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原創] 為了不再被忽略的無奈

央視國際 (2004年02月19日 16:18)

　　民工 —— 一個應該廢除的稱謂,一個值得關注的群體， 一個令人感慨的話題

　　

又是一年春節過去了，又是一個“民工”大潮湧來了。各地開往發達地區和沿海城市的列車趟趟爆滿，據有關方面報道，元宵節前後，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的返城人數都達到了新的高峰，僅北京一地的日到達客流就已經超過了三十萬人！

　　一個個可能熟悉的身影，一張張或許陌生的面孔，帶著希望或茫然、沉穩或稚嫩、欣喜或憂慮、堅定或困惑，匯集成滾滾的人流，從農村、從鄉鎮，涌向各大中城市。年復一年，春去春回，形成了一道近年來極具特色又頗為壯觀的獨特風景。

　　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有了這一年一度的潮來潮去，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民工”這一特指專用而又令人心酸的稱謂，我也記不清楚了；我只是越來越清楚地發現，“民工”和“無奈”，這兩個本應風馬牛不相及的詞彙，卻越來越頻繁的在現實生活中，在各種媒體上，特別是在每年一度的傳統節日前夕一起出現。

　　在戶籍制度上，我們國家把人口分為城鎮和農業兩大部分加以管理的方式一直延續至今。在經濟類型的劃分上，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只存在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形式。在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下，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其所歸屬的“單位”來管理其活動。未經“單位”批准或同意，私自離開本人所在地長期外出的，被叫做“盲流”。小的時候，我一度總弄不清楚“盲流”和“流氓”有什麼區別而把兩者混為一談，後來才明白，所謂“盲流”，是指“盲目流動”的意思。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國開始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土地經營承包的實行，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産力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以生産大隊為基礎的農村基層經濟兼行政組織對村民的人身約束，一向緊閉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進發的大門也就不可避免的被擠開了最初的縫隙。開始的時期，進入城市的農民主要是以當保姆，或以走街串巷賣炒貨、餛飩、 蔬菜、雞蛋等小買賣來謀生，後者常常被視為“投機倒把”而受到取締或修理。“民工”一詞還沒有出現的可能。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前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並逐步深化。政策上對多种經濟成分特別是對個體經濟的鼓勵發展，逐步導致了進入城市的外來人口的生存空間得到拓展，在更為廣泛的生活服務，如餐飲理髮、各類修理、廢品回收、服裝剪裁、打制傢具等領域他們都能找到了容身之處。這一時期，各城市對外來人員在居住和就業上都實行了嚴格的控制，統而歸之稱為“流動人口”，仍未以“民工”一詞冠之。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城市建設速度明顯加快，除了在1989年左右的“市場疲軟”和1994年前後的“經濟調整”時期有所停滯外，基本建設規模始終處於日益擴大中，城市發展和建設前所未有的持續升溫。雨後春筍般涌現出來的農貿市場、小商品批發市場、酒樓飯店休閒娛樂場所，給外來人員提供了空前巨大的進入城市，改變人生命運的發展機會；經濟發達地區，眾多的勞動密集型的生産加工企業，不需要太高文化和技術，也大量吸納著經過簡單培訓就可以從事熟練勞動的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青年；諸如房地産開發、市政建設、各項公用事業及城市環衛等領域，也先後向廣大縣鄉鎮村的富裕勞動力敞開了大門，召喚著數以百、千萬計的農業人口走上嶄新的城市打工之路。而這，可能就是“民工”一詞之所以産生並迅速得到廣泛使用的社會背景和物質基礎。

　　在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企事業單位中曾有“固定工”和“臨時工”的區分，能當“臨時工”的基本是“由所在街道管理的”城鎮無固定職業的人員；部分企業中也曾用過“民工” 或者“農民輪換工”，一般都是通過企業和地方政府協調、有組織的使用的。以上兩者都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所指的“民工”。而所謂的有序或無序、自發性或組織性，自由行為或計劃行為，或許就是判定其間區別的顯著特徵和基本標準。

