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日關係“政冷”困局 民間感情陷怪圈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29日 13:22)

　　半月談消息：“政冷經熱”，４個字高度概括了時下的中日關係。

　　從邦交正常化時的十幾億美元，到２００４年的接近１７００億美元，中日雙邊貿易額３２年來實現了驚人的連續跳躍，突破２０００億美元大關也指日可待。

　　然而，中日之間如此密切的經濟關係，卻被一種與之並不相稱的政治關係遮蔽了光芒。

　　近兩年來，日本頻頻拋出的單方面動作，讓人感到中日“政冷”的陣陣寒意：日本首相小泉執意參拜靖國神社，致使中日高層互訪遲遲不能恢復；在東海能源問題上，日方拋開中方的共同開發建議，向中方提出過分要求，並威脅以武力解決；去年底日本推出的新《防衛計劃大綱》明確將中國視為“威脅”；農曆新年之際日本政府宣佈將釣魚島燈塔收歸政府管理；日本甚至在日美聯合聲明中第一次明確將台灣問題列為日美“共同戰略目標”……

　　中日關係出了什麼問題？日本為什麼對中國越來越強硬？中日兩國如何突破“政冷”困局？今年３月，本刊特別邀請有關專家座談，為困境中的中日關係把脈。

　　專家們普遍認為，日本在關係中國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或涉及國民感情的焦點問題上頻頻拋出的單方面動作，惡化了中日友好的氣氛。目前的中日政治關係正處於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糟糕的時期，而且這一趨勢還將繼續發展，２００５年中日關係前景不容樂觀。

　　中日民間感情陷於怪圈

　　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劉江永教授：雖然中日貿易額持續增長，２００５年有可能突破２０００億美元大關，但中日政治關係目前幾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糟糕的時期。在與中國的領土和海域之爭中，以前的日本政府往往保持相對克制態度。而現在，日本政府似乎越來越不按常理出牌，從幕後跳到前臺，以對抗的姿態強化日本對釣魚島及其他相關海域的實際控制。

　　在這一背景下，中日兩國民眾感情更趨惡化。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言論給中國民眾情緒火上澆油。而這種民族情緒在去年８月亞洲盃足球賽期間釀成部分球迷的過激行為，並迅速通過各種傳媒引起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強烈反感。日本內閣府去年１０月《有關外交的輿論調查》表明，日本認為“日中關係不好或不太好”的人佔６１％，比上次調查上升１８．１％；對中國“沒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達５８．２％，比上次調查上升１０．２％。這兩項調查結果都是迄今最糟糕的。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同年九十月間所做輿論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日本感到“很不親近”和“不親近”的人佔５３．６％，比２００２年調查上升１０．３％。其理由為“日本近代侵略中國”的佔２６％、“日本至今沒有認真反省侵華歷史”的佔６１．７％。這從一個側面表明，近年來日本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等對中國民眾感情的刺激，似乎已超過日本侵華歷史記憶本身對中國民眾心理造成的影響。當前的中日關係不是能否升溫的問題，而是如何保溫，以免繼續降溫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馮昭奎：應該看到，國與國的關係是互動的。就拿目前中日兩國國民之間出現的感情摩擦來説，也存在一種互動關係。有日本朋友説，亞洲盃部分中國球迷出現過激行為的事件後，被日本媒體在國內大肆傳播，日本右翼趁機以此為證據，説明中國人都是反日的。這樣出現了一種惡性循環：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刺激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中國人民的情緒在特殊事件中爆發出來。比如亞洲盃→日本右翼借此宣傳中國人反日，引起日本國民情緒反彈→得到國民支持的右翼政府又做出刺激中國人民民族感情的事情→中國公眾的情緒再次被刺激，有可能再次出現類似亞洲盃那樣的事情。在這一循環中，日本民眾看到的只是中國人的“反日”，卻無法看到其真正原因在於日本右翼對歷史問題的操弄。

　　日本對華政策軍事色彩趨於濃厚

　　中國軍事科學院戰略部彭光謙少將：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裏，日本對華採取了一系列單方面行動，涉及的都是根本性問題，表現出強烈的進攻性和主動性，這是以前不曾有的。而且，日本將外交爭端、經濟糾紛軍事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對華政策軍事色彩趨於濃厚。

