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壇醫院見聞：一邊是天使一邊是傷痛

央視國際 (2003年05月09日 16:53)

　　南方週末消息：地壇醫院，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首個定點醫院。如果把正在肆虐的非典比作一場風暴，那麼，這裡無疑是風暴的中心。5月2日至7日，本報記者鼓起勇氣，走進這一“與世隔絕的神秘之所”，用5天120小時的時間，記錄了這裡各色人等的生存狀態，他們的恐懼、勇氣、愛與堅持。目前，本報記者正處於接觸疫情之後的“隔離”觀察階段。本報編輯部期待他平安歸來。

　　2003年5月2日上午9時20分，一輛麵包車從警戒線裏快速衝出來，頭也不回。車裏兩個人神色慌張，眼睛直視前方，口罩幾乎可以把眼睛蓋起來。

　　“嚇死你了！”警戒線旁邊一個工作人員一邊將被衝斷的紅線接好，一邊衝著冒煙遠去的車子罵，“不就是這裡有非典嗎！”

　　“在他們眼裏，北京地壇醫院的每個角落都瀰漫著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口院子裏的空氣可能就會致命。”

　　一位工作人員説，“他們是給醫院送物品的，剛開始連衚同都不進，打算把東西就卸在馬路上，現在能送進院子就是好同志了。”

　　自從3月26日北京地壇醫院收治第一個非典病人以後，這裡的形象就已經註定——“這是常人遠離的地方。”一條長長的佈線將醫院“緊緊”地圍起來，原先員工可以走的通道已經被死死地封住，醫院和外界的通行被嚴格限制在一條狹長的小路上。

　　狹長的小路外面是安定門外大街，裏面是北京地壇醫院——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首個定點醫院，醫院裏住滿了非典病人，263名。

　　5月2日一早，本報記者走進這個非典風暴的中心地區，用5天的時間全面地觀察這個“與世隔絕”、甚至有點令人心驚膽寒的神秘之所，記錄下其中不為常人所知的生活，記錄下這裡各色人等的生存狀態，記錄下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的恐懼、勇氣、愛，與堅持。

　　悄然而下的淚水

　　5月4日，地壇醫院2樓的走廊裏，老院長馮惠忠拖著有些疲憊的身體在各個科室轉，身子有點顫抖，“國難當頭，讓我回來，我就得回來。我現在得先了解情況，再協助制訂方案。”

　　馮惠忠，63歲，地壇醫院原院長，已經退休。上午還在菜市場買菜，突然電話打來，要求立即到衛生局報到，有關領導要他返回醫院協助工作，一定要“提高準確診斷率和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醫務人員感染率。”

　　二樓，長長的樓道盡頭，院長辦公室，現任院長劉建英對記者説，昨晚她躺在沙發上，突然從噩夢中驚醒，“我夢見護士高蘭在被搶救，我一下子就醒了，發現衣服都濕透了，可能是嚇的，因為腦子裏老是轉著這些事，還好就是一個夢。”

　　高蘭是北京地壇醫院第五個被非典“放倒”的護士。劉建英拿出一張紙巾，快速地擦眼淚，“如果讓我許個願，我最大的願望是，到最後喝慶功酒的時候，地壇醫院的人一個都不能少……我今天怎麼了，在年輕人面前也這麼激動。”

　　一樓，護理部辦公室，主任陳徵的電話一個接著一個，四川一個護士要求義務到地壇醫院來幫助治療非典，她説她會用呼吸機，而且會英文，如果答應，她會在第一時間趕來。

　　陳徵婉言謝絕了，“不能讓太多的人捲進來。”剛放下電話，手機又開始響，沒接手機，又一個電話打來，“七區護士長要進行調整，工作一定要有序，不能亂！”

　　陳徵的下屬説，“她都56歲了，如果她提出退休，誰也不會説出什麼，可是在這個關頭，即使是66歲76歲，她也不會走。”

　　“我在傳染病一線幹護理工作38年，從沒有見過今天這樣的場面。”陳徵的嗓子有些沙啞，“看到那些年輕的護士病倒了，我難受呀！她們都像我的孩子一樣！”兩行淚水立刻流下來。

　　如果説非典是一場戰爭，那麼，在這場戰爭最前線的那些戰士，無論是院長、醫生還是護士，每一個被採訪的人，都會在記者面前情不自禁。

　　“市裏要每個收治非典病人醫院的一線人員進行休整，可是我們實在抽不出人去呀，領導就説，護理部要把它作為政治任務完成。我們只有千方百計調4個護士過去，可是她們，她們……”

