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稿]人民記者穆青

央視國際 (2003年10月12日 08:29)

　　曾以《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等新聞名篇享譽全國的一代名記者穆青，于2003年１１日淩晨３時２０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２歲。

　　

穆青祖籍河南杞縣，１９２１年生於安徽蚌埠。青少年時期受進步思想的影響，于１９３７年參加八路軍從事宣傳工作，１９４０年到延安，並就讀于魯迅藝術學院。１９３９年加入中國共産黨。１９４２年起到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當記者，開始了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新聞生涯。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後，他都有催人奮進的新聞力作問世。在擔任新華社社長的十餘年間，他為強化新華社的國家通訊社職能，並建成有影響的世界性通訊社，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生前任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名譽主席。

	穆青生平照片集（來源新華網）

　　[專稿]生為穆青

　　建國以來，穆青的每一篇報道幾乎都成為中國新聞界的範文

　　他和他的同事，記錄並傳播了那個風雲年代的主流精神

　　他貢獻于他所生活的時代，同時也無可逃遁地為時代規約。他的新聞作品、新聞主張和新聞實踐，均為20世紀中國新聞史不可或缺的篇章

　　家常中的獨特

　　本月4日，是2002年的第一個工作日，80歲的穆青身著一件藏藍色、對襟扣、緞面“唐裝”出現在新華社辦公室，聽到有人説：“嗬，您真時尚！”穆青抬手摸了摸那尚有幾根銀絲在堅守的頭頂，些許不好意思中又帶幾分得意：“孫子給買的，去年就穿啦。”這解釋反讓隨之的評價升了級：“噢，那您算得上‘前衛’啦！”

　　坐在那張普通的辦公桌前，穆青點燃一支香煙，辦公桌玻璃板下是一幀他在河南農村的大幅照片，玻璃板上堆放著一尺多高的新年賀卡，穆青一一辨認著那些簽署在駿馬圖、花鳥畫中的姓名：“祝老領導身體健康”的是山西省副省長張寶順，“祝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是前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范敬宜，“祝穆老壽比南山”的是蘭考縣前任宣傳部長，日文與繁體漢字間雜的是日本共同社、時事社新聞同行的跨海祝願……

　　從新華社社長崗位退下九年了，他感慨：“還讓這麼多人惦念著”，他説卸下擔子後，只要不“下去”，每天都來上班，“不來，呆在家裏，心不踏實”。

　　辦公室不時有人進進出出：“老頭兒，您看這是最新改版的《經濟參考》和《新華每日電訊》。”、“老頭兒，這是今年第一期《攝影世界》，上檔次了吧？”

　　“老頭兒”不緊不慢地翻看著，偶有點評：“報紙版式比以前眉清目秀些了”。“《中國記者》圖片還可以再大些，視覺上更好看一些。”

　　——據説，20年前，他額上尚有青絲盤踞時節，新華社人便始稱“老頭兒”了。外人從旁看去，言之者無不敬，受之者無不悅，是那種自然的家常稱謂，而家常的往往也是極致的。

　　而今，時間的魔手真的攫走了他的三千黑髮，他曾拼力回搶，於是那髮際上的黑色素便幻化成流淌于紙頁上的墨色河流：12萬字的《十個共産黨員》、40萬字的《新聞散論》、30萬字的《彩色的世界》，以及尚待整理成集的于戰爭年代散佚的文稿。

　　這其中，《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與馮健、周原合作）令他聲名遠播，繼之，鐵人王進喜、植棉模範吳吉昌、綠化荒沙的“老堅決”潘從正、紅旗渠特等勞模任羊成……當一個個滿溢著英雄氣概的人物被社會所知時，人們也記住了記者穆青的名字。

　　記者是個特殊的職業。

　　穆青也是個獨特的人。在他身上，有榮譽籠罩的光環，有地位附加的神秘，有相悖的景觀呈現：譬如平日裏，他寡言少語是性格內向之人，卻把文章寫得情思奔涌、筆墨淋漓；再譬如他能到窮鄉僻壤採訪睡在農民的土坑上，又能走進中南海坐到政治局的會議桌旁；他能用地道的農民語言同鄉親們拉家常細説麥子、棉花、芝麻，也能從政治家的角度同黨和國家領導人暢論國事政事天下事；他沒有上過大學，他的作品卻是高等院校新聞和中文、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讀教材；他自稱重實踐不擅理論，而全國多所院校都有學養深厚的專家學者從事“穆青研究”；他的採訪對象有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主席、抗戰勝利後的金日成將軍，也有日軍戰俘、國民黨降兵；他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既是新聞記者又是新聞事業管理者，是國家正部級幹部又常以“無産階級新聞戰士”自勉自勵……

