告集會。通過一些學者的報告和中國原告的講述讓日本民眾了解中國受害者的悲慘經歷。
2月16號下午，雨還在不停地下。在距離東京裁判所不遠的律師會館，一場支持海南島慰安婦訴訟的報告集會正在舉行。這是一間臨時租用的小型會議室，會議由海南島慰安婦訴訟的代理律師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海南島慰安婦訴訟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和不同年齡層次的市民。其中，有年近花甲的老人，也有一些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一位支持會的成員告訴我們，來參加會議的市民是由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通過各種方式邀請來的。
衝野章子：
原告來日本時召開報告集會，至於召開集會，我們去請求各種社會團體的幫助，我們直接去拜訪各種市民團體、工會等，請求他們參加。請他們參加集會，每次每次我們都要做這些。
衝野章子是平頂山事件勝訴執行委員會的事務局長，已經過了退休年齡的她，目前還就職于另外一個市民團體，而所有的空閒時間包括為其他市民團體工作得到的報酬，章子都用在了支持平頂山事件訴訟的活動上，她告訴我們，五年來執行委員會所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舉辦各種各樣的報告集會讓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和關注平頂山事件的訴訟。
衝野章子：
由於日本國內的人原本不知道平頂山事件，所以最開始沒有人來旁聽。通過原告來日本，大家聽他們的訴説，人們慢慢地知道了平頂山事件。
記者在海南島慰安婦訴訟的報告集會上了解到,很多日本市民都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集會。而對於這樣的市民,支持會工作人員都會進行認真的記錄，並在集會之後與這些市民保持聯絡，以爭取他們加入支持會的行列。
永村誠朗：
首先向人們發送報紙、信件，然後通過電話一個人一個人地動員，請大家參加。
永村誠朗是強擄中國勞工和劉連仁案勝訴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作為日本工會組織的一員，他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
永村誠朗：
由於與律師團的關係的緣故，還有我自己在和煤礦工人共同鬥爭的過程中，知道了有關被強迫抓到煤礦勞動的中國人、朝鮮人悲慘遭遇的情況。
加入支持會之後，永村誠朗負責中國被強擄勞工索賠訴訟的支持工作，和衝也章子一樣，爭取足夠的市民關注案件的審理，也是他所在的執行委員會的主要工作。
`永村誠朗：
還有一個，旁聽之外的援助活動是徵集簽名。這個，比如説劉連仁先生時，給東京高等法院的簽名，在日本徵集了三十七萬，從中國徵集了六十三萬，總共向法院提交了一百萬。
此外，由於日本主流媒體至今仍然很少報道中國受害者訴訟的消息，為了讓更多的日本民眾了解受害者索賠訴訟的情況，除了舉辦報告集會之外，支持會還出版了許多關於日本侵華歷史和訴訟情況的報紙、雜誌等宣傳品。
大谷猛夫：
這是我們這個市民團體“援助中國戰爭受害者會”辦的雜誌，其目的是把日本的大新聞媒體不報道的這類消息廣泛地告知日本國民。
這份以索賠為刊名的雜誌除了及時報道每次訴訟的最新進展之外，還大量刊登當年日軍侵華期間所犯下的種種暴行。目前這份雜誌共發行三千多份，發行的對象主要是支持會的成員以及渴望了解歷史真相的日本市民。
大谷猛夫：
大致地説既有勞動者、也有普通市民、主婦、退休靠養老金生活的人等等，很多人都在讀這份雜誌。
我們想廣泛地宣傳我們的想法，而讀過這份雜誌的人又會把這些事實告訴周圍的人，這樣，這個環就會逐漸變大。
通過各種各樣的宣傳，如今，支持會的成員已經由成立之初的一千人發展到現在的三千多人。而了解中國受害者索賠訴訟的日本人也越來越多。
2月17日，離開庭還有一天時間，在與東京高等法院一墻之隔的東京律師會館，平頂山事件的代理律師和楊寶山為出庭時的證言作最後一次準備。
庭審演練 德永淳子 大江京子 楊寶山
第一點是，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訴説最想讓法官知道的悲慘的事實。從這個目的出發，我提煉了（你的證詞）
像這樣的出庭演練，對於楊寶山老人來説，已經是第三次。由於已經是70多歲的高齡了，長時間的法庭陳述對楊寶山老人來説已經十分困難，因此每次出庭前律師和翻譯都要和楊寶山一起認真地核對證詞。
大江京子：
