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要把權力用盡的人
──回訪2003年感動中國人物梁雨潤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28日 16:23)

　　CCTV.com消息：為一塊宅基地，崔良娟從風韻少婦一直告到白髮蒼蒼，32年的漫漫上訪路上，如果不是遇到梁雨潤，崔良娟那被強佔的宅基地是否能夠物歸原主？為了給冤死的兒子討回一個公道，暢春英，一個活人伴著兩具裝屍的棺材，苦熬13年，如果不是遇到梁雨潤，暢春英的冤情是否能夠得以昭雪？2003年感動中國人物、原運城市紀檢委副書記、現任山西省信訪局副局長的梁雨潤給黨和人民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在新的一年來臨之際，本報記者對梁雨潤進行了回訪……

　　“老百姓的小題必須大作”

　　一件事情，你批了，我批；我批了，他批┅┅這種沒完沒了的批示，其實是在文件上打“太極拳”，是一種變相的“拖”。當“拖”不再是個人行為的時候，這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將意味著什麼？

　　記者：你是一名優秀的信訪幹部，而下跪是上訪群眾許多時候採取的一種行為方式。作為信訪幹部的你，覺得老百姓的下跪是求助，還是無助？是希冀和重托，還是一種譴責和示威？

　　梁雨潤（以下簡稱梁）：不到萬不得已，誰願意給人下跪啊？只要能夠跪在你面前的，大部分都是有冤情的。群眾的下跪對我來説，是一種壓力，更是一種恥辱！

　　記者：面對上訪群眾，許多時候你都會流淚。這是感動，還是為百姓悲苦的心痛？

　　梁：“屈死不告狀，餓死不偷人”，流淚是對百姓疾苦的一種同情，同時也是對貪官污吏的一種憎惡！

　　記者：可一些幹部，面對上訪群眾卻只批復，不辦事。一件事情，你批了，我批；我批了，他批┅┅這種沒完沒了的批示，其實是在文件上打“太極拳”，是一種變相的“拖”。當“拖”不再是個人行為的時候，這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將意味著什麼？

　　梁：老百姓的一件事情對一個國家沒有什麼，兩件事情對一個國家也沒有什麼，可長此以往，當小事積累到成千上萬時，就會導致不穩定，就會損害黨和國家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甚至可能引起群眾對我黨指導思想和執政能力的懷疑。所以，在我看來，作為幹部，不解決問題，就是一種犯罪。

　　記者：其實，一些領導幹部也不是不為老百姓辦事，只是他們覺得老百姓反映的問題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不足挂齒。你是如何看待這些小事的？

　　梁：老百姓會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只為自己的生計，為自己的兒女，為自己的那塊宅基地操心。你認為是小事，在老百姓那裏卻是天大的事。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辦好了，老百姓就會説政府好，共産黨好；辦砸了，老百姓不只罵具體辦事的某一個人，他還要罵當官的、罵政府、罵共産黨。所以説，老百姓的小事不能小看，老百姓的“小題”必須大作。

　　 “我是個要把權力用盡的人”

　　面對32年的積案，同事勸説梁雨潤“何必自討苦”；當事人咒罵梁雨潤“狗逮耗子多管閒事”。而梁雨潤又是怎麼想的呢？

　　記者：“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是許多人的處事信條，為什麼許多時候你卻總是挺身而出，每每這個時候，你想得最多的是什麼？

　　梁：你既然選擇了信訪這個職業，黨又把你放在領導的崗位上，你就不能夠躲躲閃閃。回避可能使你少得罪兩個人，但群眾就可能因此受更多的苦和累。

　　記者：聽説在你處理的信訪問題中，有一個叫崔良娟的婦女，這位農村婦女，為一塊宅基地，從年紀輕輕一直告到白髮蒼蒼。在崔良娟保存的一尺多高的各級領導批復信函中，“閱辦”、“速辦”、“必須辦”等字眼比比皆是。崔良娟見了那麼多的領導，一個比一個官大，得到的批復一次比一次嚴厲，可崔良娟的事卻始終沒有得以解決。那麼多官員都沒有處理了的陳年積案怎麼你一接手，就很快有結果了呢？是你的能力比別人強呢，還是你的手腕比別人硬？

　　梁：其實根本不是我梁雨潤有什麼特殊能力，關鍵要看作為幹部的我們能否將心比心。崔良娟上訪32年需要我們幫助她解決的問題並不難。可為啥老沒有得到解決呢？就是因為我們這些當領導的，不能像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晉陞職務那麼認真去做，去動腦子而已。

　　記者：只要“將心比心”就一定能夠做好工作？

　　梁：在解決老百姓的問題上，我從來不分“分內分外”。就説崔良娟的宅基地吧，當時我手下的一個得力助手就對我説“崔良娟是個老上訪戶，她的問題縣委多少個領導都沒有解決的了，何況，宅基地又不屬於咱們紀委工作範圍，我們不必自討苦吃。”可在我看來，共産黨幹部不想管事，要你幹啥？在解決老百姓的問題上，我是個“要把權力用盡”的人。許多事情，解決起來並不難，關鍵要看你去不去解決？想不想解決？敢不敢解決？！

　　 “我當的是老百姓的官”

　　有人罵梁雨潤是個“軟硬不吃”的人，可“前怕狼，後怕虎”是幹不好工作的。梁雨潤是如何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8個字演變成實際行動的？

