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談》：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調查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13日 13:52)

　　半月談消息：

　　

編前話：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新的世紀，一個又一個躁動的身影，告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義無反顧地闖進陌生的城鎮，匯聚成讓人嘆為觀止的9300萬農民工大軍。

　　他們建設城市，創造財富，提供稅收，已成為我們實現城市化、工業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堅。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們的生存狀況：“我們流浪，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又一個世紀。我們見證這個城市日新月異，但這萬家燈火卻離我們很遠。”

　　這是農民工酸楚的心聲，他們的社會保障已成為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當務之急。本刊編輯部組織記者分赴北京、廣東、上海等地，深入一線全面調研。請看他們采寫回來的報道。

　　工傷保險缺位的悲劇

　　2003年11月3日早8點多，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官窯鎮高仕達陶瓷原料廠1300平方米的廠房轟然倒塌，41歲的姜一鳴被砸成重傷，重度高位截癱。廠家只出了3萬元急救費後就難見蹤影，而整個治療卻欠下醫院醫藥費近30萬元。

　　記者第一次見到姜一鳴的大哥和嫂子時，姜一鳴正在醫院搶救。兩個善良的農民撲通一下跪在了記者的面前：“我當時就給廠長跪下過，求他給錢救救俺兄弟。”老薑淚如雨下：“可他就是不給，我抱著他的腿一個勁地求，他頭都不回地走了。”為了救兄弟，老薑早已身無分文，靠老鄉接濟生活。“只要有人哪怕問一句弟弟的病情，我們都會給他跪下，因為我們沒錢，這是我們對人家關懷的最好報答。”為著一次又一次的渺茫希望，老薑夫婦一次又一次地下跪。記者見到姜一鳴時，他其實很清醒，還知道和記者説話，他也知道廠子裏不給錢，幾次示意哥哥把維持生命的呼吸機拔掉放棄治療。

　　兩個多月後的大年三十晚上，街上鞭炮聲次第響起，記者的電話一個接一個，在各種祝福聲中，姜一鳴的哥哥打來電話説，晚上快8點時，弟弟走了……

　　同樣的一幕還在上演。

　　2003年12月24日，安徽廬江縣農民周岱蘭在上海為僱主家擦窗時，不慎從四樓墜落，腹腔大出血，脾臟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好心的僱主及時將她送上海普陀區中心醫院急救。雖經脾臟切除和肝臟修補手術，挽回了性命，但一貧如洗的周岱蘭根本無力支付鉅額的醫療費，更無力籌措下一步治療腰椎骨折的醫療費用。猴年新春萬家喜慶之際，周岱蘭卻只能滯留在醫院，強忍劇痛躺在病床上，內心充滿了生不如死的絕望。

　　僱主是一對並不富裕的老夫婦。在周岱蘭搶救過程中，他倆始終守在醫院，年近60歲的女僱主流著淚給醫生下跪，懇請他們一定要將周岱蘭救回來，並在第一時間先墊付了6000元手術費。此後的一個星期裏，他們又支付了約2萬元醫療費用。即使如此，周岱蘭的手術費還欠費2萬元，接下來的腰椎手術，估計還要花費４萬元，老夫婦倆顯然已力不從心。貧病交加的周岱蘭走投無路，其家屬只能要求僱主承擔所有費用：“如果不出錢，就把周岱蘭送到你家裏來。”僱主與保姆之間原來建立的良好感情已蕩然無存。

　　醫院方面顯然也已竭盡全力。在拖欠2萬多元醫療費的情況下，普陀區中心醫院還是幫周岱蘭辦了出院手續，還四處奔波，為她聯絡有能力做脊椎手術的醫院。

　　比姜一鳴幸運的是，周岱蘭最終借助輿論的力量改變了命運。新華社等媒體的報道，在上海激起了一股愛心熱流，一筆筆捐款把周岱蘭送入了中國民航上海總醫院進行骨科深入治療。

　　姜一鳴走了，周岱蘭留下來了。一走一留，我們看到的分明是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位。

　　養老保險，想説愛你不容易

　　面對農民工對工傷、醫療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也並非完全無所作為。這幾年，全國各地對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也在進行積極探索。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大中城市都先後制定了農民工參保辦法，各地做法各有特色，最大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

　　北京在1999年就出臺了《農民合同制職工參加北京市養老、失業保險暫行辦法》，之後又在2001年制定了《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簡稱125號文件），該《辦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應自招用農民工之月起，必須與其簽訂勞動合同，併為其辦理參加養老保險手續。”但125號文件發出後，效果並不理想。

　　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養老保險處朱榮元處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陳了北京市在農民工養老保險方面的現狀：“儘管目前這一政策採取了低門檻標準進入、一次性清退的方式，也有很明確的強制力，但這一規定的執行效果卻非常不理想，仍然不足以滿足農民工的需求。”

　　北京房山區，記者在一家擁有20名外地務工人員的飯店採訪了老闆：“勞動部門來這裡找過我，談到上保險的事，可我認為這也太難為我們了。這些員工流動性太大了，最長的一個在我這裡幹半年，春節前服務員只剩兩個了，有的待上幾天，連招呼都不打就自己走了，這讓我怎麼給他們上保險呀！”老闆一臉的苦衷。

