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原副省長牛皮沖天 昏官比貪官更可怕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3日 14:49)

　　南風窗消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用到官場也頗為恰當：好官有其共性，壞官各有壞法。

　　壞官有四種，一曰庸，二曰貪，三曰昏，四曰昏且貪。其危害依次遞增。長期以來，貪官成為過街老鼠，而昏官似乎還逍遙于口誅筆伐之外。其實，從各方面看，昏官比貪官更可怕。

　　“GDP牛皮”下的“大手筆”

　　昏官之為“昏”，利令智昏是也。這裡的“利”，包括“利益”和“功名”，而追求功名的背後，則是向上爬的衝動。官員追求升遷的動機本無可厚非：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問題只在於怎麼個爬法。愛財應取之有道，無道者是為貪官；求名亦應謀之有道，無道者即為昏官了。

　　謀名無道主要在決策。從決策者角度找原因，政策失誤無怪乎三種情況：“背”、“愚”、“昏”。“背”者時運不濟也，運氣不佳，源於人類理性的有限。“愚”者本事不濟也，主觀上不乏審慎態度和實事求是精神，無奈肚子裏的“水”太少，所以常常算錯了盤，看走了眼，導致決策失誤；“昏”官大多信奉“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的信條，決策好大喜功，不循定規，不顧起碼的理智和常識，知其不可而為之。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的行為頗為典型。在制定“九五”計劃時，他根本不考慮實際情況與經濟發展水平，主要依“政治需要”制定發展目標。阜陽市計委一開始提出了GDP增長13%。但這個數字被認為“太低”，“不符合政治需要”，計委無奈調到15%，但仍達不到王的期望。計委只好第三次調整，從15%提到18%，但再次遭到否決。最後，在和計委“討價還價”之後，王懷忠作了讓步，把阜陽“九五”期間經濟平均增長目標定為22%（不是他理想的28%）。實際情況如何呢？擠出水分後，阜陽“九五”期間GDP實際增長率為年均4.7%。回過頭看，王懷忠相信能實現22%的目標嗎？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當決策者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堂而皇之成為政策時，那就只有用“昏”字來解釋了。

　　牛皮吹大了，當然得硬著頭皮撐下去，支撐“GDP牛皮”的往往是“大手筆”，於是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就順理成章了。王懷忠“好大”在阜陽人人盡知。那幾年，“大”字幾乎是口號、標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字眼。“構建工業大走廊、營造外貿大都市”，“十大農業艦隊，五大農業工程”等等，仿佛重新回到了“大躍進”時代。20世紀90年代初，王懷忠提出了將阜陽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設想，與之相匹配的是“大機場”計劃，目的在於提升阜陽的“國際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證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陽地方財政補貼。有人算了一筆賬，機場如果啟動，阜陽財政每年將要補貼700萬元以上，以阜陽連工資都發不起的財力，如何可行？然而可笑的是，一直到飛機場擴建完畢，王懷忠連可行性報告都沒有看幾頁。與大機場相媲美的是建設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的計劃，裏面養千隻老虎萬頭巨鱷。王懷忠在沒有規劃設計甚至沒有一個成熟思路的情況下，圈地數百畝，發動數萬幹部、教師、學生去做開挖“龍潭虎穴”的義務勞動，毀了不少良田，工程歷時3年，耗資千萬，最終半途而廢。

　　昏官的大致輪廓

　　竭澤而漁、勞民傷財當然會引起民怨，於是瞞上欺下就成為昏官的又一個必然特性。王懷忠決定開挖龍潭虎穴毀了不少良田，被佔土地的村民們成群結隊前往市委市政府上訪請願，王允諾給村民賠償，到現在也沒有兌現。從決策的草率程度看，也許他壓根兒就沒有考慮過兌現的問題。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失信算個什麼，違法也在所不惜。於是就出現了另外一幕：1995年飛機場擴建工程正式動工，阜陽市的政府工作人員、教師、農民每人被攤派了數百元的機場建設費。從當年起，阜陽市委市政府開始下達硬性財政收入指標，某鄉鎮曾經發生過一起鄉長帶槍強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對此不聞不問。

　　寅吃卯糧也好，勞民傷財也罷，無奈當地的基礎實在支撐不了大牛皮，最後只能在數字上做文章了。於是，無中生有，在數字上玩點金術，就成為昏官的另一絕招和共性。在任亳縣縣委書記的時候，有一年亳縣向安徽省上報鄉鎮企業的産值，當時全縣鄉鎮企業産值只有幾千萬，但王懷忠大筆一揮，上報材料上産值就變成了幾個億。這個“成績”很快成了安徽省的典型。王懷忠造假到極致的是，有一年阜陽市上報的財政收入竟達400多億，而在渦陽縣則出現了納稅人為秦始皇、克林頓、葉利欽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納稅發票。

