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報告創新制度農民工轉為城市産業工人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27日 08:54)

　　中國青年報消息：今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發佈了最新研究報告。報告指出，未來幾年，中國需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創造將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産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

　　國研中心“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制度環境研究”課題組歷時兩年，對山西、河南、河北、湖北等農民工流出地的40個村進行了調查，還對上海、浙江、廣東等流入地的農民工進行了走訪。專家們指出，當前農民工權益得不到保護的根源在於，中國尚未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場化的勞動關係，及其相關的調節機制和配套制度。應重新設定農民工戶口遷入城市的條件，對有留城意願而又通過多年就業在城市站住腳的農民工允許其定居，並在住房、入學、社會保障、社會管理等方面推進配套改革。

　　“放鬆戶口限制不會造成城市人口膨脹。”課題組負責人崔傳義説，新的城市規劃不應囿于原有城鎮戶籍人口，應該有規劃地逐步推進城市化，吸納農民變為新市民，使他們逐步轉化為城市産業工人。（記者王俊秀）

　　農民工離城市産業工人還有多遠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農民工”這個詞開始在中國流行。隨著城市化的進程，1．2億農民離開了世代生活的土地，走進陌生的城市。在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行業中，他們為了生存，付出的不僅是汗水，還有尊嚴。他們為城市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生存狀況卻令人堪憂。他們幹的是工人的工作，卻從未被城市真正認可和尊重過。

　　一方面是政府三令五申不準拖欠農民工工資，另一方面卻是民工討要工錢爬樓堵門的新聞不斷；一方面是勞動法規不斷完善，另一方面卻是大量的農民工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是國家倡導要對農民工平等相待，另一方面卻是農民工處處遭受歧視……這些問題的癥結在哪？農民工離城市産業工人究竟還有多遠？

　　為什麼我們總是低人一等

　　“俺是打工來了，是為首都作貢獻來了，但為什麼城裏人就老是看我們不順眼？為什麼我們總是低人一等？俺靠力氣掙錢怎麼就那麼下賤呢？”因為上街沒帶暫住證，差點被送到派出所的李大軍氣憤地説。

　　李是一位河南籍農民工，在北京一家建築工地做工。“每天沒日沒夜地幹活，也沒時間上街。3年了，還沒去過天安門，總得去瞧瞧啥樣，回去好跟鄉親們説。”趁國慶節放了半天假，他想到街上看看從小就在歌謠裏唱過的“我愛北京天安門”，一激動，忘了帶身份證，剛在街上轉悠了一會兒就被警察扣住，“二話不説就把俺往車裏塞”。李大軍跟警察好一番解釋，又打電話讓老鄉把證件送過來，這才沒有被帶去“篩沙子”（注：過去農民工被強行帶去郊區篩沙子，自己賺夠路費被遣送回家的一種做法，現已取消）。

　　這次經歷讓李大軍感到非常難受。“對首都北京的美好印象一下子全沒了。”

　　農民工最盼望的，就是消除他們進城的體制性障礙，使城市真正接納他們。而現行的戶籍制度，像一道高墻，阻礙了他們融入城市，也傷害了他們的感情。

　　李大軍給記者拿出身份證、暫住證、未婚證、工作證、外出務工證等大大小小10多個證件。他説：“哪個打工的身上沒十個八個證呀！光辦這些就花了好幾百塊，我打工兩個月都掙不回來。”李大軍告訴記者，有的證件在戶口所在地和打工地都得辦，而這些證件的有效期通常又很短，過一定時間又得重辦。派出所會不定期地去工廠抽查，誰證件不全，就要被帶去審查，有時候會為此丟掉工作，所以農民工不得不花大量“冤枉錢”去辦這些證件和交各種費用。

　　在一些公共場所，他們更感覺是“二等公民”。一次李大軍坐公共汽車，不知道在哪站下，向售票員諮詢，對方對他不理不睬。後來到站了，下車時一著急碰了一位小姐一下，結果那位小姐破口大罵：“臭民工，耍流氓！”李大軍感覺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卻不敢解釋，“沒人會向著我。”

　　另一個讓李大軍感到受歧視的，是兒子上學的問題。“開始想送到附近的小學，但贊助費俺實在交不起。後來聽説有專門的民工子弟學校，就把他送去了。可後來那家學校被關了，據説是因為不合法。唉，讓孩子跟著我們受苦，真不忍心啊。”