　　“穆青是個很有探討價值的人”——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孫民樂博士，是謝冕先生的高足，曾在報告文學課堂上講授穆青作品，他説：“作為20世紀客觀存在的無産階級新聞學或説中國社會主義新聞學，穆青是這一新聞理念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成功實踐者，其地位毋庸置疑。他是怎樣介入歷史的，其內在驅動力是什麼？他身後同哪些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産生過關聯？以及文章之外是怎樣一個穆青，都是有探討價值的問題……”

　　2002年的第一個工作日，80歲的穆青在他自己噴吐的煙霧中查看一冊《中國地圖》，計劃著開春後的陜西、山西之行。

	穆青攝影作品選（來源新華網）

　　烽火中的抉擇

　　穆青祖籍河南週口，1921年生於安徽蚌埠，10歲時給一小軍閥做師爺的祖父去世，舉家遷回河南杞縣即祖母的娘家，穆青由此踏上河南那片厚土。

　　人都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而在穆青，這第一口“奶水”卻來自祖父，他是晚清舉人，深厚的國學素養，又寫一手時常有人來“求”的好字，因此給長孫“開蒙”之事他不會假手他人，“四五歲時我就要每天認、寫4個字，祖父晚上回家要寫給他看，有時出去玩瘋了，沒寫字，晚上就挨毛撣子打”。《千字文》、《論語》《孟子》《唐詩》等篇目，都是祖父親授。“後來我上小學，直接就上三年級，沒讀過一二年級，而且作文成績好，總是班上第一名。”

　　雖是有詩文浸染、字畫熏陶的書香門第，祖父還是讓孫子跟隨一位俠義的武功師傅習武練拳，“小時候每天要踢腿、練功架，一直到祖父去世”——如今80歲的穆青還能健步如風，不可思議地將年輕人甩在身後，他説緣于“腿上有勁兒”。除此，每天清晨堅持揮墨習字，“祖父去世前留給我三句話：好好讀書、好好寫字，好好打拳”——聽一位早已做了祖父的人一字字默念他祖父70年前的臨終留言，旁人也會有一份感動，那裏面有中國人滲透到骨髓裏的對兒孫的愛，有中國人深刻的人性。

　　如果説淵源的家學以傳統文化打造了穆青生命鏈條的第一環，那麼杞縣大同中學的師長則以國難當頭的民族大義和匹夫之責與之鏈結，穆青説有兩位老師對他的人生産生影響，一是趙伊坪老師，另一位是中共地下黨員梁雷老師。“我正值對世事半懂不懂的年齡，進步思想激發了我的愛國熱情，那時就打定主意，參加革命，不做亡國奴。”

　　此時，以小説《差半車麥秸》在文壇名聲鵲起的左翼作家姚雪垠來大同中學任“客座”，穆青説：“我總去他住的那間小屋，向他請教文學，聽他講故事，非常入迷，他也喜歡我。”姚雪垠回北平後，和另一位河南籍作家師陀，為穆青和他的同學們編輯、印製宣傳救亡的雜誌《群鷗》。

　　1937年，華北淪陷，太原失守，開封危在旦夕。此時家境日見窘迫的穆青正在開封兩河中學讀高一，一個意外情況觸發他中斷學業奔赴抗日前線。一位同學先行離校參加了八路軍，給穆青來信被校方扣壓、拆看，並找穆青“訓導談話”。穆青早就對學校的國民黨背景和排擠進步學生的做法不滿，此時又引起校方“注意”，當即與幾個同學商定：即刻動身，北上山西參加八路軍。

　　16歲的穆青是在倉匆之中離開故鄉山河的，也在倉匆之中提前結束了他的少年歲月。他來不及想，他和這中原厚土還有未了的情緣，直至28年後，在那個叫蘭考的地方……

　　懷著熱血豪情北上山西，一路上總有南逃的難民發問：“北邊讓日本人佔啦！你們幾個傻孩子怎麼往北走呀？”傻孩子們覺得老鄉的問題有些可笑，身骨尚嫩卻儼然一副大英雄氣概：“我們就是去打日本的！”

