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面]趙毓英:把日本戰犯從“鬼”改造成人 
央視國際 (2005年08月15日 12:52)
進入[面對面]>>
專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
CCTV.com消息（面對面）：
他們曾經是十惡不赦的日本鬼子，喪盡天良，在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戰後成了中國人民的階下之囚
趙毓英：非常記恨又覺得興奮，過去壓迫我們中國人，殘害我們無辜老百姓不就是這些個人嘛。
他們是一群中國管教人員，一邊是與侵略者的國恨家仇，一邊是給戰犯提供良好的改造環境，他們承受了怎樣的理智與情感之間的鬥爭
趙毓英：我們學醫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但是我們一看這對象都是日本人，心情就特別不安心。
《面對面》王志專訪撫順戰犯管理所原護士長，聽她講述把日本戰犯從“鬼”改造成人的故事。
精彩對白
主持人：他們認為不是戰犯嗎？
趙毓英：他認為，我們是幫助中國。
主持人：怎麼面對啊，一家八口就剩下一個，都被日本人殺了。
趙毓英：所以最後無條件服從，最後回宿舍門口大哭一場。
主持人：我們拿什麼接？
趙毓英：我認為是以人道主義為主，是人嘛，當然不是豬也不是牛羊的。
主持人：那這樣一來怎麼平衡得了啊，他們是犯人？
趙毓英：那這是工作呀，都圍繞戰犯的思想改造為主。
主持人：還有一個我們想了解，當年藥品的情況應該是很緊張的。
趙毓英：都是很缺乏的，但是我們也沒有限制，給他用了。
主持人：有沒有頑固不化的？
趙毓英：大家就是認為他挺能鬧的。
主持人：那您作為一個參與改造他們的工作人員，您怎麼看待這個審批的結果？
趙毓英：認為自己死有餘辜，甚至要求給予死刑，而且跪下了，向人民謝罪。
主持人：那您心中的仇恨呢，以往的那種仇恨呢，怎麼化解？
趙毓英：前事不忘後世之事啊。
人物介紹
趙毓英：76歲
畢業于中國醫科大學
1950年7月至1959年10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
擔任護士長 現離休在家
這就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原址，目前正在重新整修，要恢復關押日本戰犯時的面貌，在1950年到1964年期間，這裡曾經關押過日本戰犯982人，偽滿洲國戰犯71人，其中就有末代皇帝溥儀。
趙毓英是當時戰犯管理所的護士長，主要負責日本戰犯的醫療保健工作。
趙毓英同期：這裡是治療室，一些簡單的病在這都能處理，那邊的凳子是我們自己設計的，用於給有腿傷的戰犯治療時搭在上面。
趙毓英來戰犯管理所之前，是一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她和另外兩名同學一起被選中到戰犯管理所工作，來之前，三個人都不知道具體任務是什麼。
主持人：當時沒來以前有一點跡象嗎，我們來做什麼？
趙毓英：沒有，沒有，他們説緊急任務，我們來到這兒以後吧，有一個禮拜，我們所長，當時是孫明齋，召集全所工作人員的會議，傳達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公安部的指示，就説我們要接收一批戰犯，由蘇聯移交過來的戰犯，讓我們馬上做準備。
主持人：到這兒服務以後，您知道服務的對像是日本戰犯的時候，您很愉快的接受了？
