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北京7月11日電(記者 董偉) 2005年7月11日，我國有了自己的首個“航海日”。600年前的這一天，大明帝國的鄭和艦隊首航南中國海和印度洋，拉開了人類大航海時代的序幕。近代，備受欺淩的中國人常常會想，600年前，如果大明王朝繼續沿著鄭和開創的海疆走下去，現今中國會是何等氣象，如今的世界會是何等格局？沒有人能知道。

　　“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

　　“歷史沒有‘如果’，但是歷史可以反思。”廈門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周寧説，“600年後，我們重新認識鄭和並隆重紀念他，其意義決不應該局限于對先人的功業頂禮膜拜，或者在假設中自我慰藉。以史為鑒，繼往開來，這是所有形式背後真正的要旨。”

　　對鄭和的詮釋隱含了中國幾百年的發展脈絡。600年前，即明朝永樂三年(1405年)，以強盛的綜合國力為後盾，明永樂帝作出派遣鄭和下西洋的決策，鄭和統率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開始了偉大的航海活動。這支在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力量七下西洋，持續28年之久，“雲帆高張，晝夜星馳”，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它標誌著中國古代的海洋事業達到了鼎盛，造船技術和航海能力發展到古代社會的巔峰，在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但是周寧認為，這一為後人極為稱道的韆鞦功業在當時並沒有受到真正的認識，這從鄭和身後的命運就可以略見一斑。

　　鄭和船隊強大而不霸道的符號意義成為新中國交朋引伴的名片

　　新中國成立以後，鄭和成為中國重獲國際形象的一把鑰匙。周恩來曾經説，“我國明代鄭和是一位大航海家。鄭和曾訪問過東非索馬裏、肯尼亞等國家，為中非友誼作出過重大貢獻。”無疑在歐美列強創造的莽林社會中，鄭和船隊強大而不霸道的符號意義是新的共和國交朋引伴的最好名片。

　　至改革開放時期，鄭和下西洋又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鄧小平在《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中提到：“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300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鄭和給予我們應該是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另一條道路”

　　2002年3月15日，英國業餘歷史學者、退休的皇家海軍軍官加文?孟席斯，發佈了自己的新發現，鄭和比哥倫布早72年發現新大陸。

　　在周寧看來，孟席斯的發現，在西方如果只是一種有趣的海外奇談、有暢銷書的賣點的話，那麼在中國，意義就遠不一般。因為沒有任何一種説法，能夠提供更大的想像與詮釋空間，讓中國人擺脫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壓力。這或許是鄭和遠航600年預演的一次最盛大的想像祭奠。

　　儘管孟席斯的大膽假設，有人為之振奮為之鼓舞，無人為之求證、為之落實，但或許關於鄭和，國人的文化期待，本來就是神話，而不是歷史。

　　但是，現實並不是夢幻，也不是皮影戲。“鄭和給予我們應該是更有價值的東西，那就是另一條道路。”

　　周寧説，首先，不能從鄭和與哥倫布、達?伽馬的比較説歷史。本來兩種遠航的意義就完全不一樣，知道了近代東西方競逐富強的結局，再回去翻説歷史，似乎人類歷史的發展完全是歐洲模式的普世工程，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都無從選擇。鄭和遠航似乎證明了世界歷史的另一種選擇。“協和萬邦”的朝貢─赍賜體系，難道就不能創造一種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像鄭和時代環印度洋地區的文明秩序？歷史總不能以成敗論英雄，總有比成敗更高的正義，世界大同或永久和平。

　　其次，不能以資本主義擴張的成敗論歷史。世界的現代化運動使西方成為霸權中心，然而，世界並沒有因此太平，人類並沒有因此幸福。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的奴役，發生在西方現代歷史上，如洲際販奴；大規模的屠殺也發生在西方現代歷史上，如納粹的種族滅絕。

　　事實是，西方擴張的歷史，從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時代開始，就是掠奪、殺戮的血腥歷史，而鄭和時代的明帝國，強大卻不稱霸，內安諸夏，外撫四夷，宣昭頒賞，播仁愛于友邦，厚往薄來，致遠人之歸服，忍辱負重，化干戈為玉帛，萬不得已訴諸武力，生擒暴虐無道的錫蘭山國王、平息蘇門答臘內亂，也做得仁至義盡。可以説，和順萬邦、共享太平，那才是韆鞦功業，可以永垂青史。

　　周寧説，國家富強了，是否可能不稱霸？近600年過去了，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秩序，還在考驗著當年鄭和七下西洋的天下帝國理想。“這是我們祭奠鄭和下西洋的最後一層意義。當中國從谷底爬起，它要做的也將是600年前，鄭和所宣示的那樣：敬天道，撫人民，共享太平之福。”

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