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身邊人腐敗眾生相:官款"二人轉"成密友
央視國際 (2004年01月30日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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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官身邊人腐敗眾生相之五:官款“二人轉”,互傍成“密友”
一個大款在酒席上這樣吹噓自己的“能耐”:“在簡陽誰最大?王善武!我讓他10分鐘之內過來,他就會像狗一樣趕來。”説罷,摸出手機就打電話。果然,10分鐘內王善武氣喘吁吁地來了,並連聲道歉。王善武,便是當時四川省簡陽市的一市之長,在簡陽市可以説是權傾一方、八面威風。可在某些大款眼裏,他不過是一條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狗”。無獨有偶,江蘇省無錫市郊區會龍實業總公司原總經理談根發,在一次酒席上趁著酒興向哥兒們顯擺他與無錫市原副市長丁浩興關係不一般:“我讓他15分鐘到,他不敢16分鐘到。”一個電話打過去,14分鐘左右,這位副市長顛兒顛兒地跑來了。
根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案件分析,成克傑、胡長清、慕綏新、馬向東、李嘉廷、李紀周、潘廣田、王懷忠、劉方仁等貪官的背後,都有一長串大款們的影子。從中紀委副書記崗位上退下來的劉麗英同志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領導幹部傍不法大款現象嚴重,是當前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和警惕的腐敗現象。
傍官三部曲
一些深諳傍官之道的不法大款們知道,在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和健全、某些領域還帶有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的時期,政府這只“無形的腳”還是時常要“踩”住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即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還是相當嚴重的,有人甚至稱前幾年的經濟為“審批經濟”。在這種情況下,不法大款就必然想到要傍大官。
大款傍大官的目的只有一個:權為你所用,利為我所謀。而大款傍大官的手段和策略卻“各有韆鞦”,概括起來,可歸結為三部曲。
第一步,打通關節,結識大官。大款直接能熟悉大官當然好,但並非所有大款都能與大官有天然的密切關係,這就要結交。貴州省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曾出過一名被槍決的貪官閻健宏,其繼任董事長向明序上任時信誓旦旦,聲稱要接受閻健宏的教訓,絕不重蹈其覆轍。可僅僅一年,就跌入大款精心設計的色情陷阱。1994年6月,貴陽個體老闆賈某對員工許諾:“今年誰能攻下向明序,年終一定給予重獎。”手下員工四處跑關係、找門路。最後還是其胞兄親自出馬將向明序“拿”下。
攀老鄉、收買大官子女或親屬、借助“枕邊風”吹昏大官等,都是大款接近大官的常用之法。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原市長劉知炳的女兒劉芳1992年剛從桂林旅遊專科學校畢業,就成為“人見人愛”的“香餑餑”,被一些大款爭而搶之。最後把柳州的這個公主要到身邊的該市外貿公司一名總經理得意地説:“把劉芳要到外貿公司,是我一生最大的成績。”他看中的當然不是劉芳,而是劉芳身後的市長父親。還是這位總經理説的:“劉芳的名字就是無形資産,就是公章、介紹信和通行證。”花了不菲代價弄到劉知炳的女兒後不久,“市長千金”的“神效”就發揮出來了。外貿公司幾十輛走私車輛的牌照,在“市長女兒”的招牌下輕鬆搞掂。