趙毓英：拿我個人來説了，心情就怎麼説呢，既然服從組織分配，但是和我們想象的不一樣，我們學醫的宗旨，教育我們要救死扶傷，為人民服務，但是我們一看，這對像過去都是日本人，尤其我這本身當過亡國奴，都受過他們害的，所以怎麼給他們服務，心情就特別不安心，所以像我這種思想在我們醫務人員當中是普遍的，而不但在我們醫務人員，就是在其他的全所的工作人員都有想法。
主持人：説出來了嗎？
趙毓英：你比如説有一個叫王興的看守，他家八口人，七口被日本人殺了，他逃出來了，在他大爺的撫養下參軍了，以後呢他參軍啊，殺敵啊，報國啊，最後分配到這兒，聽説為看管這個戰犯，一直心裏心情就不行，當時就是就要求調出，這樣領導要做工作吧，所以最後無條件服從，最後回宿舍蒙頭大哭一場。
主持人：怎麼面對啊，一家八口就剩下一個，都被日本人殺了。
趙毓英：都被日本人殺了，你説這心情能好過嗎？所以當時管理所啊，不但像我們，連我們的兩位所長都是抗日的幹部，都有這种經歷，你看我們的副所長起初腿都瘸了，打日本鬼子那時候，被逼到最後跳到冰冷的河裏，最後腿都受害了。
主持人：這麼説就説通了，那麼大的仇恨，又親身的經歷？
趙毓英：那也是逐漸的過程，我們都有這點，要無條件地應該服從黨的指示，因為我們特別相信黨的指示是不會錯的，逐漸思想上也就是説這麼慢慢地轉變過來。
主持人：當時黨的指示具體來説是什麼？
趙毓英：當時黨的指示就是，應該以革命人道主義這種思想為指導，我們要尊重犯人的人格，要不打、不罵，我們給予他們以人道主義待遇，比如説吧，我們的監號來説吧，過去是日本人關押我們中國愛國志士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象條件是怎麼惡劣的，我們改造這裡的環境來説，頭一個就是把窗戶加高。
主持人：來的時候，什麼樣子？
趙毓英：我們來那時候剛剛改造完，當時那院裏還有一個小亭子，現在還有，我們那時候小女孩都不敢去，説那時候就是停屍房，就是害我們這些愛國志士的停屍房。
趙毓英到管理所的時候，戰犯管理所剛剛改造完畢，當時新中國成立沒多久，正是全面建設的時期，經費非常緊張，可是政府還是投入了近四百多萬元的經費改造了管理所，新建了俱樂部，廁所，鍋爐房，浴室，理髮室和圖書館。
1950年7月中旬，趙毓英和30多名同事從撫順來到中蘇邊境的綏芬河，接收從蘇聯方面移交過來的日本戰犯。
主持人：交接的情況順利嗎？
趙毓英：還是非常順利的，移交以後呢，他們往車上上車的時候我們都看見了，蘇聯送他們是用悶罐車給他們送過來的。
主持人：我們拿什麼接？
趙毓英：我們是客車，用兩節綠色的客車。
主持人：那客車那麼大窗戶，這安全有保證啊？
趙毓英：那客車，當時我們把車窗都用報紙給它糊上了，讓他們看不見外面。
主持人：您的第一印象呢？看到這些戰犯的時候。
趙毓英：怎麼説呢，非常記恨又覺得興奮，怎麼説呢，殘害我們無辜老百姓不就是這些個人嘛，過去壓迫我們中國人，今天成為我們的階下囚了。
主持人：他們的表現呢？
趙毓英：他們當時吧，有些將官，高級軍官，他們還挺著架子，他們不是天皇教育出來的嘛，挺胸腆肚的，還得假裝嘛，像那麼回事啊，實質是不然的，他們是很緊張的、很慌張的。
主持人：你怎麼知道啊？
趙毓英：那也看出來，那他也是，也是發呆了，緊張，有的時候眼睛總是偷偷地注意我們工作人員的表情，老想從窗戶那個縫偷偷往外張望，老想探聽我們這些情況。我們那時候呢，醫務人員呢，就各車廂巡視，看他們的病，問問哪有沒有病。
主持人：在車上就開始替他們服務了？
趙毓英：上車以後我們就各車廂的就巡迴地挨座問啊，看看也觀察也問，看看有什麼病，有什麼不舒服，隨時背著藥箱，發現小來小去的病就給他們藥。我記得那時候吧，有一個，就突然肚子疼，後來又發現這不是一般，急性闌尾炎哪，當時我們車還沒到一定的站呢，大站呢，我們當時就給打針啊，或者針灸啊，或者是緊急的對症措施吧，我記得到牡丹江的時候吧，有我，那時候還有看守員，還有部隊，就把他送到附近的鐵路醫院。