　　日本在軍事上咄咄逼人有如下表現：一、去年東京媒體公開討論，中日之間發生戰爭有三種可能性，包括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和東海能源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日本有可能與中國開戰，表明日本已在秘密規劃，著手應對中日軍事衝突；二、在去年出臺的《防衛計劃大綱》裏，日本第一次公開地將中國列為影響地區安全的因素；三、日美“２＋２”（雙方外長與國防部長）聯合聲明第一次將屬於中國內部事務的台灣問題納入雙方共同戰略目標；四、日本防衛廳制訂西南諸島防禦計劃，著手調整兵力部署，把釣魚島納入防禦範圍；五、美日之間正在從日本沖繩島經台灣到菲律賓方向建立一條海底監視系統，收集中國水面和水底的艦艇活動情況；六、在釣魚島問題上，公開由日本海上保安廳來接手管理與維護工作，並揚言下一步在島上建直升機機場，用於軍事目的，未來還可能將美國拉進來，共同在島上搞監聽站等，使釣魚島問題更加複雜化和軍事化；七、在台灣每年舉行的漢光演習中，日本與美國準備共同插手今年的演習，進行作戰模擬；八、日本揚言要軍事干預東海能源問題；九、美國在亞太的海、陸、空三軍指揮中心正準備向日本東京附近轉移，東京及其周邊地區已經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樞紐和指揮控制中心；十、日本還準備在日本最南端靠近台灣的下地島建設反潛基地。這些動作都是在為干涉中國臺海問題、與中國進行軍事上的較量做準備。這些表現以前有，但現在是公開化了，值得我們關注。

　　合作在擴大，競爭更激烈，矛盾更尖銳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王珊：在大的雙邊關係中，中美關係、中歐關係、中俄關係都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惟獨中日關係不僅沒有發展，反呈倒退和逆轉之勢。有日本學者曾這樣斷言，如果按目前的態勢發展下去，中日不僅不能成為戰略夥伴，而且很可能重新定位，從夥伴變成敵手。

　　不妨從三個方面觀察當前的中日關係：首先，中日之間的合作領域正在不斷拓寬，雙方在區域一體化問題上，在朝核問題上，在聯合國改革的問題上，在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上，都存在合作的共識。當然，僅有合作意願是不夠的，並不能保證中日能順利走上合作發展的道路。

　　其次，中日之間的競爭更趨激烈。中日之間由於地理上接近，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從一定程度講，中日之間的矛盾是結構上的必然。比如在能源問題上，中日都需要進口大量能源，日本“攪黃”了中俄石油管道的修建，在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能源開發問題上，也是四處攪局。另外，在地區主導權上中日之間的競爭也漸趨激烈，對於中國早就提出的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建議，日本反應很冷淡。

　　最後，中日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最近的一系列動向足以證明這一點，比如歷史問題，雙方的民族情緒出現了某種對立，日方甚至要求中方修改歷史教科書。

　　日本為何對中國越來越強硬？為何在一些原本不是問題或者可以擱置爭議的問題上屢屢挑起事端？為何頻頻觸及中國核心國家利益？這裡面，既有國際大背景的因素，也有國內小氣候的作用，而其中的關鍵，還在於日本到底如何看待中國，是敵意的，還是友好的？

　　兩個轉型國家發生的碰撞

　　王珊：日本和中國都處於社會轉型階段，日本的轉型主要是政治上的轉型，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化，以前沒有發揮的作用現在要發揮。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綜合國力不斷上升，要在新世紀實現和平發展，兩個轉型國家出現了摩擦和碰撞。問題的核心在於，日本如何對待一個和平發展的中國。我們知道，在歷史上，中日之間一直是一強一弱，現在的日本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從心理上坦然接受中國的和平發展，有些日本學者曾向我表示擔心，問中國和平發展後會不會實行民族復仇主義？我説不會，中國的和平發展是針對本民族的發展歷史而言，是從中國近代史的角度來看的。

　　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薛劍：中日關係之所以出現目前的複雜局面，有各種原因，其中一個主導性因素是中日力量對比的變化。中日力量對比正在不斷朝對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這是客觀事實。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國國民生産總值只有日本的１／８，現在已接近１／３。這種情況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從未面對過的，日方難免感到不適應。鋻於中日兩國近代那段不幸歷史，日本國內一些人確實擔心中國強大起來以後會採取對日本不利的政策，於是本能地要利用一些問題對中國加以牽制和防範。可以説，只要中國繼續保持目前的發展勢頭，日本對華政策的這一消極面就不能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中國民眾對日本未來向什麼方向發展也不放心。這些年日本加緊推行政治大國戰略，在政治安全領域突破的步伐加快。與此同時，日本國內政治日益右傾化，不時出現否認、美化侵略歷史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眾自然會對日本今後是否能與周邊近鄰和睦相處，是否會重走侵略擴張的老路産生嚴重憂慮。以上這兩方面因素相互交織，使中日關係固有的複雜性趨於突出。