　　這一路，穆青也把一幅1937年黃河故道上的流民圖存儲在16歲的記憶中：破籮筐挑著臟兮兮的孩子；破棉襖翻露著黑乎乎的棉絮；破草席和破布搭建的破窩棚，以及一張張在黃沙、黃柳間晃動的灰黃面孔……多少年後，這幀他親眼目睹的圖畫，都是他對社會發言的底稿。

　　在山西臨汾，穆青參加了八路軍學兵隊，後被分配到賀龍任師長的120師政治部工作。

　　此後三年，穆青跟隨部隊走太行、去冀中，民運工作、對敵宣傳、寫劇本、當文化教員，是令戰士們羨慕的“高級知識分子”，人稱“穆教員”。每到一地，提一桶白灰沿街書寫“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是他；將日軍家屬哭訴生活困難的信件編輯成《島國的吶喊》有他；非常賣力氣地唱歌卻因跑調被演出隊“開除”的還是他……烽火硝煙中，18歲的穆青在鐮刀斧頭的旗幟下宣誓入黨。穆青説：“艱苦的前線生活鍛鍊了我的意志品質，最苦的時候沒糧吃，把蕎麥皮、核桃皮碾碎充饑。可部隊又很溫暖，賀龍師長就常和我們一起打籃球，我們都喜歡他豪爽的性格。”

　　穆青説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我也許就是抗日烈士了”。那是1940年晉西北的一個夏日，“我正在河邊洗衣服，一位師部首長下來檢查工作，碰巧見到了我，他問：‘你怎麼還沒走？’‘走？走哪兒去？’”——原來上級早已決定抽調穆青到延安學習，可他所在部門領導不放，師領導則以為他早就去延安報到了。事情拆穿，穆青喜從天降：“我一直盼望著有一個到延安學習提高的機會！”——後來他才知道，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黨中央為了保存一批知識分子幹部，將他們從前線撤回延安培訓。

　　一個小揹包，一根打狗棒，第二天穆青就走在了去延安的黃土道上。本該13天的路程，他9天半就到了。這一路上他不再是那個靦腆內向的小夥子，對著青山唱，向著滾滾黃河唱，“把我所有會唱的歌曲全都唱盡了”。

　　在延安，他本應去抗大，或者陜北公學，但穆青卻提出去魯藝，因為他始終有一個文學夢想，而且他欽佩的那些大藝術家都在魯藝。剛巧魯藝舉辦一個“部隊藝術幹部培訓班”，馬烽、西戎、孫謙即後來的“山藥蛋派”作家，成為穆青的同班同學。半年後培訓班結束，穆青進入魯藝文學系學習，又與賀敬之、馮牧結為同窗之好。

　　穆青説在魯藝的兩年，是他一生最勤奮的時期，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聽茅盾講《中國市民文學》，周揚講《文學概論》、周立波講《中外名著選讀》，何其芳講現代散文和詩……在窯洞一根棉芯的麻籽油燈下，他開始了小説習作，反復推敲、字斟句酌，最後還要讀上兩遍，“看有沒有疙疙瘩瘩的地方”。他後來以文章名世，除自身稟賦與刻苦用功，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他曾被中國現代文學的諸位大家點撥。

　　穆青説他“原來對記者印象並不好，這印象來自國統區的那些記者。”1942年調他去《解放日報》當記者，幾次都以“本人不愛講話，不愛活動、性格內向”為由“頂”著，實際上是放不下當作家搞文學的心願，直到魯藝院長周揚親自出面與之談話：“記者和作家沒有嚴格的界限，許多作家都有當記者的經歷，比如愛倫堡、高爾基。至於性格，在共産黨員面前沒有攻克不了的城堡……”

　　幾天后，穆青去了延安清涼山上的《解放日報》社，這一幹就是60年。

　　 國會議場、櫻桃樹、新聞大廈

　　宣武門西大街現新華社所在地，舊時稱國會街，民國初年的“國會議場”，如今已作為文物受到保護，青灰色的磚墻，朱紅色的外窗，在毗鄰樓群的包裹中，反有一種雍容、平正的氣度，如果説四圍高樓像壁立千仞的山峰，它就是傳蕩著歷史回聲的山谷：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曹琨賄選“五千大洋一張選票”的鬧劇就在此上演；1913年前後的國民黨，為在國會議員中發展勢力，也在此擺桌設案“填表即入黨”，北洋政府倒臺後它也從喧鬧歸於平靜，為北京大學四分院，五十年代以後為新華社大禮堂。