因為18日的法庭陳述是最後的意見陳述，原告方打九年官司的最後的意見陳述，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更有效的陳述，為此而做的演練。
（希望你在法庭上説的）第一個是日本軍來了，騙説要照相，把大家帶了出來。第二個是揚先生聽説照相很高興，非常天真地高興著，然而實際上等待的卻是機關槍。第三個是媽媽抱著自己死去時的事情。
為楊寶山擔任翻譯工作的是中國戰爭受害者索賠訴訟支持會的成員德永淳子女士。日本侵華時期，德永女士曾經跟隨從事電影工作的父親在中國生活過很長時間，如今，從事中文教學的德永經濟上並不寬裕，但作為支持會成員，在中國原告出庭時德永女士義務擔任了大多數的翻譯工作。
我們在採訪支持會和各個執行委員會的過程中發現，幾乎每一個參與這項特殊工作的日本市民都或多或少和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情感聯絡。澀谷夫婦就是其中之一。
參與工作的日本市民與中國的情感聯絡
澀谷和佳子：
我想去這裡，是日本電視臺吧？不管怎麼説，從涉谷車站直走。 直走，從涉谷站，走哪條路好呢？ 你看著辦吧，車少的就行。
澀谷和佳子是平頂山事件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她的丈夫澀谷廣和則是強擄勞工訴訟執行委員會的成員。由於開庭的時間已經迫近，這些日子夫婦兩人為了各自工作奔忙，白天很少見面。
澀谷和佳子：
你好，我找圖書資料室的櫻井先生，我叫澀谷，我們約好了。
這個條幅是澀谷和佳子一個星期前定做的，在楊寶山老人出庭的當天，按照慣例，平頂山事件執行委員會將在法院外舉行一個簡短的聲援遊行，條幅就是為了遊行準備的。
（澀谷夫婦算賬）
其它還有什麼要墊付的？就這些。就這些？印刷費呢？印刷費還沒算進去。沒算進去。
由於澀谷和佳子同時負責平頂山事件執行委員會的會計工作，所以晚上回到家裏，她還要經常和丈夫一起核算賬目。夫妻兩人都是退休教師，都酷愛中國文化。在參加支持會之前，兩人一直過著平靜的退休生活。
澀谷廣和：
最開始，對於戰後賠償裁判，我去旁聽了。通過中國原告的證言，我才頭一次知道曾經有過如此喪盡天良的事情。在日本的學校，即使是大學也根本沒有學到過。反而是日本因原子彈爆炸受到的傷害、因空襲受到的傷害等，由於戰爭的緣故致使很多人死亡等，書中大幅講的都是日本受到的傷害。
而促使澀谷廣和加入支持會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還來自於他兒時在中國的一段經歷。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還在讀小學的澀谷廣和跟隨在鐵路上工作的父親一起來到中國，在山東生活了三年時間，而當時正是日本侵華戰爭最後肆虐的時期。
澀谷廣和：
我當時還是孩子，沒有真正地參加過這些事情，但我還是記得那時我認為中國人是劣等的，和表兄弟們一起欺負過中國人。對於這些事情直到現在我還感到很愧疚。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第二年，澀谷廣和隨父母前往青島，準備從那裏乘船撤回日本，而就在前往青島途中澀谷一家遭遇了搶劫。
澀谷廣和：
直到現在我還很感激，當時我們的行李被搶劫時，八路軍，現在的人民解放軍來了，保護了我們。整整一天在我們的身邊，拿著槍走著，保護我們。
因此我們平安地到達了青島。
正是這段經歷使當時年幼的澀谷廣和對中國産生了一種十分特殊的感情，進而對中國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成年後的澀谷廣和決定一定要從事對華友好的工作。
如今的澀谷廣和是日中友好協會的理事，同時也是中國戰爭受害者訴訟支持會的常務委員。在澀谷廣和的影響下，妻子澀谷和佳子也加入了支持會並成為平頂山事件勝訴執行委員會的骨幹成員。為中國戰爭受害者討回公道成了澀谷夫婦共同的目標。而退休之後，夫婦二人更是把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了支持會的日常工作上。
有裁判時，因為需要為裁判發行報紙，就要做從各處收集稿件等的工作，還要在電腦上製作報紙，有時會幹到深夜一點。
與澀谷夫婦和德永女士等大多數已過退休年齡的支持會成員不同的是，在支持會成員當中，記者還見到了一些年輕的面孔。高部優子就是其中之一。大約十年前，還在讀大學的高部優子十分喜歡旅遊和了解亞洲的歷史，一次在菲律賓旅遊時高部偶然接觸到了當年的日軍慰安婦，這些老人的悲慘經歷第一次讓高部了解到當年日軍在亞洲各國的暴行，這些以前從未在教科書當中學到的歷史真相。而正是這次菲律賓之行促使高部開始參與援助日軍暴行受害者的活動。
高部優子：