主持人：一路上很順利嗎，到撫順？
趙毓英：那是非常順利，雖然時間短，做了充分的準備。你看，給他們一吃飯了，他們心情就穩定多了，因為什麼呢？我覺得我們在車上要到大站的時候，每天都給他們做飯，每天就吃大米飯哪，夏天土豆啊燉什麼菜啊，火車要趕上沒有大站的時候，我們就給他們準備麵包啊，鹹鴨蛋啦，火腿腸啊。所以我們這是人道主義力量啊，是對他們穩定情緒也是起到一個很大的作用。
在這982名日本戰犯中，很多人擔任過日本軍隊或者偽滿政府的高級職務，這裡面有南京大屠殺的參與者，有七三一細菌部隊的支隊長，有殺害過楊靖宇將軍趙一曼烈士的警察局首腦，還有到處製造無人區的侵華日軍師團長，這些戰犯被認為是日本侵略政策的忠實執行者。
日本戰犯進入管理所後，首先就給管教人員出了一個難題，他們不肯吃管理所供應的高粱米飯，有的甚至故意浪費糧食。
趙毓英：剛來時吧，第一頓飯所長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所長也就那種想法，你們和我們幹部吃一樣飯不就對了嘛，我們那時候，建國初期吃粗糧，吃高粱米、窩頭，這是為主的，所以他們來了以後第一頓飯做的就是高粱米飯。
主持人：你們當時也是吃這個？
趙毓英：我們也吃這個，吃這個我們也非常高興，因為什麼呢？拿我來説，我們都當過亡國奴，過去吃飯也吃不飽，吃代食品，吃豆餅、橡子面，我還是在城市長大的，這都吃過。所以吃這個，我們覺得這是東北人民的主食，所以當時我們的經濟情況，發展的能力各方面還不是説到今天這樣一個程度吧，是不是。他不吃，所長一看一頓不吃還是不餓，你們不吃就不餓，下頓還給你照這樣做，因為沒虐待你啊，和我們幹部一樣啊，他還不吃。再不吃，所長也受不了了，這我有責任哪，這不吃，這餓出個好歹怎麼辦，這怎麼辦，趕緊給上級打電話。
主持人：上報到哪兒，上級？
趙毓英：公安部，請示領導唄，説怎麼辦。
主持人：就一個監獄的事，這個地方戰犯管理所的事，就直接能請示到公安部了？
趙毓英：公安部直接領導這個戰犯管理所，那時候，公安部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什麼時候，一下就請示中央。
主持人：最後吃的問題怎麼解決的？
趙毓英：怎麼解決啊，領導説了，一律細糧，一律吃細糧，而且要分大中小灶，將官級的是小灶，校官級的是中灶，尉官級的是大灶。
主持人：什麼標準呢？
趙毓英：咱們這麼説吧，普遍的主食來説都是細糧，都是細糧，大米、白麵，那麼菜蔬來説就是魚啊、肉了、蛋了，另外，當時還指示我們要尊重他民族習慣，日本民族習慣什麼呢？比方説到年底了吧，他更喜歡打糕啊、紫菜飯卷啦，又吃日本醬湯啊。
主持人：那跟當時外面相比呢，跟東北的老百姓相比呢，他們的生活水準呢。
趙毓英：很好，不能比，別説跟老百姓，我們不還都算幹部嘛，我們吃的，就拿我們醫務人員來説，我記得，當時我們有夜班飯，夜班飯吃他們日本小兵的三等伙食，吃點兒麵條，給看守員他們聽到了，那還嫉妒壞了呢，吃不上，所以我們那覺得還挺幸運的呢。
當時公安部根據戰犯不同的軍銜和級別，制定的戰犯伙食標準分為三檔，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而當時，一斤豬肉的價格也就在3毛錢左右，平均每個戰犯一天吃的肉量快要趕上一個管教幹部一個月的肉食定量，有個説法是，“戰犯吃肉，管教吃窩頭”。
主持人：那這樣一來怎麼平衡得了啊，他們是犯人？