　　1958年穆青自上海調京，翌年出任新華社副社長兼國內部主任，他在這大禮堂裏聽過報告也作過報告，最難忘1966年1月，他自蘭考採訪歸來，向全社人報告焦裕祿的感人事跡。其間，輕易不喜怒形之於色的他，幾次哽咽，暫停，會場上許多人掉眼淚，有人低聲抽泣。他萬萬沒有想到，幾個月後，這裡竟成為他的“批鬥”會場：戴高帽、挂“走資派”黑牌、坐噴氣式飛機，除此，還有三次抄家、多次搬家，到基建隊“勞改”：扛水泥，當小工、搬磚、打掃廁所……

　　又一齣鬧劇，在“國會議場”前隔代上演。

　　穆青説：“‘文革’開始不久，我就逐漸對它産生懷疑，這不全由於我本人受到衝擊，你想都搞到賀龍元帥頭上了，他在部隊威望多高啊！他走到哪哪就士氣大振，在前線指揮戰鬥，還中過日本人的毒氣，這都是我親眼所見，怎麼成了土匪、軍閥了呢？！再後來批焦裕祿是大毒草，我更接受不了，焦裕祿感動了全國人民，那是事實啊！”於是，穆青在日記中寫道：“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悲劇，是一代人的悲劇。”不料，日記本被造反派抄走，成為又一次批斗大會上“現行反革命”的罪證。

　　戰爭年代毫發未損的穆青，卻在這場“史無前例”中“留下殘疾”：在基建隊勞動時食指被方磚砸成骨折，去了合同醫院，人家一聽説他是“走資派”，好歹包紮一下就讓回來了。可那手指粗腫，很痛，再去積水潭醫院，醫生説：“當初根本沒把斷骨給你接上，現在已經晚了，那骨頭已經長歪了。”如今，穆青右手食指是有兩個“鼓肚”的畸形指，所幸不影響寫字。

　　穆青説當年就堅信有出頭之日，一是源自他冷靜的政治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他親歷的1943年、1957年的政治經驗：“太過分的事兒，遲早都得倒回來。”

　　1943年，延安整風後期開展了一場“搶救失足者”運動，起因是年初“審幹”時發現了特務，於是有些人誇大了敵情，陜甘寧邊區以外的幹部、知識分子都被看成嫌疑犯，此風愈演愈烈，《解放日報》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審查，22歲的穆青也忝列其中，“當時我抵觸情緒很大，覺得像我這樣經歷簡單的中學生都要審查，那外來的知識分子還有可信任的人嗎？”正巧這時，毛主席接見南泥灣勞動模範，穆青奉命採訪，趁採訪間隙，早就憋了一肚子話的他向毛主席談了下面“搶救”的情況和自己的不解。毛主席驚異於有那麼多人被審查，認為“不能擴大化”，“如果大多數人都不可靠，共産黨還有什麼偉大可言，革命還有什麼凝聚力……”

　　於是，1957年他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期間，在滬上各新聞單位都在大張旗鼓打右派的態勢下，他按兵不動，受到柯慶施書記的詰問，他回以種種託辭：“我們人手聚不齊，人都下去報道反右成績去了”，“我們沒鳴放，沒鳴放就沒言論，沒言論怎麼定右派？”——近年新華社上海分社整理社史，幸運地發現這一頁歷史的空白：他們是當年滬上新聞單位中唯一沒有右派者。

　　如果説穆青是以他的良知、政治經驗使身邊的青年記者倖免于難，那麼這種個人經驗沒能成為全黨及社會的理性自覺時，1966年荒誕鬧劇的上演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在他，一場“文革”卻兩度磨難。1970年以後，因新華社報道中的差錯遭到周總理的嚴厲批評，被打倒的老幹部逐步解放回到工作崗位上。1975年秋，江青在大寨講話，説黨中央有人學宋江、架空晁蓋，影射周總理，矛頭直指鄧小平。穆青感到事態嚴重，讓與會記者整理出講話記錄向中央領導反映，由於鬥爭複雜材料不能按組織系統直接上達，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個人身份直接向毛主席狀告江青。性命攸關之際，穆青和朱穆之果斷地在信上簽名，受委託轉交此信的外事記者李琴也隨之署名，這便是新華社有名的“朱穆李事件”。告狀信交上後，風向突變，鄧小平再度下臺，信也被秘密退回。不料新華社內部有人告密揭發，“朱穆李”即成“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活靶子。穆青也又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批判、檢查後，再次發配至基建隊搬磚、和泥，聽候處理。應該説是唐山大地震使三人免遭牢獄之災，“四人幫”無暇顧及此事。毛主席逝世不久便是十月的勝利，粉碎“四人幫”的第三天，黨中央即為三人平反……