第二步,循序漸進,套住大官。且看廣西憑祥市一度假村老闆林某的手法:為了把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徐炳松拉下水,大款林某先與之攀同鄉,趁徐炳松到憑祥市檢查工作時,找上徐炳松送點心;接著又找機會專程到徐家登門拜訪,拉近距離;繼而趁過年又送上2萬元給徐“辦點年貨”,終於成了徐的“心腹”;最後林才露出真面目,先後來到徐家要徐炳松為其開典當行、開金礦等提供方便。徐炳松乖乖照辦,並收受林的9萬元賄賂。
與林某相比,大字不識幾個的賴昌星就聰明多了,他善於細心地揣摩某些領導幹部的愛好,抓住他們的弱點,投其所好。愛錢的直接送錢,貪色的為之物色,想權的為之買官,喜歡古玩字畫的就送古玩字畫。賴昌星就有一句“名言”:“不怕做不到,就怕領導沒愛好。”他特地建了一幢後來“聲名遠播”的“紅樓”,在那裏為一些腐化墮落的領導幹部提供最“週全”的服務,使得一些貪官在那個“銷魂窟”裏樂不思蜀。不少像賴昌星這樣的大款精通“放長線釣大魚”戰術,不求一時利益,長期不露聲色地對這些官員進行“感情投資”,使之不知不覺落入圈套,所謂“火到豬頭爛,功到自然成”。
第三步,獅子開口,咬住大官。一旦大款成為大官的密友,一切都好辦了。貪官們已身不由己,不能不乖乖就範了。1992年秋,廣西陸川縣從農村走出來做包工頭的丘卓林,獲知縣里正在籌建陶瓷業大工程,上門找到時任副縣長兼縣人民銀行行長的吳岳耿,許諾道:“你支持我搞工程,賺了錢我給你一部分。”早已成為丘卓林朋友的吳岳耿就衝著這“好處費”,便馬不停蹄地忙碌起來,直到“大功告成”。有人粗略統計,丘認識吳的幾年間,丘靠吳撈得錢財2000多萬元,而吳從丘處收受賄賂570萬元。
身為領導幹部,一旦收受大款的賄賂,便甘心為那些不法大款“效犬馬之力”,為他們鞍前馬後地“創造財富”,到後來,便如吸食毒品般無法自拔。有這麼一個戲劇性的細節:當瀋陽市委原副書記、市長慕綏新“毫不見外”地收起劉涌推過來的一個裝有十萬美金的信封時,劉涌臉上掠過一絲冷笑:“慕綏新,他可不再是人民的市長了。”
貪官傍大款:我官越做越大,你錢越賺越多
人稱政治和經濟雙料“暴發戶”的原“河北第一秘”,後又升任該省國稅局黨組書記、局長的李真曾對他的前任吳慶五説:“你在商界需要權力支持,我在官場也需要經濟支持,我支持你賺錢,你支持我從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錢也越賺越多。”
貪官與大款互傍的實質是權錢交易,共同犯罪。有一些領導幹部的傍大款,是自己主動傍上去的。在他們看來,雖然自己有權,但錢卻不多。於是,有的便與大款稱兄道弟,成了大款家裏的座上客;有的經常與大款出入于歌廳酒樓,陶醉於“有酒同醉”、“有美同享”的腐化墮落生活;有的民主生活會、政治學習例會可以不參加,但大款的生日宴、慶典活動、婚喪嫁娶,凡請必到;有的對大款表現得異常關心,不管他們提出的要求合法不合法,都慨然允諾,地皮、工程、貸款,要什麼給什麼。還有的領導幹部則慷慨地將一項項政治榮譽送給大款,什麼“優秀企業家”、“創業典範”、“改革能人”等,或通過權力運作將一些不法大款推到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位置。
浙江省溫嶺市原市委常委、公安局長楊衛中就是一個熱衷於“傍大款”,並因“傍大款”而腐化墮落的貪官。1996年6月他擔任溫嶺市市委常委、公安局長後,成為當地黑幫頭目王秀方這個大款的大靠山。當然,結交大款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除了披金戴銀外,楊衛中還在王秀方的公司裏入了“股”,坐收紅利。