　　望文生義，如今的“民工”一詞，或許就是“農民工”或“打工的農民”的省略稱呼。但我無論如何也搞不懂這中間奇怪的邏輯：既是“農民”，怎麼又是“工”？既是“打工的”，為什麼還要叫“農民”？忽略不計他們現在從事的行業工種差別，卻忘不了用一個“民”字來統而冠之，究竟是一種什麼道理抑或心理使然呢？以我的孤陋寡聞不免認為，製造出“民工”一詞來稱呼這一龐大的特定人群，並非是承認這部分農民（農村人）和工人（城裏人）的差別正在消除或已經縮小，而恰恰是在頑強地堅持和強調這一差別的不可更改！而這其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僅僅是因為出生時戶口簿上那兩個打印的鉛字，是嗎？！

　　記得在八十年代（也許還有九十年代初、中期），進城務工（包括做小買賣）的農民中的多數人每逢麥收和大秋的農忙時節都要回家，那時的他們以“農”為主，以“工”為副，被稱為“民工”還可算是恰如其分的。但近年來這一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有的人把土地留給在家的親友耕種，也有的人已經轉包給他人經營，還有的人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已經沒有了土地（如開發佔地等），他們已經或正在成為職業的“務工者”，放下了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對土地的那一份眷戀、依賴和牽掛，把自己和家人的對滿足現實生存的基本要求和對改善未來生活的殷切期望全部寄託給千里托身的那一座座城市。他們大都幹著為城裏的我們所不屑從事的苦累臟險的工作，終年住在簡易的工棚或簡陋的出租房裏，整日吃著沒滋沒味缺少營養的飯食，對兩頭不見太陽的長時間連續工作已習以為常，有病有災不敢上醫院也不敢奢望休息。他們親手蓋起的大樓越來越漂亮，他們親手修築的馬路越來越寬闊……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不再是剛剛放下鋤把只會出一把子笨力氣的莊戶人，在長期的打工生涯中已經老練成熟，具備了相當豐富的專業技術、工作經驗甚至管理才能。他們對城市現代節奏的熟悉和適應程度絲毫也不遜色于我們，他們的存在和融入對支撐和維繫城市的正常運轉已經不可或缺。但是，就真正意義的城市生活來説，他們卻似乎永遠是局外人。

　　“暫住”的身份，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敢奢望每天能夠在勞動之餘與家人歡聚一堂同享天倫之樂，更令他們不得不時時準備面對無端的歧視、懷疑、盤問或刁難等種種尷尬際遇；他們的子女無法在公立的託兒所、學校入托就學，許多正值學齡的孩子得不到正規的教育，更多的只能丟給家鄉的父母或親友照看；無論“工齡”有多長，他們都不能獲得退休、醫療和失業保險等社會福利待遇，不能獲得在城市落戶居住的資格權利，而不得不像“候鳥”一樣一年一度的在家鄉和打工地之間往復遷徙勞頓；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得不到一紙保障自己合法權益的勞動合同，享受不到法定的8小時工作和節假日休息的待遇；

　　勞動時間被任意延長似乎是天經地義，不僅既無調休也沒有加班工資可言，甚至整年辛苦勞作所換取的菲薄的血汗工錢也被無端拖欠，以至有人連春節回鄉的路費也無從籌措……

　　唉，我不得不説，難以割捨的“打工情結”，在帶給千百萬離開了土地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希望的同時，也帶給了他們太多太多的無奈……

　　又一年的春節過去了，返成的“民工”——姑且讓我還這樣稱呼他們——絕大部分已經回到了各自打工的城市，安頓下簡單的行李，又投入了緊張繁忙的勞動。在新的年度裏剛剛踏入城市的新來的打工者，有的已經（或暫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處所，還有的仍然在合法的非法的、正規的騙人的勞務市場裏或用工單位間奔走徘徊。無論現實如何嚴峻，前途如何渺茫，未來如何難測，他們幾乎別無選擇，更沒有絲毫退縮的餘地。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農業科技生産力的不斷進步，集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以及其他種種原因，佔我國人口總數絕大比例的農業人口不斷的從歷史悠久的第一産業中脫離，前赴後繼的加入第二、三産業的從業大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讓我們從更為寬廣的視角，以更為寬闊的胸懷，用更為寬和的態度接納和對待他們吧。如果説馬上就全部消除他們步入城市後所面臨的諸多無奈，還有許多政策上或法律法規上的限制的話，那麼，給他們一個恰當的稱呼，讓他們感受到起碼應有的尊重和公道，應該不是很難的吧？！

　　千萬不要忘記，並非很久以前，我們的父輩或我們自己，不就是這樣帶著一身的禾香和土氣，從遼闊的田野裏走來的嗎？！ （網友：拾荒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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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