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風雲人物眼中的中國戰場 

央視國際 (2005年05月07日 09:24)

　　新華社北京5月7日電 5月9日，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

　　60年前的這一天，整個歐洲都在淚水中歡歌??而在亞洲，進入第15個年頭的中國抗戰仍在激烈進行。中華民族的最後勝利，還要等到三個月後。

	1941年8月，英國首相丘吉爾（右）和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大西洋上的一艘軍艦上舉行了歷史性的會見。雖然美國當時還沒有參戰，但這一舉動向世界表明了美英將聯手對抗世界法西斯勢力的決心。在此次會晤中，美英兩國首腦共同簽署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歷史性文件，促進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新華社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英、美、蘇三國首腦丘吉爾（左）、羅斯福（中）、斯大林（右）及其外長們在蘇聯克裏米亞半島雅爾塔會晤，簽訂了《雅爾塔協定》，併發表了《克裏米亞聲明》/ 新華社

　　抗擊時間最長、付出代價最大、牽制和消滅日軍最多??對於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為歐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做出的歷史性貢獻，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三位二戰中的風雲人物，都曾有過高度的評價。

　　羅斯福：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如果羅斯福的這種假設成了現實，那麼，就不會有今天的世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良志説，1931年9月18日，日軍侵佔中國東北，中國的抗戰就開始了。這比歐洲反法西斯戰爭整整早了8年。

	美國總統羅斯福(1933年資料圖)

　　開國上將呂正操就是健在的最早投入抗戰的志士之一。在地道戰、雁翎隊的故鄉，人們至今仍津津樂道著威震敵膽的“呂司令”和他的隊伍所創造的傳奇故事。

　　談起60年前的烽火歲月，這位百歲老人動情地説，“是廣大軍民的浴血奮戰，使不可一世的日軍陷入了中國戰場的汪洋大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任何階段，中國戰場始終牽制和消耗著日本陸軍的絕對主力。日本歷史學家藤原彰在其所著《日本近現代史》中寫道，“在對英美開戰後，日本陸軍主要戰場在客觀上仍然是中國大陸。”

　　這一點，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看得十分清楚。1942年1月6日，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説，“千百萬中國人民在漫長的4年半裏頂住了轟炸和饑荒，在日本武裝和裝備佔優勢的情況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侵略者。”一個多月後，他在一次“爐邊談話”中又説：“我們必須幫助中國進行現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後必然來到的反攻??因為這是打敗日本的一個重要因素。”

　　早在1940年，希特勒橫掃西歐時，日本也制訂了包括東亞、東南亞、南太平洋各島國的“大東亞共榮圈”計劃，與德、意結成三國軍事同盟，積極準備“南進”。

　　然而，當日本海軍耀武揚威于印度洋時，陸軍卻無法抽調足夠的兵力與之配合，太平洋戰場上的盟軍因此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軍事科學院著名軍史專家彭訓厚説，中國軍隊從1939年冬開始發起的冬季攻勢，給日軍以慘重的殺傷，使日軍非但未能為“南進”抽出力量，反而被迫向中國戰場增派了兩個師團。日軍攻打澳大利亞、錫蘭的計劃被迫放棄，與德軍會師印度洋，擊潰英、蘇，控制世界的狂妄目的就這樣破滅了。

　　正因如此，羅斯福説，“假如沒有中國……他們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吞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

　　直到抗戰末期，日本陸軍還有64％被牽制在中國戰場上。參加過南京受降儀式的王楚英老人説，日本投降時在華兵力約128萬人，僅這一數字，就超過太平洋東南亞各戰場上日軍的總和。

　　“日軍曾揚言要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可僅在上海我們就與他們血戰了三個月。在武漢會戰的4個半月裏，我們又讓日軍付出了十余萬人死傷的代價。”親歷過淞滬抗戰和武漢會戰等重大戰役的王楚英，曾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忠勇勳章。他説，中國軍隊雖然裝備、訓練均不及日軍，但在民族危亡關頭，官兵拼死作戰，以血肉之軀對抗機械化的敵人，常常整師整團地戰死，令日軍付出了慘重代價。

　　從1931年至1945年，中國戰場殲敵150萬餘人，佔日軍二戰期間傷亡人數的70%??這樣一組數字的背後，是中國人民的巨大犧牲：傷亡3500余萬人，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

　　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東方主戰場，也是為此付出代價最大的國家。

　　丘吉爾：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

	丘吉爾（資料圖）

　　1942年1月， 8萬日軍大舉進攻緬甸，英國守軍告急。

　　1月21日，丘吉爾在轉致參謀長委員會的電報中指出：“緬甸如喪失，那就慘了。這樣會使我們同中國人隔絕，在同日本人交戰的軍隊中，中國軍隊算是最成功的。”

　　日軍進攻緬甸，既可以一舉切斷美英援華戰略物資與孤立中國，又可以佔領美英在緬甸的軍事基地，伺機進攻印度，西進與德軍會師中東。

　　在強大的日軍面前，東南亞盟軍部隊節節敗退：新加坡淪陷，英、印、荷、澳聯合艦隊在爪哇海戰中戰敗，緬甸英國皇家空軍基地馬格威遭日軍轟炸毀滅……整個亞洲大陸乃至世界都面臨空前厄運。

　　此時，中國的抗戰正處於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軍事專家岳思平説，儘管如此，中國軍民仍以極大的犧牲勇氣和國際主義精神，動員10萬精兵入緬作戰。