山東省原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會長潘廣田,在一幫大款“朋友”的簇擁下,頻頻出入歌舞廳、夜總會、桑拿房,風流快活。一名大款在後來作證時透露:“只要潘廣田打來電話,我們就得趕快準備大把鈔票,請他瀟灑。每次消費,他從不掏腰包,連客氣話也沒有。”
瀋陽市委原副書記、市長慕綏新,原市委常委、副市長馬向東,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賈永祥、原副院長焦玫瑰,檢察院原檢察長劉實等,都是名為實業公司大老闆、實為黑社會集團頭目劉涌的“鐵哥兒們”,無一不是被劉涌的“重金”給“歸順”了。焦玫瑰主動要求劉涌參加民主黨派,並委以黨內重要職務。她還撮合劉涌與外商共建一塊光土地的資産估價就達2億人民幣的大廈。賈永祥主持的市中級人民法院則徇私枉法,在官司審理過程中顛倒是非,徹底倒向劉涌。慕綏新這個“龍頭老大”索性拿出一條街來讓劉涌開發,明知劉涌是通過暴力拆遷發家的,但還是題詞對其“嘉陽速度”褒獎。
“好一似樹倒猢猻散”
大款和大官總是標榜互相之間存在真正的友誼,但是事實證明,只要他們進行了違紀違法的勾當,只要這種所謂友誼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而非精神基礎上,最後只能落個“樹倒猢猻散”、“大難臨頭各自飛”。
對此,遠華走私案中的福建省公安廳原副廳長、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長莊如順就坦言:“説實話,我從來就沒有把賴昌星當成朋友。我理解的所謂朋友不要説志同起碼要道合,我跟賴昌星談什麼?跟他談哲學,哲學兩個字是什麼他都不懂。跟他談體制,他懂得什麼?我覺得我跟賴昌星只能談很實在的問題:我要你辦什麼,你能給我哪些幫助?”
反過來,那些不法大款其實也是非常鄙視那些欲壑難填的貪官的。有的大款説得更難聽:“我在向他們塞鈔票的時候,絕對是把他們當作一條派用場的狗來看的,否則我自己的心態都沒法平衡。憑什麼要我把花花綠綠的票子往他們手裏塞,還要賠笑臉?”胡長清所傍的那個大老闆周雪華也有過一段“精彩表白”,他説:“遊魚貪食,釣者誘之;人皆遊魚,我則釣人。”
貪官與大款密友的關係多半並不牢靠,所謂利益聯盟關鍵時也會“管涌”。儘管大款們信誓旦旦,保證不會把行賄受賄的事抖露出去,但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總要“背信棄義”。李真被查時,曾與大款密友吳慶五、張鐵橋等訂立攻守同盟,但後來到了緊要關頭,他們都將責任推到對方身上。正如一位記者報道説:“就這麼鐵的朋友,到後來還是狗咬狗。”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兩條:一是貪官與大款關係再鐵,在根本上還是以金錢為基礎,而不是以友情為紐帶。一旦大款認為貪官沒了翻身的希望,不能再靠其賺錢了,自然就爭取“立功贖罪”了。二是貪官與大款雖然難捨難分,但二者的地位不對稱。貪官們掌握著主動權,大款要靠貪官賺錢,總要看貪官眼色行事。那些明目張膽索要賄賂的貪官,在大款們眼中早就“掉價”了,大款們巴不得他們倒楣。大款周雪華是這樣評價密友胡長清的:“説胡長清‘傍大款’、以權謀私還是一種比較文雅的説法,實際上他就是個政治流氓。”
當然,我們不是説,凡是與民營企業家、個體私營業主交朋友,就是傍大款。作為一名領導幹部,在當前經濟快速發展,特別是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不了解這些企業家在想什麼、幹什麼,以及對黨和政府有什麼要求,也是不稱職的。領導幹部的楷模範匡夫曾意味深長地説過:“老闆、大款不是不可以接觸,只要他們是正當合法經營,都應該鼓勵支持。但是,身為領導幹部,如果熱衷於跟老闆、大款打交道,經常出入高消費場所,價值觀就容易偏移,思想道德就可能滑坡,權力就有可能用錯地方。”(雷立信 唐東平)
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