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農村稅費改革 警惕農民負擔反彈之隱患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11日 09:38)

　　中國青年報消息：

　　

■溫家寶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全國人民鄭重承諾：“從今年起，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這個鄭重承諾再次表達了黨和政府對農民的關心，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視。

　　農村稅費改革是我國農村繼土地改革、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的又一次重要改革。農村稅費改革將進一步規範農民、集體和國家之間的利益關係，將對農村經濟發展、基層民主建設起到重要的推進作用。農村稅費制度的最終走向是城鄉統一稅制。

　　農民稅負的狀況及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政府直接對農民徵收稅和費。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農民負擔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出來。從改革初期到1988年，農民負擔的增長慢于農民收入的增長。1988年以後農民負擔的增長超過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從農民負擔的內容來看，農民負擔的各類收費大於稅收。農民負擔沉重抑制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使農業基礎地位不穩，帶來了一系列不良後果。

　　造成農民稅費負擔沉重的深層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落後。政府的機構還在“上下對口”地進行設置，政府行為不規範、部門權力無約束的現象還比較普遍存在著，“小政府、大服務”的格局沒有形成。縣鄉機構龐大，每個鄉鎮的幹部人數一般為100～200人，導致經費開支不斷增加。第二，我國財稅體制改革不徹底，財權與事權不對稱的現象依然存在。比如説，農村的九年義務教育，應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共同承擔，但事實上主要是由縣鄉兩級政府來承擔，有的鄉鎮開支的70％～80％用於農村教師的開支。鄉鎮政府負責修路、修建學校、修建衛生院等，當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進行這些建設時，一些鄉鎮就向農民收費，導致農民負擔沉重。

　　農村稅費改革的發展方向

　　我國政府非常重視農民負擔沉重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就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措施。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發佈了《關於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和《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1996年，國家在《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中，提出了減輕農民負擔的13條措施。

　　2000年後我國開始在中央指導下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試點首先是在安徽進行的，2003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試點。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取消、兩調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鄉統籌費和農村教育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兩調整”，是指調整現行農業稅政策和調整農業特産稅政策。“一改革”，是指改革現行村提留徵收使用辦法。2004年，農村稅費改革進一步深化，溫總理在十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除煙葉外，取消農業特産稅。從今年起，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

　　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為農村稅費改革指明了方向，即：要鞏固和發展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的稅費負擔，為最終實現城鄉稅制的統一創造條件。現行的農業稅制，主要是沿襲1958年制定的《農業稅條例》。當時的《農業稅條例》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制定的，是適宜於工業化起步階段的農業稅，納稅主體主要是農業合作社。目前，我國正在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城鄉差別開始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農村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後，農民成為納稅主體。我國經濟體制、經濟狀況和納稅主體的改變，要求農業稅制必須改變。從世界範圍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實行城鄉統一稅收制度，並沒有設立單獨的農村稅收制度。不論從我國的國情出發，還是從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看，我國農村稅費改革的方向都是城鄉統一稅制。

　　農村稅費改革需要配套進行

　　歷史上，我國曾進行過多次“並稅除費”的稅賦改革，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對此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個結論：歷史上每進行一次“並稅”改革，就會催生出一次“雜派”高潮。我國這次稅費改革後，人們關心的問題是將來農民負擔會不會反彈。農村稅費改革在減輕了農民負擔的同時，也減少了鄉鎮財政的收入，但是鄉鎮財政的支出並沒有減少太多。這些資金缺口也構成了農民負擔反彈的隱患。能否把農村稅費改革進行下去，能否跳出“黃宗羲定律”，成為農村稅費改革成敗的關鍵。

　　農村稅費改革遇到的問題是農村深層次矛盾積累多年的反映。農村稅費改革要順利進行下去，必須解決改革中出現的農村基層組織運轉經費不足、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減少等問題。只有進行相應的配套改革，即鄉鎮機構改革、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體制的改革和清理鄉鎮債務等，才能把農村稅費改革進行到底。配套改革之一是鄉鎮機構改革。只有精簡鄉鎮機構和財政供養人員，才能減輕農民負擔。配套改革之二是進行財稅體制改革，使事權與財權相統一。配套改革之三是農村教育、衛生醫療等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體制的改革，特別是農村教育投入的改革。隨著我國發展觀的改變，“農村事情農民辦”的局面將逐步改變。配套改革之四是解決鄉鎮債務問題。在清理和查實的基礎上，逐步化解鄉村債務。同時，要建立防範農村債務的機制，確保不再形成新的債務。 （施虹）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