　　劉江永：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中日在石油供求關繫上從互通有無變為彼此競爭的結構性矛盾日漸突出。中國自１９９３年以來成為石油凈進口國，此後進口原油逐年遞增。中日除了就俄羅斯石油管道的競爭外，圍繞東海油氣資源開發和海洋劃界問題的糾紛也給雙方關繫帶來新的挑戰。雖然小泉首相曾表示“不能將東海作為爭執之海”，主張“日中合作”，但日方採取的實際行動則似乎完全相反。據報道，為對抗中國的東海天然氣開發，日本政府已決定對日本劃定的專屬經濟區進行全面調查和鑽探開發。

　　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的結果

　　劉江永：冷戰後日本政治格局發生變化，政治右傾化抬頭。所謂日本政治右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日本政界佔據上風並影響政府決策的政治傾向。戰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日本的和平主義思潮曾佔上風，自民黨內右翼勢力受到黨內外較大牽制。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日本政局劇烈震蕩。主張日本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社會黨（現社民黨）淪為小黨，日本政界形成自民黨和民主黨鼎立的“兩大保守政黨體制”。自民黨保持第一大黨的地位並可以聯合其他小黨繼續執政。

　　自森喜朗執政以來，日本出現了保守政黨執政中最右的內閣連續執政的情況，執政時間相對比較長，也比較穩定。在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內，右翼親臺勢力的影響明顯增大。小泉首相上臺以來獨施組閣權，先後任用的經濟産業大臣既是自民黨內美化侵略歷史的骨幹，又是日本政界“台灣幫”的代表人物。台灣當局也認為在拓展對日關係方面有機可乘，竭力散佈“臺日”面臨中國的“共同威脅”的謬論。雙方可謂一拍即合。這就不難理解，李登輝為何欲以“觀光”名義訪日而在日本決策層內部未遇阻力。

　　外務省內的“知華派”受壓，日本決策出現內閣中心及首相獨斷現象。隨著森喜朗派在自民黨內掌權，日本外務省負責中國方向的外交官也受到直接衝擊。“知華派”經常被國內強硬派指責為對華軟弱。他們的建議往往被對華強硬勢力所否定。日本是一個“從眾”心理比較普遍的國家。再加上人事競爭與政權更迭等內部任用制度，誰要與眾不同地跟上司唱反調，只能受到孤立和冷遇。一些真心想促進日中關係發展的外務省人士，在國內政治右傾化壓力下，發言權和作用相對下降，難有多大作為。

　　馮昭奎：自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日本整個社會思潮處於變化之中。現在，二戰結束也近６０年了，日本社會輿論和情緒認為不能總是以戰敗國的身分出現，在歷史問題上不再願意保持低姿態。過去，只要有大臣在歷史問題上胡説八道，就會被撤職，日本國內也會有人出來批判，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存在了。整個日本社會要求擺脫戰敗國的身分，擺脫與此相關聯的外交低姿態，在外交上不再示弱。

　　另外，小泉在國內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小泉在中日關繫上出牌越多，就越反映出他在國內的政治劣勢。小泉實施的改革觸動了一些人的利益，郵政改革、農業改革觸動的是自民黨的政治地盤，反而使民主黨的勢力上升，自民黨的日子很不好過。小泉屢屢出牌，就是要觸怒中國，挑動兩國關繫緊張程度升溫，這時民主黨內年輕氣盛的保守派政治家就會跳出來，造成該黨的分裂，因為該黨的上層畢竟是比較重視中日關係的。對小泉來講，最大的威脅不是中國，而是民主黨，小泉要用中國問題來對付民主黨。

　　王珊：從國內因素講，日本民族主義呈不斷滋長的趨勢，這與日本國內的經濟不景氣，國民心態的焦慮、急躁有關係。另外，日本一些右翼正是利用了這種社會思潮推行對華強硬政策。小泉首相並不反華，他在多次施政演講中也提到中日關係很重要，他既參拜靖國神社，也參觀過抗日戰爭紀念館，他在歷史問題上言行並不一致，行動往往前後矛盾，這説明小泉的行為是受某種政治力量支配導致的結果。