　　陳徵再次在記者面前老淚縱橫，幾乎説不下去，“可是……可是第二天她們就寫了請戰書，要求回來，説任務已經完成，已經有媒體採訪了，她們心裏難受，想回來——大家都累，為什麼就只有我們休息呢？”

　　“你知道上甘嶺的那個蘋果的故事嗎？大家都渴，但蘋果只有一個，如果她們吃了，別人就吃不到，所以大家都不想吃。道理就這麼簡單。”被派去休整的護士的一個同事説。

　　陳徵繼續念叨，“有兩個被感染的護士剛出院，她們就跟我説，主任，我們一定要好好休息，休息好再回來！這些護士太好了，她們其實就是我的孩子，她們為什麼感染？因為連續工作好幾天，每天就睡幾個小時，抵抗力一下子就下來了，就被感染了，我心疼呀！”

　　“我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得一個輕一點的非典，能夠有個躺下來休息的理由，而且身體裏有了抗體，好了以後可以繼續往前走。”七區護士長陳帆説。

　　3月26日：戰車被發動

　　地壇醫院就像一輛戰車一樣，在波及全國甚至世界的非典風暴中高速向前行使，“它從開始發動就不能停下來。只能一直往前走，直到‘風暴’停止，我們本來就是一家傳染病醫院，很可能將戰鬥到非典最終消失的那一天。”劉建英説。

　　這輛戰車從3月26日被發動起來，那天，北京地壇醫院開始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

　　“25日上午，我們召集有關部門的領導共同研究收治非典的有關準備，後勤要把病房清理出來，護理部配備護士，醫務科要配備醫生，總務科負責後勤保障，包括衛生、床位和床單以及防護物品的到位。”

　　當晚，北京地壇醫院來了第一個病人。4月2日，國際勞工組織的阿羅約被送了過來。

　　隨後，北京的疫情變得日漸緊急，4月10號，這裡開闢了第二個病區，但很快就收滿人。“當時感覺，疫情好像還會發展，可能還要開新的病房。”劉建英説。

　　4月17日，北京市衛生局緊急動員，要求將地壇醫院作為收治非典的專門醫院，其他的病人全部轉走，只收治非典病人。

　　“現在大家覺得傳染病好像只有非典，實際上，我們醫院幾乎收治了所有的傳染病，包括麻疹、水痘、猩紅熱、流腦、腮腺炎、出血熱等等。”醫務科科長陳一凡説。

　　地壇醫院從此開始了痛苦而漫長的隔離歷程，有人比喻，從17日開始，每個員工都是地壇醫院這輛抗擊非典戰車上的一個零件，而且誰都不能被“擰”下來。如果原先還存在著僥倖，“非典是少數人的事，那麼從那天開始，不幸將屬於每個人。”

　　18日、19日兩天，原先住在這裡的404個病人被轉到了其他醫院，按照收治非典的要求，病房進行重新改進，儀器進行安裝，由於這裡收治的本來是傳染病病人，所以還必須進行消毒。

　　從4月17日開始，地壇醫院動用了其所有的資源，門診4月24日被關閉，“門診、保健科、B超室的大夫、護士，所有能進到病房的全部進到病房，其他醫院的支援也陸續到位。”

　　在開始收治的過程中，由於口罩不夠，醫院總務科科長到處亂轉，有一天，“他竟像孩子一樣高喊，‘市政府給了我兩萬米紗布！’”

　　4月21日晚上，這裡轉來了第一批病人，以後每天開出一個病區，每個病區當天就收滿了，直到開到第9個病區。

　　逃跑的與留下的

　　4月20日，正當所有人的神經繃得緊緊的時候，食堂臨時工集體提出離開，病房部分衛生員也要提出離開。

　　“醫院可以一天沒有院長，但不能一天沒有這些人，垃圾沒有人清運，食堂沒有人做飯，整個醫院就可能癱瘓。”主管的郭副院長説。

　　“你們得先把今天早上的飯做好，醫院幾百口子病人還有職工也要吃飯。”

　　上午10點半，郭被要求和他們對話。

　　“第一，非典不是那麼可怕，我們醫務人員都在裏面，首當其衝的不是你們，是醫務工作者，你們連病房都不進。

　　“第二，國難當頭，我們有責任，你們也有責任，這裡面住的都是你的同胞，也許有你的親人和朋友，如果你們不盡這份社會責任也可以，但別怪我無情，一分錢也領不走！

　　“第三，如果留下來，該加錢加錢，該補助補助，而且我們承諾，如果因為在這裡工作而得了非典，你們的醫療我們都包了。”