　　十年“文革”是穆青此生最大的磨難與挫折，這讓他至今抱憾：“那是我從45歲到55歲的黃金年華，可以寫多少文章啊！”事實上，他以自己在政治風浪大起大落中的行為，書寫了一篇無字的文章，特別是當他躋身於中國新聞史冊時，這無字之文便成有字之文的輔讀，人品為作品增色。

　　“文革”結束，怎樣把個人傷口變成民族的智慧，是穆青著力思考的問題。于1978年3月發表的《為了周總理的囑託》（與陸拂為、廖由濱合寫）有如下句式：“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像吳吉昌這樣的遭遇，連同産生它的時代背景，都一去不復返了。”這在今天看來平常的話語，但在兩個“凡是”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之時，卻是在“雷區”行進，也確有匿名電話打給穆青問：“稿子經過誰審的，這是誰的精神？”1981年1月，在法庭對“四人幫”終審判決第二天見報的《歷史的審判》（與郭超人、陸拂為合寫）則以一種貫古今吞天地的氣勢，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對“文革”的荒誕，進行了理論清算，“‘四人幫’正是巧妙地利用封建專制的‘亡靈’和現代迷信的‘夢魘’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藉以孳生和發育的溫床”，作者的筆觸探測到了那場民族苦難的最深處。

　　如果説“國會議場”見證了穆青困厄中的憂憤，那麼25層新聞大廈的落成則令他辦世界級通訊社的意氣高揚。在這座大廈中，他接待過江總書記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多次提出新華社在世界上的聲音要加強再加強。他于80年代提出“新聞三論”，即寫散文式新聞、視覺新聞和實錄性新聞，為新聞改革吹來縷縷清風。譬如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其作品《金山追悼會在京舉行》，獲1982年全國好新聞一等獎，不知曾為多少記者模倣。郭玲春回憶當時情景：“80年代初的文風還是比較刻板，我那篇稿子變了個寫法，發出以後，心裏也沒底，出差幾天回來，同事向我傳達，‘老頭兒’在社長會上對你那篇稿子提出表揚。得到領導的首肯和鼓勵，自然很高興，我也就一路寫下來了。”這一路文字後來編輯成約15萬字的《郭玲春作品選》。

　　“建一座大廈，帶一支隊伍”是穆青的兩大心願，後來他才覺得，帶隊伍比建大廈難得多，這其中還有非人力的天意。譬如郭超人，北京大學畢業後主動要求去了西藏，采寫了中國登山隊攀登珠峰等一系列好文章。“老頭兒”欣賞他的才華，先後安排其在陜西、四川分社鍛鍊，親自帶他到農村調研，幾度合作重量級文章，把他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孰料本該大展宏圖時卻身患不治，接班人先倒走了，讓“老頭兒”不勝唏噓。不過“老頭兒愛才”，新華社人有口皆碑。

　　新聞大廈北側，一個不惹眼的位置，兩株櫻桃樹在這寂寥的季節沉默地挺立著。枝叉上片葉無存，裸露著暗沉色的樹骨，那清枝瘦幹極像一位清峻老人。

　　那位老人名叫潘從正，也叫“老堅決”，十多年前辭別人世，這兩株櫻桃樹是他生前派人用一根扁擔兩隻籮筐，從河南寧陵坐火車、穿人流，千里迢迢送到新華社。

　　穆青和他筆下的人物，有著近乎生死之交的情誼，吳吉昌的一尊塑像每日與他相伴，“老堅決”的孫子常來看爺爺的好朋友，焦裕祿的兒子每來北京必登門……而他自己六訪蘭考、七下扶溝、八進輝縣、四訪寧陵、兩上紅旗渠……

　　《人民日報》前任總編輯范敬宜説：“穆青把根紮在最厚的土層裏，所以他有最肥沃的養分，他的作品也能代表最大多數的人，他能用最底層的事感動最高層的人。他有我們許多記者都不曾享受到的幸福。”

　　穆青説：“我是中原的兒子，我的心和那片土地魂牽夢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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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華社大院，國會議場以山谷般的虛懷盛載著歷史的往事；巨筆形的新聞大廈淩天風鼓心志將四面江山收眼底；櫻桃樹永遠講述著綠葉對根的情誼，它們是具象的，也是意象的，同那位80歲的老人心氣、血脈相關。