　　“我就等著什麼時候掙夠錢回家去。首都，不是我的首都，我一天都不願在城裏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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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調查表明，北京市對每個農民工一年的收費一共是485元。深圳2001年共辦理暫住證343萬個，收費金額約10億元。這筆資金雖是通過財政專戶收上來的，但相當一部分又按一定比例撥付給公安、勞動、計生等部門，用於管理暫住人口的經費開支。實際上，農民工從這些部門得到的就業培訓、就業信息、權利保障非常少。

　　在收容遣送制度廢除之前，農民工常常因為沒有暫住證、就業證被收容。北京市1999年一年就收容近15萬人，約佔外來流動人口的5％。

　　隨著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一些兒童伴隨外出就業的父母流入了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有流動兒童近2000萬。中國兒童中心最近完成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流動兒童的受教育狀況不及全國兒童的平均水平，失學率高達9．3％。從8歲到14歲，流動兒童未上學比例由0．8％增長到15．4％，中途輟學的現象非常嚴重。調查發現，在失學的12～14歲流動兒童中，有超過60％的人已經成了童工。這不僅違反了《義務教育法》，還嚴重侵犯了兒童的基本權益。

　　一米多長的鋼刀徑直砍在了手上

　　張金橋是湖北省咸豐縣老崖孔村人，2002年在廣東韶關一傢俬營企業打工時，右手手掌不幸被切斷。張金橋回憶當時的情形説：“當時客戶催得緊，老闆為了趕貨，讓大家連續加了好幾個星期的班，每天晚上幹到11點。那天，我實在是累得不行了，就向老闆請假，但老闆説，要是請假，你就走人，這個月的工資一分也沒有！”無奈之下，他只好疲勞上陣。

　　據張金橋説，他們廠裏使用的機器都是別的地方淘汰下來的舊機器，有的開關已經失靈了，好幾次險些出了事故，但並未引起老闆重視，只是隨便找人維修了一下又接著用了，由此埋下了隱患。終於，連續加班的張金橋被一米多長的鋼刀徑直砍在了手上……

　　後來工友們把他送到醫院，老闆除了支付醫療費以外，不肯給他任何賠償。張金橋首先找到當地的勞動部門，得到的答覆卻是，“這家工廠在我們這裡沒有登記，無法受理”。

　　後來，他又去了政府信訪辦、工會等部門，都被以各種理由推了回來。老闆説：“這兒是我的地盤，你告到哪兒，哪兒都有我的關係！”

　　“我當時真是絕望了，沒有人為我主持公道。家裏還有妻兒等著我撫養呢。可我不僅工作沒了，還失去了勞動能力，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呀！”

　　這時，一起出來打工的老鄉們借給他一些錢，他請了一個律師，準備通過法律為自己討回公道。“一聽我要起訴他，老闆有點害怕了，後來就要求跟我私了。”後來，老闆給了張金橋5．2萬元。

　　據張金橋説，他們村外出農民工總共有500多人，現在傷殘回家的有6人，7人因礦上出事故死了。“我拿到這5萬多元錢已經讓他們羨慕死了。”張金橋説，死的那7人，家屬也只拿到了礦上給的每人2萬元“私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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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勞動法》規定，工人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而實際上，農民工月加班超過100小時的約佔1／3以上。據全國政協的有關調查，農民工沒有休息日的佔47％，每天工作12～16小時的佔46％。

　　連續工作時間太長是導致工傷事故多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每年因工致殘人員有70萬人，其中進城務工人員佔絕大多數。

　　農民工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目前，即便在做得比較好的地區，也僅有30％的農民工能獲得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湖南省進城務工人員參保率不足7％，合肥市進城務工人員近60萬人，參保率不足1％。

　　血汗錢：想要拿到不容易

　　毛福忠是廣西壯族自治區全州縣威水鄉壽灣裏村的一個外出農民工，今年49歲。他和妻子靠家裏承包的幾畝地和養的幾隻雞，每年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卻要供養3個子女上學。

