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艾滋病：中國艾滋病問題的政治解決

央視國際 (2003年11月28日 15:32)

　　瞭望東方週刊消息：艾滋病在中國已經滾了近20年的雪球。它的厲害還不在病毒本身。正如非典引發的政治危機來自於陳腐的官僚體制，艾滋病的最大威脅也不在病毒本身。

　　現在，不僅僅是海外，國內越來越多的人也在談論艾滋病的政治問題。12月1日國際艾滋病日之前，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一次艾滋病高層會議上，一位中國專家説，“我們要建立符合人權規範、有利於中國可持續發展的艾滋病防範法律體系。”

　　中國艾滋病感染者人數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加。什麼才是它的真正溫床？對於把發展當作“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領導者來説，最大的政治災難莫過於經濟停滯。在非洲的博茨瓦納，感染艾滋病的成年人達到了該國人口的38.8％，勞動力的銳減摧毀了該國為持續發展所作的一切努力。艾滋病使非洲整體社會經濟水平倒退了30多年。但人們同時也注意到，正是非洲政治與社會變革的遲緩，使得艾滋病有藥也難治。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11月10日在清華大學作演講時説：“如果中國有1500萬—3000萬人得了艾滋病，就會使你們的經濟成果毀於一旦。”據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預測，到2010年，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數量會達到1000萬。

　　政治之患

　　早在2001年，在衛生部第一屆中國艾滋病防治大會上，青島大學醫學院的張北川教授就提出了“艾滋病政治”的概念。所謂的艾滋病政治，就是受到艾滋病影響的個人、群體和社會文化在政治層面上迎對艾滋病時的反應。

　　按張北川的看法，這種反應並不理想，艾滋病人與社會之間關係非常緊張。

　　專家們認為，艾滋病人群中醞釀著的最大不安定，倒不在於他們要花比普通人更多的錢去治療身體的疾患，而是他們的心靈上已經投下了陰影：他們是被“正常社會”拋棄的異類。

　　1996年，5歲的男孩李寧因輸血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從此李寧就變成了“災星”，小夥伴離他遠去，朝他扔石頭。他的父母也變成了全縣的“危險人物”，他的家更是“禁區”，人們走過門前都止不住把臉扭向另一邊。幼兒園和學校也對李寧關上了大門。這是發生在河南省新野縣的一個真實故事。

　　李寧現在還活著。據一位見過他的艾滋病救助志願者講，他的行為已明顯不同於正常兒童，“他對周圍環境抱有敵視和警惕的態度”。

　　年紀小小的李寧可能還不能理解這樣的一些政治術語：“艾滋病疫情是國家機密”、“疫情信息會成為境外反華勢力詆毀中國形象的口實”、“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嚴厲打擊越級上訪”、“艾滋病人不是人，是鬼”，等等。他也不可能知道，它們出自河南某艾滋病猖獗的縣委辦公室負責人之口。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下，一些醫院拒絕為艾滋病人提供治療，有的地方甚至禁止艾滋病感染者結婚，讀書、就業的大門也對他們關閉。

　　國家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王維真副研究員指出：“艾滋病大多流行于貧困、文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和人群中，他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很少有機會發表聲音。貧困加劇了艾滋病的流行，艾滋病的流行又加重了貧困範圍和程度，造成了社會進一步的不平等。這裡蘊藏著衝突的危險。”

　　另一方面，艾滋病成為國際社會對中國施壓的一個砝碼。今年以來，一些國際人權組織頻頻把中國列為“觀察對象”，從人權的角度，對中國防治艾滋病工作大加指責，影響到了中國的國際環境。

　　艾滋病流行的危害一般被分為4個層面：人民健康、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目前，這4個層面，中國都涉及到了。

　　張北川説：只有從政治層面大幅度提高對艾滋病危害性的認識，積極從前瞻性的政治角度考慮問題，才能解決它。”

　　增加人權保障

　　現在的諸多問題還僅限于學術界的探討，也還停留在表層上。在11月初的上海舉行的首屆“社會科學與艾滋病”研討會上，專家學者提出，希望通過推進政治文明和深化體制改革，以解決艾滋病問題。他們普遍要求加強涉及艾滋病人的人權建設，並呼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邱仁宗研究員指出，在嚴厲打擊惡意傳播艾滋病者的同時，要立法保護艾滋病人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健康權、生存權、發展權、醫療權、居住權、就業權、教育權、保密和隱私權、言論權、結婚權和旅行權等等。

　　張北川教授認為，要加強對同性戀高危人權建設，“僅通過醫學技術手段無法改變其高危行為，只有採取“信任、尊重、認可”的原則，才有可能成功。這種認可，可以增強同性戀者的自尊心和業務感，進而有助於遏制艾滋病流行”。他認為，該人群中艾滋病的高水平流行，實際上不過是其人權方面弱勢地位的具體表現之一。

　　邱仁宗研究員通過比較分析艾滋病不同於其他傳染病的特點，認為：“法律僅僅規定對艾滋病人或者感染者的管理，而沒有一條條文涉及對他們的保護，這非常不利於防治艾滋病。”

　　他指出，艾滋病不同於非典和鼠疫。可是現有法律仍然把艾滋病和其他傳染病等同對待，把艾滋病人和其他傳染病人一樣“採取強制隔離治療措施”。

　　邱仁宗認為應該修改法律。他舉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第1章“總則”第3條將艾滋病與傷寒和副傷寒、白喉、狂犬病、炭疽、斑疹傷寒、流行病乙型腦炎等一起列入“乙類傳染病”。他建議將艾滋病從“乙類傳染病”中刪除，另外專門立項。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夏國美研究員也提出了保護性立法的建議。她説：“保護性模型總是優於懲罰性模型。由於艾滋病高危行為人群是社會弊病的受害者，因此在消除和打擊社會弊病的真正根源的同時，我們應當在保護受害者健康權益等方面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

　　據了解，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中國香港地區已經制定了艾滋病反歧視的法律。疫情嚴重的馬來西亞、泰國意識到了保護艾滋病人的基本權利才是遏制艾滋病流行的最佳手段，並將這一思想體現在了法律中。

　　明年，上海將出臺一部艾滋病防治的地方性法律。上海市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一位人士對《瞭望東方》説，“法律的指導思想是傾向於保障公民個人權利，保護私權、保護弱勢群體。”

　　新法律要邁出大步也不容易。目前中國艾滋病立法的一個癥結是，將預防艾滋病與禁毒、禁娼結合起來，認為打擊了高危人群就可以切斷艾滋病的來源。邱仁宗認為，“這是中國艾滋病政策的最大失誤。10年“嚴打”並沒有減少吸毒、賣淫人數，反而阻礙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必須將預防艾滋病與禁毒、禁娼嚴格區分開來。”

　　夏國美研究員認為，要做到這一點卻十分困難，根本原因還在於意識形態。她對《瞭望東方》説：“艾滋病通常與賣淫嫖娼糾纏在一起，而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規定是嚴厲打擊這些人的。”（記者平余、實習記者朱迪河南報道）

責編：范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