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評] 當“村官”成了“酷吏”

央視國際 (2004年01月17日 10:11)

　　近日連續讀到兩則新聞，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農民兄弟的悲苦和無奈：

　　

北京順義區李遂鎮牌樓村黨支部書記郝化春認為村民楊賀江不服管，並因為村裏修路等事情煽動村民和自己對著幹。楊賀江因此成了郝化春的眼中釘。1996年4月24日晚上，楊賀江來到郝化春家談事情，郝化春拿出“七連發”獵槍，朝楊賀江的頭部射擊，致使楊賀江重度顱腦損傷死亡。包括村委會主任張孝山在內的4名同夥隨後將楊的屍體拋棄于順義區張鎮良山村南大口井內。2002年，北京市警方在調查一起案件時，無意中從村民口中得知了這一情況，才引破了這樁6年前的廢井沉屍案。今年1月14日，北京市二中院開庭審理了此案，檢察機關還指控，郝化春在任期間，以修建蓄水工程為名，將村裏出售土方所得款60多萬元據為己有（見1月15日《北京晚報》）；

　　國家級全國扶貧縣河北省涉縣上巷村進行村官換屆的選舉，競選人叫王急義，他曾于1996年起擔任上巷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2000年，因違反退耕還林政策受黨內警告處分，2003年8月因為對黨員行賄，要求選舉其連任村黨支部書記被免去了村黨支部委員的職位。為了能競選上村委會主任，王急義答應給投票的村民每人3000元並承諾自己當選後每人再給2000元。王急義平時就十分霸道，許多人害怕不選他會遭報復，因此雖不情願，但最後大多數人還是投了王急義的票。結果他花了360萬元，靠賄選如願當上了村委會主任（見1月15日的央視《共同關注》）

　　村支書和村委會主任雖然算不上是什麼官，但卻是社會公共權力最底層的“一方天”，他們可以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表者、維護者，成為中國共産黨“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的忠實的實踐者、推動者，但是，他們也可以成為橫蠻無理、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的封建“酷吏”。對農民來説，服從這些鄉村幹部的管治，就是服從黨和政府的領導，但同時，基層幹部的胡作非為也會損害黨和政府在農民心中的威信和形象。

　　像北京的郝化春那樣殘殺村民的惡性涉農事件，像河北的王急義那樣賄選的破壞基層民主事件，我們都不是第一次面對，我們無法預見和統計還有多少鄉村幹部已經做出或正在做出與他們同樣的表現！許多人認為，中央權力的鞭長莫及狀況容易放縱和滋生欺壓百姓的“土皇帝”，但事實上這才説出了一半，正因為我們的“權力之手”伸得太多、太長，多到相互掣肘、長到無暇顧及，這樣就賦予了村級管理者無限擴張的權力野心，使他們在村級政權裏成了各種官方權力和上級權力的化身。

　　在基層幹部中有句俗語：“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意思是説上面各個部門、機構的工作都要通過最底層的幹部來抓好落實，村官們的工作不僅艱巨而且還非常複雜。水利、衛生、農牧、計生、稅務等部門的工作都要通過村官來協助、來管束、來收費、來罰款，社會福利性、救助性的工作都要通過村官來進行利益分配。在村官們依據著各種“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的法規、政策來管理農民的時候；在依然奉行自上而下的縣鄉村的幹部任命制裏，既然支部幹部的任命決定於上級領導而與農民群眾無關，幹部們自然不會真正把群眾放在心上；在各地方官員層層分解的目標責任制裏和在依舊執行著數字政績至上的考核制裏，各個村幹部的肩上都壓著沉重的擔子。在這種局面下，只能是讓那些具備橫行鄉里條件的“強人”們跳出來，將一副副的重擔強加在質樸的農民的肩上，將一份份罰單塞進農民的手裏換來上繳的任務。這種 “強人”執政的局面正嚴重制約著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干擾破壞著農民的幸福生活。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寧折不彎”的梁漱溟先生曾發出了在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農民在九天之下”的由衷感慨。可惜的是，這種理性思考卻在當時被嚴厲指責為“冒充農民代表”而遭到多年的無情批判。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的梁先生們不會再受到任何的責難，但我們的農民兄弟們是不是還依然在“九天之下”掙扎呢？黨的十六大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對“三農”問題都異常重視，保護農民利益減輕農民負擔、推進基層民主實現村民自治，是當前的兩大任務，無疑，只有不下大力氣治理村官、約束村官，才能拯救農民于“九天之下”。（網友：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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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