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領導人高度重視中日關係  

央視國際 (2005年04月20日 15:07)

　　中日兩國有著兩千餘年的交往歷史。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多數時期兩國人民和睦相處，與亞洲各國人民一道，共同創造了博大精深的東方文明。雖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但中國政府始終把維護和發展中日睦鄰友好關係作為長期國策，置於對外關係的重要地位，並一向認為，中日友好關係的發展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而且有利於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我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正確的對日方針、政策，推動了中日友好關係的漸次發展，從中顯示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及至我國新一代領導人高度重視對日關係以及高超的外交藝術和深邃思想。

　　我國幾代領導人一貫倡導中日友好

　　在中日雙邊關係三個重要文件──《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中日聯合宣言》中，人們都可看到“中日友好關係”表述。特別是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立了中日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的大方向。建立長期穩定的中日友好關係，也是我國幾代領導人一貫倡導的對日方針。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曾指出，“要把帝國主義政府和這些國家的人民區別開來”。195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劃》，對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制定的對日工作總方針、總政策做了具體闡述和發揮。這一對日工作的總方針、總政策，體現了毛澤東關於把廣大日本人民同少數軍國主義者區別開來的指導思想。其核心在於強調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不在廣大日本人民，責任應由發動和指揮侵略戰爭的少數軍國主義分子來負，日本人民包括普通士兵也是受害者；在於爭取廣大日本人民，發展中日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區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同廣大日本人民，爭取後者，孤立前者。

　　毛澤東曾多次明確指出，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國一貫採取向前看的方針，要重建和加強中日兩國的友好關係。只是由於日本政府追隨美國執行敵視和遏制中國的政策，致使中日關係在較長一段時間裏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在十分複雜的國際國內外形勢下，毛澤東高瞻遠矚，倡導發展中日民間往來，以民促官，官民並舉，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終，促成了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揭開了中日友好關係嶄新的一頁。

　　周恩來在歡迎田中角榮的宴會上曾強調指出：“中國人民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教導，嚴格區分極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和廣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儘管兩國間戰爭狀態沒有宣告結束，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來往和貿易關係不但沒有中斷，而且不斷發展。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日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但這不應該成為我們兩國平等友好相處的障礙。恢復中日邦交，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友好睦鄰關係，將為進一步發展我們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擴大兩國經濟和文化交流，開闢廣闊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將為和緩亞洲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做出貢獻。中國和日本都是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勞勇敢的人民。中日兩國人民應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許多年以後，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在中日關係正常化進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時，感慨地説道：“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並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從而為世界反霸鬥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這段評語是十分中肯和恰如其分的。

　　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歷來重視中日關係，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積極倡導者。他在1982年和1984年會見當時的日本領導人時曾説：“中日關係有很多話要説，但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們黨的十二大強調這一點，説明是中國長期的國策。”“我們兩國領導人在東京作出了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決策，就是把中日關係放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紀，還要發展到二十二世紀、二十三世紀，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

　　他不僅于1978年10月親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在東京舉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並且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有中日建立長期睦鄰的友好關係。

　　鄧小平在1987年5月5日説：“‘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號，代表了我們大家的理想。”“要扎紮實實地做一些發展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關係的事情，加深我們之間的友誼，加深我們之間的了解，加深我們之間的感情。”

　　1989年末，鄧小平最後一次會見外賓──櫻內義雄等日本老朋友時曾深情地説：“我雖然退休了，但還是關注著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我們兩國畢竟是近鄰，我對中日友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作為我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的江澤民，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對日外交思想，結合新時期中日關係的特點，與時俱進，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中日關係及日本問題的新論斷。

　　江澤民一再強調：“在我們看來，對於中日關係一要以史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以高瞻遠矚的態度來看待和處理中日關係。”他還主張中日兩國領導人要登高望遠，從長遠的觀點來對待中日關係，使兩國友好關係長期穩定地發展下去。

　　1998年11月，江澤民第一次作為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訪問了日本，與日本首相小淵惠三共同簽署了《中日聯合宣言》。這是繼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後的指導兩國關係發展的第三個重要文件。

　　2000年5月20日，江澤民在會見2000中日文化觀光交流大會使節團主要成員時，進一步強調“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明確指出了我們處理對日關係的基本出發點，這就是，從“兩國人民及子孫後代的根本利益”出發，從“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出發。同時精闢地指出：“中日友好歸根結底是兩國人民的友好。”

　　2003年，中國新一屆領導人走上前臺。同年5月31日，胡錦濤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指出：“發展新世紀中日關係，必須牢記中日友好的歷史和經驗教訓，珍惜來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恪守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聯合宣言的原則和精神。既要不斷擴大雙方利益的匯合點，要重視並處理好雙方的關切，尤其要慎重處理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中日兩國領導人應當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來看待和處理兩國關係，牢牢把握兩國關係發展大方向，抓住歷史機遇，進一步發展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與互利合作關係。”之後，胡錦濤進一步提出“放眼長遠，籌劃大局”的主張。