　　去年8月，就在他為兒子上大學的費用發愁時，一包工頭來村裏招工去南寧，説是每天工資30元。為了孩子，毛福忠踏上了他的“希望之路”。

　　在南寧的一個荒山上，包工頭説是當地民政局的任務，要搞綠化。毛福忠和他的夥伴們白天開荒種樹，晚上就睡在地上，還要時時防備野獸襲擊。這樣幹了幾個月，就在包工頭許諾要發工錢的前一天，包工頭突然消失了！上了當的民工們有的抱頭痛哭，有的捶胸頓足，有的破口大罵，但一切都於事無補。

　　“我自己白受了這麼多苦是小事，可兒子上大學卻給耽誤了啊！”毛福忠悲痛不已。沒有學費，最終放棄上大學的兒子也成了一名打工族，繼續著父親的路。

　　在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中間，拿不到工錢是很普遍的事。除了包工頭卷款潛逃外，還有就是死拖著不給。民工中間流行一句話：“欠錢的是爺爺，要錢的是孫子。”正在北京打工的小吳深切地體會到這句話。又是一年春節臨近，家家戶戶都忙著準備過年，而小吳卻一直為被拖欠的工資苦惱不已，只好又踏上漫漫討薪路。

　　2003年初，小吳來到北京一家建築公司幹活。對這份工作，小吳還算滿意，雖然每天要工作將近12個小時，但每天40元的報酬卻是一筆可觀的收入。工作的艱辛令人無法想像：夏天站在鋼筋樓板上，頂著太陽暴曬；冬天迎著高空凜冽的寒風，吹在身上有如刀割一般。臨時搭建的工棚裏，十幾個人擠在大通鋪上，夏天屋裏溫度高達40多攝氏度，蚊子多如牛毛；冬天，薄薄的墻板根本無法擋寒，在毫無取暖設備的屋裏，常常在睡夢中凍醒。大白菜就著幹饅頭，就是每頓飯的伙食。

　　對小吳來説，比惡劣的生活條件更難熬的，是對老婆孩子的思念。“但為了家、為了孩子，這些我都可以忍，就盼著工程結束，拿到錢，回家和親人團圓。”

　　小吳盼望的日子終於來了，2004年元旦，工程結束，該到結算工資的時候了，小吳激動得幾夜睡不著覺。然而，工頭只冷冷地拋下一句“上面拖欠的錢下不來，工錢暫時沒法給”。聽了這句話，小吳差點瘋了。最後，工頭又撂下一句話：“願回去的給點路費，不願回去的一分錢沒有！”

　　小吳真後悔沒有和公司簽合同，而只是達成一個口頭協議。但當時的情況是，老闆不肯跟他們簽合同：“要簽合同就別幹了，反正有的是人幹！”為了混口飯吃，大家都沒簽。

　　氣憤的工人們每天堵在老闆辦公室門口要錢，但老闆總不露面。他們去了法院，被告知沒有合同無法受理；他們去了信訪部門，説讓回去等消息，也杳無音訊。後來，在勞動執法大隊的主持下，雙方進行了調解，公司老闆暫時付給工人每人3000元工資，但小吳應得的工資是9600元。不過，這總比一分錢不給強，於是，和其他工人一樣，懷揣著3000元錢，無奈的小吳坐車離開了北京。

　　第二年，小吳再次來到北京打工，換了一家建築公司。這次比上一家稍強點，每個月能領到300多元生活費，但最後能否全額拿到工資，小吳仍不知道，現在，他還在為去年的工錢到處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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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對廣州、深圳、東莞的調查，多數農民工的月工資在500元到800元之間，能拿到800多元主要是靠加班實現的。當地勞動部門介紹，30％～40％的企業達不到勞動法規定的工資標準。他們提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12年來，珠三角地區外來工的月平均工資只增加了68元，而東莞市的GDP每年則以超過20％的速度增長。

　　2003年底，深圳市在企業工資發放情況大檢查中，發現欠薪企業653家，佔被查企業總數的40％多，涉及員工10多萬人次，欠薪總額達1億多元。

　　近年來，政府對農民工問題越來越重視，2004年中央1號文件強調保障進城就業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要及時兌現進城就業農民工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到2004年10月，全國2003年工資拖欠問題已基本解決，對2003年以前的工資清欠也完成了86％。但是，農民工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並沒有從制度上解決，侵權現象還在不斷發生。（記者 王俊秀）

責編：陳卓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