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邵一鳴：艾滋報告

　　解説：艾滋病病毒被發現已經有二十年時間了，時至今日，它仍然是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之一，科學界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找能夠徹底殺死艾滋病毒的藥物，但是始終沒有顯著進展。

　　記者：實際上面對我們的首席科學家，大家最想問的問題就是以現階段的水平，艾滋病能治嗎，有治嗎？

　　邵一鳴：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

　　記者：所有的人都知道艾滋病的死亡率是100%，為什麼你會這麼説？

　　邵一鳴：原因是當時沒有藥的情況下，它的死亡率是100%，而有了藥的情況下，他的死亡率在我們已經治療的這十年多一點的時間裏，它的死亡率已經大大地下降。在進行過治療的國家，我們知道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籃球明星埃文約翰遜，他帶著病毒打籃球又打了很多年，像這樣的例子，非常遺憾的就是，過去只發生在發達國家，沒有發生在中國。

　　記者：決定的因素是什麼？

　　邵一鳴：決定的因素是科技能力。就是我們國家的科學家沒有把這個藥最先研製出來，那麼西方國家研製出來了，它還有不合理的專利保護體系，我們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用得合適，它會促進科學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社會的發展；但我們説要把它用偏了，那就阻礙。在艾滋病上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美國的病人已經不死亡了，已經十年了。

　　記者：但是它不能叫治愈。

　　邵一鳴：這就是一個概念問題，什麼樣叫治愈，實際上老百姓感覺就是説我非得斬草除根，才叫治愈，實際上醫學上，只要能把疾病控制在不作亂、不搗亂的情況下，就是醫學意義上的治愈。

　　記者：我們現在能做到嗎？對於艾滋病？

　　邵一鳴：對艾滋病我們可以做到。像幾個特殊的病人，我是在國家開始這些工作之前，若干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我們治療了六位病人現在已經六年了，他們生活得非常好。

　　記者：用什麼方法呢？

　　邵一鳴：也是這種聯合藥物治療方法，或者是老百姓叫雞尾酒的方法，也是用的進口藥。

　　記者：費用呢？

　　邵一鳴：一個病人當時的費用是10萬到11萬一年。

　　記者：一年？

　　邵一鳴：對。

　　解説：雞尾酒療法雖然能夠阻斷病毒的複製，遏制病毒對免疫系統的損害。但是發達國家藥廠的高額定價卻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患病者所無法承受的，近年來，中國的一些制藥企業開始有選擇地仿製一些雞尾酒藥物。

　　邵一鳴：他們已經生産了四種、五種藥物，一共五種藥物，國家藥檢局也很快的在快車道把它批准了，即投入了市場，而這種藥物一年三千多人民幣就可以治療。

　　記者：所謂雞尾酒療法是不是每個人用的藥物是不一樣的，還是都是一樣的？

　　邵一鳴：可以是不一樣的，我們説只要有一線藥、有二線藥、有首選，是一個對多數人會有效的方案，假如這個人，特定的這個病人，對這個方案反應不好的話，可以換另外一個，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國家現在生産的防治藥只有五種，而國際上的艾滋病藥物有二十多種。國外醫生的選擇的餘地就非常大。

　　記者：為什麼不多生産？

　　邵一鳴：由於一個專利保護的問題，我們現在生産的藥物是專利已經過期的，都是最早的那批藥和沒有在中國申請專利的，由於這些藥物的效果不是特別好，有一些，當時也考慮到中國可能是疾病病人還不多，沒有在中國申請專利，只是這樣一些藥物。

　　記者：但是我聽説很多發展中國家它們正在仿製，而這種仿製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認可的，我們為什麼不這麼做？

　　邵一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國家有很多廠傢具有很強的仿製藥能力，他們已經在過去若干年當中生産了大量的這種藥品，那麼提供給各個國家，包括在這場你剛剛提到仿製藥的全球的推動，使得世貿組織通過了兩個條款，一個叫“強行仿製”，第二個叫“平行進口”，前一個條款講的是，對於挽救生命的藥物可以不受專利保護，主權國家認為我的疾病流行非常嚴重，我政府有責任來保護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你可以宣佈進行防治，國際上是認可的。第二個，你沒有這個能力的國家，你可以使用“平行進口”，第二個條款，就是説你可以從非專利廠家那兒去進口藥物，也就是説可以説是水貨、仿製貨，但是在同樣的情況下是允許的，而我們中國呢？我們的生産能力非常強，在推動這個工作的過程當中，印度的一個仿製藥的生産廠家叫CIPLA公司，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因為當美國、歐洲的廠家賣幾萬美元的時候，他賣幾千美元，當他們降到幾千美元的時候，他降到幾百美元，就帶動了西方藥廠降價的因素之一。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國際社會對艾滋病，對挽救生命的重視，推動使得西方藥廠也要在這個問題上讓步。所以説他們同意降價，還有通過這樣兩個條款。但是我認為單純的降價，我們現在的話，從我剛才提到10萬到11萬，進口的藥，現在降到兩到三萬，兩到三萬對中國是承受不了的，對非洲更是承受不了的。像這樣一種情況下，從我們的利益，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來説，我們應該走強行仿製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