　　何以為後人師

　　上週六，穆青在家裏同時接待了三批河南客人，其中一位素不相識，只事先從電話中得知他是開封市的高科技工程師，來北京開會。他非常誠懇地提出想見穆老，穆青同意了。只見眾人落座後，這位五十多歲的工程師忽然站起身走到穆青面前，恭恭敬敬鞠了一個九十度深躬，一下子竟讓穆青手足無措，露出自家口才欠佳的本相，連連擺手：“別，別，這太過了。”工程師説：“我多年前就讀您的文章，今天能見到您本人非常激動，給您鞠躬是為了表達對您的尊重……”

　　此類事時有發生，有一次幾位外地農民來見穆青，理由是：“找不到焦裕祿，就跟您説説心裏話。”此外他還收到寄自各地的包裹，基本都是綠豆、黃豆之類的農産品，有時寄物人連姓名都不留……

　　距1966年2月播發那篇焦裕祿的通訊，至今已36年了，穆青本人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經歷“文革”又走進“改革”，承受著市場經濟的洗禮。在社會風雲流變中，在多種價值觀的衝撞中，特別是領導幹部腐敗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後，他被人問得最多的問題是：“今後還有焦裕祿嗎？”穆青毫不遲疑：“有。”“還能引起億萬人共鳴嗎？”穆青説：“不好説了，因為時代已經變化了。”

　　那我們應該怎樣認識那個至今仍被許多人懷念的時代呢？

　　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孫民樂認為：“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我們不能遺忘、戲謔歷史。無論何種時代都有一個精神、心氣的問題，過往的精神探索不可能都失效，有些精神恰恰是今天匱乏的，譬如穆青作品所呼喚的那種硬骨頭精神，在艱苦條件下挑戰個人極限的精神。”

　　孫民樂副教授還認為：“評價人物、作品都不能離開時代的具體規定性，穆青和他的同事在那個時代所付出的心力、其新聞實踐中所表現的對人生的領悟和職業精神，對於當今新聞從業者都是一種啟示。特別是在全球媒體普遍呈現一種美國化趨向、過度商業化運作業已帶來一系列後果的今天更是如此。當然穆青本人及作品也有各方面的局限，但這種反思或許先由他本人進行為好。”

　　穆青能夠反省自己的局限嗎，以他目前在中國新聞界幾近“至尊”的地位？不料，穆青面對“穆青的局限”這個話題，竟是談笑風生：“我的局限大了，到現在這種局限性統統暴露出來了。”

　　他説自己有三大局限，首先是知識的局限，讀書不夠多，歷史、古典文學修養尚可，而科學上盲區多，是科盲、醫盲；其次是時代局限，不懂網絡、電腦；第三是年齡的局限，有很多該寫而沒寫的遺憾，“如果我現在不是80歲，而是60歲該有多好啊！”

　　聽他笑著“自暴其短”：“上中學就重文輕理，考高中時數學、英語是補考才過關，所以至今能寫農民卻從未寫過科學家……”這時，你會覺得他不是平白無故就成為穆青的，他的自我審視、不虛偽其實正是他的智慧。這時，他有怎樣的局限已不重要，他對局限的認識能力更具價值，因為人的最大局限是——不能認識自己的局限。

　　僅在這一點上，他就可以成為很多後代記者的老師，因為記者是個容易令人自我膨脹的職業，因為每一代人都要面對“如何觀我”的問題……

　　以往，穆青無論走到哪都會有人求教“成功的經驗”、“寫作的秘訣”，隨著年事漸長，又頭頂“新華社健康老人第一名”的榮耀，向他請教養生之道者也有見長之勢。別看他“查體”被醫生稱為“60歲的器官”，其實他有多項“反科學”的生活習慣：每天一包香煙、不鍛鍊、不吃保健品，酷愛河南産“燒餅夾牛肉”，沒有膽固醇概念地多吃雞蛋，他自有一套道理：“雞蛋可是好東西，你想一個雞蛋有生命的全部成分”——坐在暖暖的冬陽裏，身穿藏藍色、對襟扣“唐裝”的穆青，做了一個號召的手勢:“我勸你們大家多吃雞蛋！”

　　又是個家常的“老頭兒”。

　　（《北京青年報》記者李俊蘭　2002年1月27日）

責編：繼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