　　胡錦濤還在2004年5月指出，中日應“共同構築‘友好、合作、互利、雙贏’的新型中日關係。”這應該成為我們處理中日關係的一個基本目標和共同口號。

　　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説，“中日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他強調了加強和改善中日關係的三個原則：“中日關係要在恪守中日邦交正常化時的三個文件的基礎上，遵守以下三個原則。第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勝利60週年，紀念這段歷史，可以使我們回憶起戰爭給中國人民、亞洲人民以至日本人民帶來的苦難。我們希望日本方面也要把握這個機遇，促進中日的友好。第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日美安全同盟是日美雙方的事情，中國之所以關心就是因為它涉及了台灣的問題，而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允許任何國家直接地或間接地予以干預。第三，加強合作，共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有很大的潛力，特別是在經貿方面，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兩國的共同發展。”

　　溫家寶還提出了三點建議，其中第二條，是由雙邊的外交部門共同著手進行加強中日友好的戰略性研究。

　　我國領導人上述致力於中日友好關係的論述昭示我們：

　　第一，中日友好關係是長遠的，不能因為一時的波動而否定兩國長遠的友好關係。

　　中日為什麼“要永遠友好下去”？這是中日面對“兩國是永遠無法搬開的近鄰”的現實、承接兩千多年的友好交往歷史所做出的正確抉擇。中日應是友好的、穩定的鄰居關係。還因為，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是中國長期的國策，關係到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是説，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是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業，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應忽視它，更不能破壞它，任何忽視、破壞中日友好的行為歸根到底是違背了中日人民的長遠利益。

　　第二，發展中日友好關係“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

　　從毛澤東、周恩來到鄧小平、江澤民以至新一代領導人，對於中日關係中的一些消極因素，特別是對少數日本右翼破壞中日友好以及否認侵略戰爭等行徑，進行了有理、有力的批判。

　　周恩來將中日關係交往史概括為“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鄧小平説“中日兩國有著近兩千年的友好交往歷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這同兩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鄧小平説過，中日關係要既講友好，也講鬥爭。但他強調發展中日友好關係“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就是告誡我們不要因為“問題”而破壞“友好”，不能因為“局部”而顛覆“大局”。鄧小平的這個論點與周恩來主張的“求大同，存小異”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是中日領導人所做出的“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決策”，關乎“兩國人民及子孫後代的根本利益”和“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這就是説發展中日友好關係是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業，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應忽視它，更不應破壞它，任何忽視、破壞中日友好的行為歸根到底是違背了中日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發展中日友好關係要從兩國人民的友好做起。民間友好是中日友好的根基所在。它準確地抓住了今後發展中日兩國關係的關鍵，精闢地闡明了整個中日關係發展的深刻本質與堅實基礎，有著十分深刻的含義。

　　中日友好的旗幟要永遠高舉下去

　　我國歷代領導人所倡導的中日世代友好這面旗幟要永遠高舉下去。

　　中國共産黨十六大報告強調要高度重視我國與發達國家和周邊國家的外交，而無論是從“對發達國家外交”還是從“對周邊國家外交”看，對日外交都是中國外交的重點。正如胡錦濤同小泉首相以及其他日本客人的談話中所表示的，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中日關係，中日應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在“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基礎上，共同發展。中國重視與近在咫尺的發達國家日本的睦鄰外交，正是我國“和平發展”國家戰略的合乎邏輯的延伸，是我國推進“睦鄰、安鄰、富鄰”周邊外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在過去100多年，中日有過極為不幸的歷史。兩國在地理上離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時期也難免磕磕碰碰，産生各種矛盾。為了維護我們這塊地區的穩定，以利於兩國乃至本地區發展，我們應特別注意儘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數右翼正在有預謀、有步驟地破壞中日關係，他們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妄圖激化中日兩國和人民之間的矛盾，甚至妄圖激化對方國家內部的矛盾，以達到煽動兩國走向對立和衝突的險惡目的。我們決不能讓中日關係被日本右翼牽著鼻子走，復交以來的經驗教訓越來越證明鄧小平的一個精闢論斷的正確性：“對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不斷加強友好、發展合作來回答他們。”

　　顯然，對日本人民講友好與對日本右翼作鬥爭這兩者之間存在著辯證統一的關係。對日本人民講“友好”恰恰顯示了對日本少數右翼的“強硬”，因為通過同日本人民講“友好”促使中日友好關係健康發展，就不利於少數右翼擴大其影響和勢力，不利於他們的政治代表人物拿選票，這才是少數右翼最擔心最害怕的事情。

　　可以説，惟其中日關係出現困難，才更需要發展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而破壞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恰恰是日本右翼和強硬派推行“軍事大國”化政策的需要，因為包括修改和平憲法在內，日本右翼和強硬派推行“軍事大國”化政策不能不求得國民的支持，不能不贏得國民的選票。因此，任何破壞兩國人民友好的行為在客觀上恰恰起到了幫助日本右翼和強硬派的作用。

　　胡錦濤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協成立5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堅持立足於人民、著眼於人民、寄希望於人民”。我們一定通過爭取大多數，爭取和平主義力量，促使對華和平友好的政治力量和政策主張在日本國內獲得更高的“支持率”，才能有力地反擊日本右翼和強硬派掀起的逆流，防止中日關係被日本右翼和強硬派牽著鼻子走，堅決粉碎日本右翼通過挑動民族仇恨將中日友好關係引向相互對立對抗歧途的圖謀。

　　中日關係關乎兩國人民及子孫後代的根本利益，關乎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從歷史經驗、國際時局以至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特別是對致力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國而言，面對當前中日關係的困難局面，堅持我國幾代領導人倡導的“中日友好”方針比過去更加具有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編輯部副主任 林 昶）

責編：春天 　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