　　至此，我們對昏官的“生相”應有一個大致的輪廓：好大喜功圖增長，吹牛皮；用“大手筆”支撐大牛皮，借政績工程造勢，勞民傷財吃子孫後代，而決策上又極為草率；瞞上欺下，一意孤行，目無黨紀國法；無中生有，數字遊戲，弄虛作假造英雄。

　　政績虛假，好處一點不假

　　昏官此時比貪官更可怕，首先在於昏官造成的損失要大得多。胡長清貪污受賄600萬，成克傑1000多萬，肖作興2000萬，在貪官中算得上登峰造極了。然而，與王懷忠“昏”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相比，區區幾千萬顯得不足挂齒。從1995年動工到1998年完成，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結果怎樣呢？2002年阜陽機場旅客吞吐量一共為920人次，每條航線的年度財政補貼高達400萬元，加上190多名員工的工資和龐大的運轉、折舊費用，徒有其表的“大機場”成了地方財政的沉重包袱。據估計，王的一系列“政績工程”使阜陽到期財政負債達20多億元，相當於目前財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陽未來10年的財力。結果，從1995年到2000年6年間，阜陽GDP同比沒有任何增長。“王肖（作興）時代”結束後的2002年，阜陽經濟首次出現增長，增幅為4.1%。

　　昏官此處比貪官更可怕，還在於昏官的腐蝕效應具有全方位性。貪官和昏官都會改變當地的政治生態和遊戲規則。在貪官治下，“要想當官就要花錢，當上官就要搞更多的錢，有了更多的錢就能當更大的官”。可惡是可惡，但還限于貪官“治下”：我不在阜陽，想陞官也犯不著給阜陽的王書記送錢。換言之，貪官的腐蝕效應主要是向下的，即便免不了對個把上級也孝敬孝敬，頂多也就是垂直輻射而已。昏官可就不同了。説王懷忠“昏”當然只是從黎民百姓的立場來説的。換個角度看，王懷中不但不“昏”，而且還聰明絕頂。王被譽為官界“奇才”，為了往上爬而頻出“昏招”其實並無新奇之處，奇就奇在他的招數特靈驗，政績雖然虛假，給王懷忠帶來的好處可一點不假：1993年當上阜陽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後，兩年之內就升任地委書記（次年撤地改市後成為市委書記），而當上市委書記僅3年之後又一下成為安徽省的副省長，平均兩年多升一次官。“王懷忠現象”給他的下級、同級甚至高一級別的官員傳達了什麼信息呢？

　　昏官最可怕之處，莫過於大家還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可怕。毒鼠強之可怕，在於有劇毒而無味。昏官較之尤甚：不僅無味，而且往往會被冠之以“香”—用王懷忠恩師的話説，這叫“有開拓精神”。王有貪的一面，更有昏的一面，他栽在“貪”字上，但假如他不腐不貪呢？會不會繼續“開拓”著，繼續升遷著，繼續向上下左右示範著，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昏官之禍甚于貪官，就在於人們往往把發昏當作開拓精神熱烈擁抱—難道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嗎？

　　如此“基本原理”

　　所以説，貪官要打擊，昏官也要打擊。解決的根本之道，還在於剷除滋生貪官和昏官的土壤。別看王懷忠文化不高，但他對我們的幹部體制研究得很深，“甚至比很多從事幹部體制研究的幹部研究得還深”。何以見得？王很早就明白了一條最基本的原理，現行的幹部體制，實際上是上面説了算，一把手説了算，“只要你能搞出政績，就算你能，能上，但關鍵不是讓百姓看到政績，要讓領導看到政績”。

　　近年來，各地組織部門在幹部選拔中不斷出臺新的制度和規定，強化民意測驗，但為什麼沒有能阻止張二江、馬向東、王懷忠之流的亨通官運呢？以筆者愚見，其中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要敢於動真格，二是精於制度細節的設計。敢動真格就是要強化制度剛性，敢於觸及深層次的制度結構問題。精於制度細節設計要求腳踏實地關注技術細節，使制度和規則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如果只是滿足甚至津津樂道于號召、大方向、大原則和一些中看並不那麼中用的規則，那又與“政績工程”何異？（文/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周志忍）

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