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消息：6月7日下午，台北陽明山中山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任務型“國民代表大會”在一片喧鬧擾攘中結束，5項“修憲案”通過：即“立法委員”席次由225席減為113席；“立委”任期由3年改為4年；“立委”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廢除“國民大會”，改由公民復決“憲法”修正案；對“總統”、“副總統”的彈劾，改由“大法官會議”審理。此5項內容中，公推“立委”選制改革和“公民復決修憲”對台灣未來政局的影響最大，但其中最富戲劇性的，是任務型“國大”自己把自己廢掉這一政壇奇觀。

　　從“萬年國代”到“任務型國代”，“茍延殘喘”57年的“國民代表大會制度”，從2005年6月7日起，成為歷史名詞。“國代”的興衰存亡，成為特定歷史條件下兩岸風雲變幻和台灣島內政局變遷的縮影。

　　“國民代表大會”原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最高民意機構，其權限地位在“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之上，擔負“制憲”、“修憲”、選舉及罷免“總統”等重要職能。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于1948年3月召開，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無法進行“全國性”的民意代表選舉。眼看著在大陸選出的“國代”、“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總統”都將任期屆滿，為了維護統治的所謂正當性，國民黨當局絞盡腦汁，從“憲法”條文中摳字眼自圓其説。“憲法”有關條文規定，“國民代表大會每6年改選一次，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1953年，台灣司法部門宣佈，在第二屆“國代”未選出之前，第一屆“國代”任期無所謂屆滿，可以無限制地連任下去，這就是世人所譏的“萬年國代”。“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也如法炮製。由於長期不改選失去“民意”監督，加之年老體邁等原因，這些“民意機構”基本上僅充噹噹局的“表決機器”和“民主擺設”，引來台灣民眾的強烈不滿。1991年，李登輝推行所謂“憲政改革”，終結了這屆空前長壽的“民意機構”，選出了新的“國大”，此後，“國大”的地位每況愈下。

　　2000年4月，第三屆“國大”通過“國大虛級化修憲案”，把“國大”變成了有事時才選舉産生的非常設機構──“任務型國大”，只行使復決“立法院”提出的“修憲案”等職權。今年5月選出的“任務型國大”的任務，是復決2004年“立法院”提出的“修憲案”，“修憲案”的內容之一，就是廢除“任務型國大”，也就是自己把自己幹掉。2005年6月7日，“國大”走到了終點，許多“末代國代”都帶了相機上中山樓，拍照留念。

　　雖然有點荒謬，但“國代們”對廢除“國民大會”並不反對，因為它的存在實在沒有必要，勞民傷財而已。

　　這次“修憲案”中爭議最大的部分，是“單一選區兩票制、公民投票復決修憲”，對島內政治生態、政局演變以及兩岸關係將産生深遠而複雜的影響。下屆台灣“立法委員”選舉，將採行單一選區兩票制，簡言之，就是一票選區域“立委”，一票投政黨。在新選制下，每個選區只能産生1名“立委”，候選人必須獲得該選區絕大多數選票方能當選，因而對實力薄弱的中小型政黨、無黨籍人士不利；不分區“立委”的選舉辦法也將大大壓縮中小政黨的生存空間，因而遭到親民黨、“臺聯黨”等中小政黨的激烈反對，但終因勢單力薄，難以成事。國民黨、民進黨等大黨則從中受益，未來台灣島內兩黨政治格局將逐步成型。

　　“公民投票復決修憲”則被認為為“台獨”勢力謀求“公投制憲”奠定了基礎，增加了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與危險性。礙于選舉的壓力，國民黨不便於公開反對“公投復決修憲”，但為了避免民進黨趁機推行“法理台獨”，國民黨採取了築高門檻的預防性措施。未來的任何“修憲”或者“公民投票”復決，需要通過雙重門檻。一是要“立法院”3/4同意，才能交付公民復決，二是無論投票率高低，須超過1/2有投票權的公民同意才能通過。台灣目前合格選民約1600多萬，必須要得到800多萬的同意票，復決的門檻是比較高的。

　　但有專家指出，由於民進黨一直把“公民復決修憲”這一條渲染成“公投入憲”，給深綠民眾一種錯覺，認為這就是跨向訂定“台灣獨立國憲法”的第一步。況且，“公投”用於“修憲”，而且頻繁舉行，會給民進黨推動“公投制憲”奠定一定基礎。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國大”剛散場，陳水扁迫不及待地表示，第一階段“憲改”完成是一個全新開始，將加速籌組“憲改委員會”，正式啟動第二階段“憲改”，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提出第二階段“憲改”方案，最後交由“公民復決”。期盼在卸任前，能為台灣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民進黨的這一態度立即在島內招致強烈反對。親民黨政策中心主任張顯耀稱，這次“修憲”

　　是“黑箱作業”，下一階段“修憲”沒有必要，而且“總統”也沒有權力組建“憲政改造委員會”。國民黨也稱，現階段應該“休養生息”，希望民進黨回歸民生、經濟等施政基本面。

　　此外，“立委”席次減半等選制改革，將使台灣政治資源的爭奪更加激烈，島內政治觀察家感嘆：在未來更加狹小的政治過道上，有什麼不能發生？！（王堯）

責編：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