　　日本進入新一輪擴張躁動期

　　彭光謙：日本對華政策的咄咄逼人，與日本的軍事擴張傳統也有關係。日本的對華政策正處於一個調整的關鍵期，或者説日本進入了一個新的擴張躁動期。歷史上，從豐田秀吉統一日本列島起，日本進入第一次戰略擴張的躁動期，三次發兵朝鮮，以失敗而告終；第二次是從明治維新直到二戰戰敗，將近８０年的時間裏，幾乎每一年都沒有停止軍事擴張的行動，與中國有關的有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日本為什麼總是試圖向外擴張？主要緣于它的島國特點，島國缺乏資源和戰略空間，日本人不能滿足於小島生存，因此想擺脫島國地位，成為大陸國家，這種心理在日本是深深紮根的。當然，對外擴張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形式不一樣，二戰後，日本主要通過經濟手段達到擴張目的。但是，隨著經濟實力的強大，日本的政治野心也越來越膨脹，特別是近些年來，中日力量對比出現變化，日本擔心自己在中日力量對比中處於下風，擔心中國的強大削弱它的國際影響力，擔心中國的統一切斷它南下的生命線───它對遏制中國有戰略需求。因此，日本新一輪擴張躁動是與遏制中國的目標緊緊聯絡在一起的。

　　美國因素不容忽視

　　王珊：美國因素是導致日本對華強硬的重要方面。冷戰時期，中美日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同盟關係。冷戰結束後，中國在中美日三角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開始下降。從美國的傳統東亞政策來看，美國從來都是以次強來抑制首強，雖然中國還遠未達到首強的地位，但美國的這種政策一直沒有改變，日本正是借助了這種思路，不斷強化日美同盟，干涉中國內政。

　　馮昭奎：由於日本戰後一直將美國當成保護神，美國因素在中日互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其中，也存在一個惡性循環：日本右翼越是誇大中國威脅，就越有理由靠攏美國；而越是得到美國撐腰，它對中國就越強硬；而只要中國回應右翼挑釁，它就越會誇大中國威脅。

　　彭光謙：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歷來是控制和利用的，現在，控制的一面開始松手，想利用日本來制約中國的發展，這是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需要的。在美國以歐亞大陸地緣戰略為基本出發點的全球戰略中，中東是當前的重點，東線只能靠日本，美國的另兩個盟友澳大利亞和韓國都已表示不會插手台灣問題，只有日本可以利用。而日本又想借美國的勢，搭順風車，在美國的羽翼下進一步壯大自己，兩者一拍即合。美國的新帝國政策與日本的新軍國主義傾向正在合流，但結果如何，還有待觀察。

　　中日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中日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日本對中國很重要，中國對日本也同樣重要。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希望中日政治關係繼續“冷”下去，那麼，紓解中日“政冷”困局的著力點，又在哪呢？

　　３月１４日，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日本記者的提問時，對加強和改善中日關係提出了三項原則和三點建議：三項原則即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加強合作，共同發展。三點建議是，第一，積極創造條件，促進中日高層的互訪；第二，由雙方的外交部門共同著手對加強中日友好進行戰略性研究；第三，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

　　中日對抗沒有出路

　　薛劍：中國在日本對外關係全局中始終佔據重要地位。從消極面講，日本要牽制和防範中國。但從積極面看，日本更需要與中國保持穩定的關係。如果日本對華政策走進與中國對抗的死衚同，也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中國現在發展這麼快，世界上主要大國都競相從中國發展中撈取好處，在國際事務中借重中國的影響，日本與中國近在咫尺，不可能視而不見，無動於衷。從地區政策而言，如果日本與中國鬧翻，雙方協調合作搞不下去，那麼日本的周邊外交恐怕也就徹底失敗了，整個亞洲政策也就走到頭了。因此，日本未來對華政策總體上將保持一個基本態勢，就是協調當中有摩擦，合作當中有競爭，摩擦與競爭的一面較以往可能更趨突出。

　　當然，對中方而言，中日關係能否保持穩定和發展，也同樣至關重要。我們今後處理中日關係，總體上還是要堅持從長遠戰略出發，貫徹好“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加強友好交流與合作，著力尋求和擴大共同利益。對於兩國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雙方都需要冷靜、理性對待，堅持通過友好協商，尋求符合雙方長遠和根本利益的妥善解決辦法。