趙毓英：是啊，是啊，我們就平衡不了嘛，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醫務人員為了考慮他們的營養價值，我記得我還當過營養護士，給他們不但吃得好，還要定食譜，怎麼變花樣，怎麼做法，不損失營養，計算每天需要多少熱量，做這些工作，所以我們就需要和炊事，事務人員，事務長，炊事員，不斷取得聯絡吧，配合吧，你們買來以後啊，我們指導，這樣一來就鬧起矛盾了，就初期那時候，比如説我記得我有一回告訴廚師怎麼怎麼做，那個班長叫劉勝青，那都部隊下來的。（他説）我做不了，誰出的餿主意，這個那個的，吃飽了就不錯了，還變花樣，這麼的那麼的，給他吃那些有啥用啊，給豬吃肥了，咱還殺肉吃呢，給他吃有啥用，我不做，誰出的餿主意，誰能整誰整，這一弄我就尷尬了。
主持人：就是您給犯人定的這個標準哪，比你們還高啊，真正能落實嗎，那麼長的時間？
趙毓英：那這是工作呀，我們管理所的一切工作呀，以人道主義為本，以改造好，都圍繞戰犯的思想改造為主。
主持人：那這個吃跟思想改造關係就那麼密切，有用嗎？
趙毓英：太有用了，我覺得，他要對比呀，他要對比，他給中國人吃了什麼啊，別説吃啊，殺了多少人，燒光、殺光、搶光啊，他拿中國人當人嗎？他吃著這些東西，他心裏怎麼樣，人哪有時候應該有良心的，我們的改造戰犯，不管是不殺他，是那樣，而且喚醒他的良知，人都得有良知啊，通過這個我們是人道嘛，人道主義，不但把他當人看，而且很尊重他們的人格的，不尊重人格能分大中灶小灶，你吃飽了算了。
主持人：起到預想中間的作用了嗎？
趙毓英：我想是當然，這是一部分，我們專靠給他吃，我們也不進行思想教育，那是不行的，讓他們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在哪兒，從思想根源挖掘結合自己的經歷，讓他們認識這些。
管理所還每年兩次為日本戰犯進行體檢，為他們建立正規的門診病例和身體健康情況登記卡，戰犯牙壞了可以鑲牙，眼睛有毛病了可以配眼鏡，腿殘疾了可以安裝假肢。
管理所還按季節、季度給戰犯注射預防流腦、傷寒等流行病的疫苗。
主持人：當年藥品的情況應該是很緊張的。
趙毓英：是的。
主持人：你們這個能保證嗎？
趙毓英：所以我們當時吧，雖然處於建國初期，又處於抗美援朝階段，所以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於犯人的用藥沒有限制，藥費從來也沒有卡過，該用什麼藥用什麼藥。那時候有個田井久二郎，罪惡也是挺大的，得了梅毒，梅毒性的心臟病，可能是，也是很嚴重，完了當時我們就給他用一些治療藥，那都是一些進口藥，有些藥啊 ，還用青黴素什麼的，都是很缺乏的，但是我們也沒有限制，給他用了。
主持人：他們上這個屋子裏頭看病的時候有看守陪同嗎？
趙毓英：（看守）統一領他們來，都來候診，都在那兒坐著。進屋不用（看守跟著），大夫也是看一個進來一個。
主持人：你們不害怕嗎？
趙毓英：時間長了，我們一點兒也沒有那種感覺了，沒有害怕那種感覺，而且他們配合地也非常好，我們送藥，端個盆子到那個監號裏頭，他都知道，我們要給誰叫誰號，送藥，他都當眾，一下，張嘴一下都吃下去，他知道我們是要看著他們吃下去的。所以時間長了配合也都很默契，所以這些人也是都挺循規蹈矩的。
主持人：不擔心嗎，你們？
趙毓英：沒有什麼擔心，一點兒沒有，我們對他們那方面啊，表面是緩和啊，實質還是不放鬆任何警惕的，還是很嚴的，表面緩和實質嚴，雖然你看我們看守員沒有一個帶武器的，但是我們的門外邊都有部隊看守。
主持人：一開始就不帶武器嗎？
趙毓英：不帶武器，就怕刺激他，但是我們工作當中，時時警惕性非常高的，而且我們要隨時要代表我們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氣魄，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我們是一種這樣的態度對待每個犯人。