　　在與一些建築工地中的勞務單位接觸時，老闆工頭們大都告訴記者，在北京建築業中，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問題“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因為，建築業主要使用的是整建制的外省市包工隊，在前期招標時，大多數施工企業就會要求包工隊把有關農民工的保險問題自己在原籍就辦好。

　　情況真是這樣嗎？湖南農民工小萬向記者出示了一份勞動合同。這份格式化的勞動合同中，甲方是安徽省阜陽市金來勞務有限公司，乙方則是農民工。合同第六條“保險福利待遇”第二、三款有這樣表述：“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負傷的費用應包含在工資內，由本人負責。乙方其他保險福利待遇包含在工資內。”第七條“勞動紀律”一項中又有這樣的規定：“如因違章作業造成傷亡事故，其責任由乙方承擔。”

　　原來“包工隊把有關農民工的保險問題自己在原籍就辦好”就是這麼一回事。小萬指著這份合同説：“當時我們看到這份合同都不敢簽，你看看這第六條和第七條，能不讓我們害怕嗎？他們沒有給我們上什麼保險，怎麼又含到工資內了？但我們沒辦法，不簽字就得走人，最後只好簽了。”

　　企業主消極作梗，農民工也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血汗錢來之不易，在不明白社保是怎麼回事，沒嘗到甜頭之前，保不保無所謂，即使保了也退保要錢。

　　農民工小萬對北京推出的養老保險毫無興趣：“我出來到城裏打工的期望可不是想在這裡建立社會保險，而是能夠幹完活後馬上拿到錢，回家把蓋房結婚時借的錢快點還上。現在打工的工資都不容易拿到，我可不願意再被扣除什麼養老保險了。”

　　和小萬一起在北京昌平天通苑附近一個建築工地做木工的小袁説話更是直截了當：“我和幾個老鄉都商量好了，打算寫個保證書，就説我們自己不需要參加養老保險，以後也不用和我們談這個問題，我們也保證以後有事也決不找政府的麻煩。”看著18歲的小袁如此認真的樣子，記者一時語塞。

　　採訪中，農民工向記者表達最多的就是：“只要給我們錢才是最實在的。”

　　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權威數字顯示，全省有1100萬參保人員，主要是國有企事業單位的職工。記者了解到，廣東外來工現已經超過1300萬人，農民工參保人員本來就少，但在參保後由於工作的變化而退保現象相當普遍。

　　廣州市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人聲鼎沸，農民工焦急地等著退保。“離開這個城市只能把自己的那部分錢取出來，真麻煩，跑了好遠，我晚上要坐火車，你看現在排隊的情況，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排到我這裡。”在這位農民工眼裏，社保就是折騰，沒什麼實質性的好處。

　　在中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農民工隊伍排了有100米長，全是退保的。工作人員整天忙碌的是退保，當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苦口婆心地要求企業為職工參保，結果卻是企業不高興、參保人員不高興，政府工作人員也不高興。

　　農民工社保：從哪“解扣”

　　農民工社會保障推進艱難，除了企業主逃避責任之外，關鍵原因，一是有些地方沒有摸清農民工的真實需要；二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不對接；三是保險基金的區域統籌與農民工的跨省流動之間存在尖銳衝突。

　　農民工最需要什麼？毫無疑問，是找份工作拿到工錢，出了工傷遭了意外得了大病能有錢治。

　　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就明顯存在這方面的問題。“農民工中很多人不願意享受現在提供的這項社會保障，因為現在農民工的真正需求是能拿到工資，回家蓋房、結婚，改善現在的生活狀況，而不關心政府對他退休以後工資待遇保障所制定的規定，他們認為與其保障幾十年以後的事情，不如得到現有利益的保證。”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養老保險處朱榮元處長這樣告訴我們。

　　具體到制度設計，現行五大社會保障險種，對農民工而言，哪些該先行，是值得慎重考慮的。廣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同志認為，當務之急不是搞養老保險，而是儘快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因為從廣東層出不窮的農民工工傷事故到規模驚人的農民工職業病群體，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各種各樣的勞資糾紛，均決定了針對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應當作為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項目優先得到確立，這種保障項目不存在賬戶積累與保險關係接轉問題，成本亦不高，對農民工是一種職業風險的分散機制，對用人單位則是符合國際慣例和建立在《勞動法》基礎之上的工傷賠償機制。因此，政府在農民工工傷保險中的責任主要是制度設計和依法強制推行。

　　令人欣慰的是，經歷初創的艱難與陣痛後的深思，地方政府在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上也更加務實、理性、貼心。

　　2004年1月14日，廣東省修訂通過的《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中，最引人注目的規定是，廣東省行政區域內的各類企業、個體工商戶、民辦非企業單位、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及事業單位，都應當為與之建立勞動關係的職工或者雇工繳納工傷保險費。

　　針對農民工的實際需求，北京市政府已經開始著手制訂政策。今年北京將針對農民工出臺一個可行的保險辦法，特別是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目前發佈的工傷保險規定，已經將農民工囊括在其中了，對於不重視農民工工傷保險的企業，政府將強制他們必須參加。北京市的新辦法將著重解決農民工不敢生病和看不起病的情況。（本刊記者 王文韜 韓敬山 姜微 江毅）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