因為和那些慰安婦老奶奶的相遇，使我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 我覺得過去自己不知道這些事情是很可恥的
此後，高部優子開始大量參加戰爭受害者的報告集會，並且更多地接觸到了平頂山大屠殺事件。
高部優子：
我想不能光是聽受害人的證言，還應該為受害人作一些實際的、有益有用的事情，所以就參與了法律援助活動
大學畢業之後，高部優子開了一家小的音像公司，在經營公司的同時，她利用業餘時間幫助支持會拍攝了大量中國受害者到日本參加報告集會的錄像資料，還製作了許多揭露日軍罪行的音像製品，用於支持會的宣傳，其中楊寶山老人在這次出庭時將作為證據播放的錄像就是高部優子拍攝製作的一部記錄片，而所有這些工作都是無償的。
高部優子：
製作錄像時，在年末除夕夜的晚上等都在做。是的，晚上幹到很晚，還有，忙的時候幾乎沒有（與家人）會話的時間。不過，我和我先生相遇是在平頂山事件的集會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他能理解我
高部優子家的地下室，有一間十幾平米的房間，是她所經營的小音像公司的製作間。現在這裡已經堆滿了關於中國民間對日訴訟的書籍和資料。在她的電腦裏，我們看到了剛剛製作完成的一部關於平頂山大屠殺事件的動畫片。
高部優子告訴我們，這部動畫片是專門製作給日本的中小學生看的，她希望通過這樣片子能夠讓日本的孩子從小就有機會了解那段歷史的真相。
在支持會為數不多的年輕人當中還有一位名叫金子美晴的日本姑娘。在中國戰爭受害者訴訟支持會，幾乎所有的成員都是利用業餘時間參與支持會的活動。而金子美晴則是支持會事務所裏唯一的一名專職工作人員。在東京豐島區一座陳舊的寫字樓裏，記者採訪了金子美晴。
金子美晴：
平日一個人，一直是一人。基本上是一個人。房租七萬日元左右。
我想不是很貴的吧。
出乎記者想象的是，擁有三千多名成員的支持會事務所竟然只擁有一間8平方米左右的辦公室，而且條件十分簡陋。2月的日本，天氣仍然很冷，然而在這間狹窄的辦公室裏，用來取暖的只有一支簡易的電暖氣。
作為事務所唯一的專職工作人員，金子美晴在這裡的主要工作是向支持會所有的成員定期郵寄支持會發行的各種報刊，同時製作和訴訟有關的宣傳品以及處理支持會的各種日常事務。
金子美晴：
今天打算發，拿了很多來。今天寄二千八百份左右。今天已經做完了，只剩下郵寄了。
這個是會刊，印刷三千份這個，大約八萬日元。其它郵費大約是十萬日元吧。
在事務所裏平時只有金子一個人工作，只有最忙的時候才會有一些志願者到這裡幫忙，而平時大量的事物性工作就落到了金子一個人身上。
金子美晴：
比我想象的要辛苦得多。一是專職工作的只有我一人，我要承擔所有的責任，比如説感冒了、休息了，一星期後，所有的工作還都是我的。責任沒有分給別人。比從旁邊觀看，事務性的工作還要加上必須要發起運動，動員旁聽，製造輿論等，比我想象的工作要多。
金子美晴坦率地告訴我們，雖然與同齡人相比她的工資少得可憐，但支持會仍然沒有能力雇用更多的專職工作人員，這主要是出於財務上的原因。
由於經常舉行各種各樣的活動，如何籌集活動經費是支持會和執行委員會面臨的最大難題。因此，凡是加入支持會的成員，每年都要向支持會交納3000日元相當於220元人民幣的費用作為會費。然而，這些經費除了用來出版報紙雜誌等宣傳品以及租用集會場地之外，已經所剩無幾，因此為中國受害者赴日訴訟提供的經費往往需要支持會的成員和律師們額外的捐助來籌集。
（報告會現場捐款）
在這個裁判長時期的鬥爭中，得到了大家很多的捐款，作為執行委員會，充滿了感激之情。……
您還做律師的工作，謝謝……
這是我的煙錢，捐獻一盒煙（的錢）。
在楊寶山老人參加的報告集會上，澀谷和佳子向現場的與會者發起了臨時的募捐，這次募捐一共籌集了三萬八千日圓，這些錢將全部用於本次開庭前後的各種活動。
澀谷和佳子：
錢不會自己出來，全都是大家從生活費中擠出來的，所以在募捐時我內心覺得很不安。不過如果沒有錢的話，就無法請原告來、無法發行報紙，所以説只能橫下心來，請大家出錢。
2月18日，下午一點半，離平頂山事件索賠訴訟二審最後一次開庭還有半個小時，平頂山事件索賠勝訴執行委員會的骨幹成員和趕來旁聽的日本市民就早早來到了東京裁判所的大門外，準備開始開庭前的聲援遊行。
整個遊行的過程短暫而平靜，20分鐘後，我們跟隨原告和代理律師進入了東京高等法院的審判庭。按照日本法庭的規定，我們的攝影師只能拍攝原告和被告以及雙方律師入坐後，到開庭前的兩分鐘時間畫面，而且不能拍攝除了法官之外任何人的特寫鏡頭。由於在整個的拍攝過程中法庭是完全鴉雀無聲的，兩分鐘的時間顯得比實際要長。通過有限的鏡頭，我們能夠觀察到的是，中方原告的律師席坐滿了律師，小野寺利孝、尾山宏和南典南都端坐在楊寶山老人的身後；而大約可以容納150人的旁聽席則坐滿了人。
責編：陶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