雖然管理所在各方面創造出良好的改造環境，但是，一些日本軍國主義頑固分子在進入管理所的第二天，就開始製造事端，有的日本戰犯撕下貼在墻上的《戰犯管理條例》，有的在監號內大喊“天皇萬歲”，認為自己是戰俘而不是戰犯，叫嚷著中國政府違反國際法。
主持人：他們認為不是戰犯嗎？
趙毓英：他們自己認為不是，他們要認為是戰犯了，就對他罪惡有認識了，他怎麼認為呢？我們是幫助中國，不是侵略，因為我們國家小，我們為了生存，我們這是正當的向外擴張，他這麼認為。另外呢，他認為他是優秀民族，大和民族，優秀民族，我們幫助你們國家來建設來了，幫助你們，他這麼認為。
主持人：那碰到這種極端的行為的時候，管教幹部怎麼辦？
趙毓英：我們一般看守員都是不隨便答覆，就是讓你，你自己考慮去你究竟是什麼，你自己好好考慮，你考慮好再來，我們不能隨便作以答覆。
管教人員對戰犯進行一番《國際法》知識教育後，平息了戰犯的騷動。為了更好地改造戰犯，管理所在戰犯當中組織了學習小組，先是通過調查研究，把戰犯中有學習願望的80多人組織起來，當時的學習材料主要是列寧寫的《帝國主義論》的日文版。
一些戰犯通過討論，結合自己的家庭在二戰前後的生活狀況變化，逐步開始自我揭發在中國犯下的罪惡行徑。
主持人：但是讓他們自己來揭發自己，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趙毓英：是啊。
主持人：你們用了什麼手段呢，讓他們能認識到這一點？
趙毓英：我們哪，就是以思想改造和人道主義相結合的這種方式，最有效，首先我拿你當人看了，尊重你。是吧，你雖然是個犯人，犯了那麼多罪，我還給你吃得很好，而且給你必要的這個生活用品。
主持人：就沒有一點特殊的手段嗎，都像您説的人道主義、和風細雨，沒有那種很嚴厲的？
趙毓英：當然也要有了，這可不是，這種人道主義可不是軟弱無能的，那麼你，你這個改造，你畢竟是我們的階下囚，階下囚我們對待你當人對待，當然你不服從我們，教育不聽給你警告，要再警告不聽，給你拉出去單獨關小號。
主持人：不用刑的嗎？
趙毓英：不，這種強制的手法不是我們的這個中國人民的國家所採用的這種辦法。
主持人：那對於不服管的呢？
趙毓英：警告你，你再不聽的就擱這裡反省，反省，檢討，檢討什麼時候過關就行，你這檢討還得當眾檢討，這麼一當眾檢討，一廣播，你不原先你逞能嘛、你&&嘛，你老想幹啥嘛，那你老實下來。
主持人：有沒有頑固不化的？
趙毓英：當然也是有的，這麼多人，個別的還沒有嗎？有一個，那時候就是，大家就是認為他挺能鬧的。
主持人：怎麼能鬧？
趙毓英：像抗美援朝那個階段哪，幻想美帝國主義第三次大戰起來了，我們八月中秋節給他買月餅，他利用月餅上包裝，不有月餅畫的那個圓的嘛，畫個月餅圓形嘛，他把這個圓形剪下來貼到手絹上，弄個太陽旗，擱個旗擱在監號裏，插著，在那兒遙拜。
隨著一些戰犯開始自我揭露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這種風氣逐漸擴大到中高層軍官，一些被認為是極端頑固分子也開始轉變觀念，勇敢地站出來做自我檢討。
為了進一步形成改造戰犯的良好氛圍，管理所還購買了小提琴、手風琴和各種管樂器，以活躍戰犯的日常文化生活。
日本戰犯在管理所內還可以進行體育比賽。
趙毓英：年節給他們演電影，自己自編自導演劇啊，他們自己設計，搭露天舞臺，擺一些樂器，讓他們唱歌啊、自己跳舞啊，我覺得當時那時可能是，一週就能看上一次電影吧，這些都是真的，而且不是説單純為娛樂而娛樂，都是與他的思想教育非常有關的。我記得當時給他們演過這個電影，振動很大，《混血兒》，你像滕田茂這樣的高級將領，看到這個以後，自己就通過學習認識到了，自己落淚了，感到什麼呢？我們要不是進行這種侵略戰爭，我們哪能把自己國家帶來這種後果呢？
主持人：感同身受啊。