　　馮昭奎：在台灣問題上，日本必須清楚，如果發生“台獨”事變，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可以太平無事，但近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其安全利益與美國是有差別的。日本有些人無視這種安全利益的差別，一味追隨美國，對日本是沒好處的。所以，恰恰是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才符合日本利益。日本右翼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搞錯了，昏了頭。

　　在東海能源問題上，中國態度是非常明確的，要用和平方式解決。日本方面目前強硬一些，但是如果用戰爭解決問題，這就相當於兩個嬰兒去搶一杯牛奶，最終的結果肯定是牛奶被打翻。這一後果的嚴重性應該向日本説清楚，這個問題只能在最高層次的戰略性對話中和平解決。

　　加強合作 共同受益

　　馮昭奎：中日之間並非沒有共同利益，相反，中日合作的空間非常大。在以下幾個方面都可以進行有成效的合作：

　　首先是經貿合作。中國已經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日本曾在很長時間裏是我們的第一大貿易夥伴，現在以國別而言是第二大貿易夥伴。中國經濟的發展為日本經濟的復蘇帶來了積極影響，被日本人稱為中國特需，這説明兩國經濟非常互補。

　　二是東亞共同體的建設。媒體比較強調中日爭奪主導權的問題，實際上除北美自由貿易區外，世界上所有大的地區合作，都不是一個國家主導，歐盟就是多國共同主導的。現在由於中日關係不好，東亞區域合作由東盟在起主導作用，但是從經濟比例來看，中日佔到了東亞地區經濟總量的７０％以上，中日之間的合作很重要。

　　三是東北亞的安全合作，由六方會談開始，形成一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機制。

　　四是能源合作。日本最終會認識到，東海能源只能中日合作，共同開發，因為東海大陸架與日本之間隔著一條很深的海溝，管道無法通過。只能把東海天然氣輸往上海，在上海液化後再運往日本。中日都從海外進口石油，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雙方可以合作確保石油運輸通道的安全。另外，中日在石油儲備問題上也有合作的空間。

　　五是非傳統領域的合作，比如在海嘯、地震、防非典以及打擊洗錢、販毒等跨國犯罪等方面，都可以加強雙方合作。今後，隨著非傳統安全因素的上升，中日兩國加強合作的緊迫性也在上升。

　　另外，中日在信息技術領域合作比較好；文化交流也出現新氣象，中國民樂在日本很流行，中國電影在日本受歡迎；中日地方之間合作很活躍，出現中央冷、地方熱的現象；還有政黨交流方面，中國共産黨與日本自民黨、民主黨之間也正在建立交流渠道，去年來中國訪問的議員人數是邦交正常化以來空前的，説明日本政治家中主張發展中日關係的人是很多的。

　　解決歷史問題的根本在於擴大交流

　　薛劍：目前中日關係的一大癥結是日本領導人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問題。這個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日方如何正確對待過去那段侵略歷史的問題。今年是抗戰勝利６０週年，如果他繼續參拜，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都會超出我們的想像。這方面日方尤其要更多地考慮目前中日關係形勢的特殊性和敏感性，顧及受害國人民感情，慎重行事。

　　王珊：目前，兩國政府高層之間打不開局面，專家學者之間也呈現對立膠著狀態，有專家提出中日發展關係的第三條道路，即中日之間能否通過民間交往來擴大友好，實現中日關係的改善，很多學者把這個作為今後中日關係的一個著力點，我認為這是一個有益的嘗試。現在的日本年輕人，都在上世紀８０年代以後出生，１９８４年中日青年大聯歡的盛景對他們來説沒有任何印象，他們看到的也許只是中國人在日本的刑事犯罪，同時接受的是模糊的歷史教育，不了解真實情況，因此也無法建立正確的歷史觀。在這種情況下，擴大交流很重要，讓他們親自來中國，來看看抗日戰爭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了解事實的真相。

　　馮昭奎：歷史問題是思想認識問題，歸根結底要著眼于國民層次上解決，整個老百姓能夠提高認識，這需要通過相互交流才能解決，現代日本國民，不來看紀念館，怎麼知道過去的事情？單從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尤其是有問題的教科書上是得不到這方面的知識的。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句口是心非的道歉就能解決的，這是一個長期的鬥爭過程，不能因為歷史問題破壞中日關係的全局。（半月談記者 趙利根）

責編：唐峰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