　　“派出的是當時中國最為精銳的隊伍，包括中國唯一的一支機械化部隊。”曾任中國遠征軍總指揮史迪威總部聯絡參謀的王楚英回憶説，3月20日，剛剛入緬的遠征軍一個師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與日軍交火，在沒有空軍支援的情況下，以集束手榴彈、汽油瓶與4倍與己的日軍血戰，頂住了日軍12天猛攻，殲敵近５０００人。

　　“連日本人也承認這是南洋開戰後第一次受挫。”老人驕傲地説，之後不久，他們又在仁安羌救出了包括英緬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在內的7000余名被圍英軍。

　　捷報轟動英倫三島，英國政府為此特意給中國遠征軍師長孫立人將軍頒發勳章。

　　在熱帶叢林中，10萬遠征軍以6萬人的犧牲書寫了二戰史上極為慘烈的一筆。

　　87歲的遠征軍老兵李潤懷忘不了二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犧牲的情景。“1942年5月18日，我們與日軍遭遇。將軍親臨戰鬥前線，日軍機槍集中向他掃射，將軍身受重傷。”

　　摸著自己右臉上那塊很深的彈傷，李潤懷告訴記者，8天后，38歲的戴安瀾將軍犧牲在了異國的征途上。

　　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共兩軍犧牲的旅以上將領達200多人。

　　1943年夏，從緬甸轉戰至印度的中國遠征軍一部在美國空軍及工兵的協助下，開始反攻緬北，在與有著“常勝軍”之稱的日軍第18師團鏖戰中步步獲勝。翌年5月，經過重新組織的中國遠征軍16萬餘人開始歷時8個月的滇西反攻作戰，以巨大的犧牲清除了日軍在雲南的據點，繼而入緬作戰。

　　“我們打得很勇敢，以致于史迪威不得不下令‘凡未受命者不得擅自前往火線。’”另一位健在的遠征軍老兵薛文濤，至今還記得美國《時代》週刊記者雪普萊在採訪孟關之戰後寫下的這樣一段報道，“如有人仍懷疑中國軍隊之作戰能力，想係未見華軍在孟關之戰鬥。”

　　接任史迪威擔任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及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的蘇爾登將軍後來的回憶説：“在此區作戰的華軍對盟方戰役的整個成就貢獻至偉，擊斃大部分日軍者皆因中國地面部隊之功也。”

　　斯大林：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斯大林（資料圖）

　　早在1927年日本內閣召開的東方會議上，首相田中義一就聲稱：“我國再一次……與俄國展開鬥爭，將是我國國運發展上勢所難免的”。

　　蘇聯一直是日本的頭號潛在敵人。1934年3月，日本天皇批准了這樣的計劃：以中國東北為前進基地，攻佔蘇聯整個遠東地區，使其同中國的東北、內蒙古連成一片，成為日本爭奪歐亞，稱霸世界的戰略基地。

　　1936年11月，日軍進犯綏遠，企圖從西南迂迴蘇聯，後因傅作義將軍率部抵抗而失敗。

　　據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介紹，日本關東軍曾于1938年7月在中蘇朝三國交界的張鼓峰地區、1939年5月至9月在中蒙邊界的諾門罕地區與蘇軍展開激戰，因遭到蘇軍痛擊而未能得逞。

　　徐勇解釋，在張鼓峰事件和諾門罕事件中，日軍被迫放棄自己的計劃，還有另一層原因??正如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石原莞爾所説，“日本對華用兵愈持久，則國民負擔愈重；愈深入，則愈不能自拔。此次張鼓峰事件，蘇聯所持以威脅日本者，則以日本對華用兵故……設日本一旦與中國議和，則日本即可威脅蘇聯，領導遠東，保持一等強國之地位。”

　　“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各種抗日武裝一刻也沒有停止對日軍的抗擊。”與丈夫陳雷一起跟隨李兆麟將軍在林海雪原中與日軍浴血奮戰的東北抗日聯軍老戰士李敏説，日本關東軍駐屯東北邊境，本是為了對付蘇聯。但由於各種抗日武裝的奮勇抵抗，使關東軍忙於討伐，對蘇作戰的準備一直未能就緒。

　　在黑龍江東寧縣境內的中俄邊境處，至今還遺留著當年日本為進攻蘇聯而建設的一方巨大的要塞區。要塞的發現和發掘者韓茂才説，在東北，日軍當年建設的要塞目前已發現14處，規模可與法國的馬其諾防線相比。

　　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西線吃緊，東部防務減弱，對於日本“北進”無疑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按德日間的盟約，希勒特一再催促日本對蘇開戰。當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時，德國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兩國應迅速聯合軍事行動，從東西兩面夾擊蘇聯，在西伯利亞鐵路上握手。”

　　“日本為何最終未能實施蓄謀已久的侵蘇計劃呢？”軍事專家劉庭華認為，這其中既有蘇聯有所戒備不易下手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因為中國戰場對日軍的牽制。

　　他援引當時的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的話説：日本在中國使用的兵力太大，對蘇開戰辦不到。

　　眼看坐失良機，一向主張對蘇開戰的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哀嘆：“我們日本人因為對中國事變沒有辦法，忘記了自己的(侵蘇)理想”。

　　正因為如此，蘇軍得以從遠東抽調50余萬兵力抵抗德軍，最終贏得了蘇德戰場上的勝利。

　　抗戰時期曾擔任蘇聯駐華最高軍事顧問的崔可夫元帥在其回憶錄《在華使命》中説，“在我們最艱苦的戰爭年代，日本沒有進攻蘇聯，卻把中國淹沒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觀事實的人，都不能不考慮到這一明顯而又無可爭辯的事實。”

責編：慕泉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