趙毓英：所以對他們改造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主要由自己來揭露自己罪行，這是最難的，最不容易的。
主持人：他們為什麼願意説呢，不説你也不知道啊？
趙毓英：在這個改造人這方面，我説最偉大的一點就在這兒，是，那為什麼那個東京大審判，審判那些二戰罪犯，為什麼到死了，判絞刑了，他也不承認呢，們不也不承認嘛，人就是這樣的，他已經認識到了，那麼我們這麼樣地尊重他們，拿他當人待，對比這良心上，良知，人的良知有幹啥，他必須説（出罪行來）。
主持人：就當年的這改造過程，對於今天來説還是一個謎啊，撫順戰犯管理所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讓他們自己起來揭發，我自己來講述你們不知道的罪行？
趙毓英：改造一個人哪，確實轉變一個人的思想，作為一個人的人生觀來説，這是就是他今後的方向問題，這是非常非常主要的，就讓他能夠認識到這個過去錯誤的根源在哪兒，他要不知道這個錯誤的根源，那麼侵略戰爭和正義戰爭的區別在哪兒，那他就不知道他這個錯誤在哪兒。
從1955年開始，中國政府向世界公佈了關押戰犯的名單，一些戰犯的家人在紅十字會的組織下，從日本前來撫順戰犯管理所探望親人，在改造中表現得特別出色的戰犯還被允許與妻子同居。
1956年年初,管理所組織戰犯參觀了長春，瀋陽，北京，杭州，哈爾濱，武漢，南京等城市的企業，廠礦，學校和部隊，讓他們看看新中國的變化。
趙毓英：我記得那年我們領他們到南京參觀了水利學院，大學，可能在那附近吧，就是南京大屠殺的那個地點啊，他們好多人哪，就是以藤田茂為主的，跪下謝罪，自己幹啥玩意。所以説通過這個學習呀，從上到下改造都是發自於，從內心，發自於內心的。
1956年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派出700名幹部組成東北工作團，對戰犯進行了偵查審訊，同時，組織大批外調人員，在凡被日寇侵佔過的地方，向被害的倖存者蒐集到近三萬件控訴書和鑒定書，8000多份日本人殘留在各地的檔案資料。
主持人：為什麼還要重新調查呢？
趙毓英：有些東西是他重新坦白出來的，也有一些坦白出來的，也有是他的下級檢舉出來的，這些東西，那麼我們也不能説只要你説，只要你説了就相信，我們是國家在法律方面是很嚴肅的，重證據。
主持人：這個揭發等於是為預審做準備？
趙毓英：揭發他的工作吧，也就是在悔罪認罪當中促使他能夠主動地坦白交代，當然呢，這個揭發呢也是一種旁證，我認為，我是這麼認為，也是一種旁證，但是更主要的，主動讓他自己來坦白、交代、回憶。
1956年6月至7月，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對將校級軍官以及擔任過偽滿政府高級職務的戰犯進行了公開審訊。為了公正地進行審訊，中國政府還給戰犯安排了律師。
趙毓英作為醫護人員，和其他醫護人員在現場參加了審訊，親眼目睹了審判的全過程。
趙毓英：所以他們在我們宣讀他們的罪行當中，不但認罪，痛哭流涕，而且要給予，甚至要求給予，認為自己死有餘辜，甚至要求給予死刑，而且跪下了，向人民謝罪，有的甚至就向聽眾這方面謝罪，跪下了。
主持人：是自願的嗎，還是有壓力？
趙毓英：不不不，審判庭上的人員一看到他跪下，這個情況，馬上我們就把他攙扶起來，站起來好好説，就這樣一個情況。所以當時，有的在證人面前，比如説細菌戰的什麼證人哪，我們現在證人在啊，老百姓什麼，就向他們認罪，這種情況跪地痛哭流涕，這個情況，這個場面哪，就是差不多都是有普遍的現象，就在審判當中。