　　記者：每一件冤情得到糾正時，你所要面對的都是一張巨大的關係網，有過退縮的念頭嗎？

　　梁：每一件案子剛開始查處的時候，我的力度都很大，幾乎不考慮什麼困難。可查到中間的時候，説情的人就逐漸多起來，壓力也隨之撲面而來。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是來自上面各級部門和領導的説情；其次是來自我身邊的同學、同事、同鄉的説情；最後是來自下面群眾的各種議論甚至威脅。這個時候，有過猶豫，也産生過退縮的念頭。可“前怕狼，後怕虎”是幹不好工作的。做紀檢工作的時候，我常常這樣告誡自己“紀檢幹部是什麼？是共産黨手裏的一把刀，一把專門用來斬除黨和政府軀體上的毒瘤的鋼刀和利劍。我們不能碰到一塊頑石就卷刃，就退縮啊！”

　　記者：那你又是如何消除這些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甚至阻力的呢？

　　梁：一般情況下，我會立即向同級黨委及上級紀委彙報案情。上級的支持，不但有利於我進一步開展工作，而且也是我拒絕説情的一個擋箭牌。

　　記者：“立黨為公”你是做到了，那“執政為民”呢？你是如何把這4個字演變成實際行動的？

　　梁：“話為百姓説，理為百姓講，事為百姓辦”是我多年來堅持的一個原則。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當官當的就是老百姓的官，如果沒有老百姓了，我們給誰當官去？古代封建官吏尚且知道“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作為新時期人民的公僕，理應比封建社會的官吏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更博大的胸懷吧。

　　記者：可你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壓力和誘惑並存的情況下，面對金錢和權力，你有過掙扎和猶豫嗎？

　　梁：在群眾利益和物質誘惑的天平上，我歷來都是以群眾利益為重的。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罵我“軟硬不吃”。

　　 “在服務百姓中實踐自己的理想”

　　每接回一個上訪者，來回要花費上萬元。我們能夠來來回回給汽車、火車“加油”，為什麼不能夠拿出一部分精力和財力，實事求是地為老百姓解決些具體問題呢？

　　記者：從拿著尚方寶劍的紀委書記到有著橋梁作用的信訪局長，崗位和職責的變化對你來説意味著什麼？

　　梁雨潤：意味著我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權力服務於那些純樸善良而又苦命無助的百姓。在服務百姓中實踐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價值，在服務中，讓百姓看到共産黨員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記者：目前，上訪群眾主要有哪幾類人？

　　梁：下崗工人、普通農民、城市搬遷戶、殘疾人等弱勢群體。

　　記者：他們上訪的內容都有哪些？

　　梁：土地買賣問題、下崗職工生活保障問題、城市搬遷問題、一些職能部門亂收費問題、農村村務不公開問題以及涉法涉案等問題。

　　記者：這些問題中，有些問題是應該依法解決的，在法制社會的今天，群眾為什麼信“訪”不信“法”呢？

　　梁：原因有兩個：一是信訪沒有訴訟費等投入；一是儘管現在的法律比較健全，但某些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有執法不公、執法不嚴等問題，使群眾對一些司法機關失去了信任和信心，遇事總是想找黨委和政府。

　　記者：信訪沒有投入？據《中國青年報》12月8日一個題為《何處為歸程》的報道顯示，福建一個叫許永年的上訪群眾，兩次北京上訪就花掉了家裏八、九千元錢。報道同時還顯示，四川每接回一個上訪者，來回要花費上萬元。這種情況又該如何解釋？

　　梁：到當地信訪部門上訪就沒有什麼投入。可上訪者的問題如果在當地解決不好，他們就會進省城、到北京越級上訪，最後，滯留省城或首都。於是，上級信訪部門就要通知當地信訪部門接人。據我了解，一個並不複雜的案子，上訪者今年就到北京跑了18次，當地政府接了18次。

　　記者：如果按照《中國青年報》統計出來的費用來計算，上訪者18次上京的花費至少在七、八萬元以上，而政府的資金投入可能會更大，可能在18萬元以上，兩項費用加起來就是25萬──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癥結在哪？

　　梁：各級黨委和政府對信訪問題是重視的，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個別基層幹部工作不深入、不紮實，對群眾所反映的問題總是一拖再拖，常常把“小事拖成大事，易事拖成難事”，最後，造成群眾長期上訪。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群眾對政府解決問題不予以配合，提得要求過高，胃口很大，弄得政府無法解決，最後，不得不越級上訪，為進一步解決問題增添了難度。

　　記者：針對這些癥結，基層信訪幹部工作中應該注意什麼？

　　梁：應該轉變解決問題的思路，妥善而靈活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我們能夠來來回回給汽車、火車“加油”，為什麼不能夠拿出一部分精力和財力，實事求是地為老百姓解決些具體問題呢？

　　 採訪手記：採訪梁雨潤的過程很艱難，艱難得使我差點像上訪群眾一樣去堵他的門。梁雨潤一直拒絕我的採訪，他説，共産黨幹部不只他一個人，他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單靠他一個人並不能夠解決群眾的所有問題，他不想我們宣傳他。但採訪中，我還是一次又一次被他的精神和堅定所打動。如梁雨潤所言，共産黨不只他一個人，單靠他一個人也解決不了群眾的所有問題，可如果大部分黨員和幹部都能夠像梁雨潤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把權力用盡”，想必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許多事情，解決起來並不難，關鍵要看你去不去解決？想不想解決？敢不敢解決？！”梁雨潤的質問使我思考了許多。 革命時期，黨的幹部能夠衝鋒在前；現階段，一些幹部知識素質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但那種勇往直前的膽識和勇氣卻越來越缺乏了。看來有謀還必須有勇，才是我們幹好工作的關鍵！

責編：劉棣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