按照二戰後國際上懲治戰犯規定的量刑標準，撫順戰犯管理所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戰犯應判死刑。然而，中央人民政府實行了寬大政策，最終只決定對45名戰犯予以判刑，分別判處12至20年有期徒刑，還宣佈刑期從被關押的時間開始計算。
特別軍事法庭還對其他的897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遣送回國；45名罪行十分嚴重的日本戰犯，最終全部提前釋放，最後一批日本戰犯于1964年回國。
而其他的二戰受害國都處死過數百名戰犯。
主持人：那您作為一個參與改造他們的工作人員，您怎麼看待這個審批的結果？
趙毓英：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哪，作為一級甲級戰犯哪，在東京開的軍事法庭啊，像東條英機他們，都判死刑、判絞刑，我們總共用了2個多月的時間審判，他們用2年半的時間，至死沒有一個人認罪。所以我們真正把這種罪大惡極的犯人改造過來了，各個認罪伏法，所以這一點上來説確實是史無前例的。
主持人：你們曾經離他們那麼近，對他們的罪行應該了解是很清楚的，但是現在該判死刑的沒有判死刑，該判重刑的無罪釋放了，你能理解嗎？
趙毓英：這個我們太能理解了，毛主席好像在哪説過這句話，就是説敵人哪，就是説放下武器啊，是可以改造的，是不是。就是説人哪也不是鐵板一塊，就是説他就是不是頑固不化的，所以我們只要方法政策對頭，也是可以改造好的。
日本戰犯們獲釋歸國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一直遵循著“反對侵略戰爭，貢獻于和平與中日友好”的宗旨，30多年來，他們不斷衝破日本右翼勢力的種種阻礙，以其親身經歷，對日本侵華戰爭展開無情的揭露和批判，聯絡會的負責人還受到過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88年10月22日，“中歸聯”捐款建造了一座6.米多高的 “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落成于撫順戰犯管理所。
同時，中歸聯還邀請當年的管教人員訪問日本，趙毓英先後應邀去了五次日本。
趙毓英： 1984年邀請我們以後，這幾十年我們不斷地來往信件，他們稱我們這些改造人員，把我們稱為恩師，甚至這樣的。
主持人：他們怎麼看待戰犯管理所這一段生活呢？
趙毓英：他們吧，怎麼説呢，認為這是他們的再生之地啊，把管理所稱為，由鬼變成人的再生之地，所以是他們一生也不能忘卻的地方，不但是他們，而且他的家屬，他的子女啊，甚至隨他們帶到管理所來，以後都發表自己的感想，對於中國這種改造他們這個親人，就是無限地感謝，就是這樣一個態度。
主持人：那1984年您第一次接到這個邀請，邀請你去日本，而且是你當年管理過的這些戰犯，邀請您去的時候您是什麼心情？
趙毓英：感到非常自豪，改造他們，從這方面感到自豪。見到他們又覺得非常親切，一點兒也沒有什麼隔膜。而且這些人甚至見到我們的管教人員痛哭流涕，抱頭痛哭啊，那種熱烈場合那是很激動人心的。
主持人：那您心中的仇恨呢，以往的那種仇恨呢，怎麼化解？
趙毓英：那種仇恨哪，只能説對他們罪惡的仇恨還是不能改的，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啊，他們侵略中國人這種民族仇恨那是任何時候不能忘的，但是對他這人來説吧，我們就沒有那種感覺了，今天也是朋友了，他也是受害者了，我們就把他看成一個普通的日本人民，就這麼樣的看法。
責編：辛梓 來源：
|
首頁 >
新聞頻道 >
中國新聞 >
正文
本篇文章共有 1 頁，當前為第 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