　　最後，大部分臨時工走了，騎著自行車，挑著鋪蓋卷，再也沒有回來。“我也理解他們，他們都很不容易，不能要求人家跟正式工一樣，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才這麼不講理的！”

　　也有人最初就沒打算走，一個49歲的老衛生員，在地壇醫院工作3年了，“醫院正是困難時候，怎麼能給人家撂擔子，再説，護士那麼小都敢進病房，我兒子都娶媳婦了，我怕什麼呀。”

　　“能留下來的人就是好同志，現在他們幹得都很好，真的。”郭説。

　　“另一個難題是，職工住在哪兒？醫院沒有職工宿舍，員工住在北京的四面八方，下班以後大家都累得不行，而且很多職工周圍的鄰居不願意讓他們回去。”劉建英説。

　　“誰家裏有在地壇醫院工作的，幾乎就不讓上班了，孩子是幼兒園的，因為媽媽是地壇醫院的，也不讓送了，在普通人心裏面，我們這些人就是高危人群。必須給他們找個住處。”

　　這也是來自一線的聲音。如果沒有住處，大家的工作就沒法幹了，“我們是幹傳染病的，治療非典是我們的職責，但最不應該發生的是，如果自己感染了，把家裏人也搭上。”

　　可是賓館很難找，一個賓館的員工聽説地壇醫院的人要過來住，人一下子幾乎跑光了，“我們急得團團轉，只得將問題反映上去，上級通過行政命令，才解決了部分同志的住宿問題。”

　　在他們最終住下的那個賓館，一個姓謝的副經理説，“現在國家發生這麼大的事情，全靠他們了。”

　　護士：剩下的只有意志

　　5月4日，北京地壇醫院，一條長長的走廊通往隔離病房，每一個健康的人都要從這條走廊進入到隔離區，非典病人是通過另外一個通道才能進去，只有他痊癒後才可以享受這個走廊。

　　走廊的旁邊就是隔離區，可以看見病人在裏面活動，從走廊裏走，每轉一個彎就是幾個病區，走進4病區，先要進入半污染區。

　　在這裡，進去的人被要求戴上兩層口罩，穿上一層薄薄的防護服，一層橡皮手套，手套要把袖子套在裏面，戴上帽子，再穿上一件更厚的防護服，再套上一層橡皮手套，再把眼罩套在頭上。

　　所有進到病房裏的人只能通過聲音來判斷，大家看不到對方的任何痕跡。護士小李也穿著同樣的裝束，她開始給病人抽血，一喘氣，哈氣把眼罩模糊了，“我經常在看不見的情況下給病人抽血，有時要扎幾下。”小李的頭幾乎貼在病人的胳膊上。

　　護士做什麼工作？“我們除了要做好醫生佈置的基本工作，吃藥、打針、打點滴、抽血等，最多的是護理。”小李走到病房外，有點發抖的樣子，長長地喘著粗氣，“現在心率有100多次，氧飽和度經常比病人還低。別説幹活，穿上這身衣服就剩喘氣了。”

　　按照規定，非典病人是不能有家屬進行護理的，所以，病人的護理工作全由護士完成，一個病人躺在床上，似乎很艱難，小李用勺子將藥放到他嘴裏，把水也喂進去。

　　“這還是好的，很多重病人，就在床上大小便，我們要幫他們倒，有時，還要幫病人擦洗乾淨。有時想，我還剩什麼，可能剩下的只有意志了。”説著，小李將一個小桶端走，“其實，病人最可憐。”

　　和許多護士一樣，小李已經連續工作十幾天沒有休息，一位醫生説，“護士最辛苦，現在護理量大，因為危重病人多，而且穿著那樣的衣服，連喘氣都費勁，別説幹活了！”

　　“我走出病房裏最大的願望是能喝上一瓶冰鎮礦泉水，可是還不能喝，因為要盡力避免去廁所，這身衣服，穿上以後就不好脫下來，脫下來就不安全，一天要穿至少6個小時。”護士文靜説。

　　“看到她我們就難受”

　　護士高蘭被感染了，住到病房裏，小姐妹們來看她，一看到她就哭，高蘭也哭，“她肯定接受不了自己得非典的事實。”

　　領導囑咐讓去看高蘭的人不許哭，“可是誰也忍不住，平常都是在一起的，怎麼一下子就病倒了呢！”

　　“看到同事倒下是最難過的，我總覺得下一個就是我，但又想，大不了就是個死嘛，最受不了的是對家人的愧疚感，本來每天就讓他們提心吊膽的。而且我們結婚才4個月，要是我死了，他再找一個就是二婚了，多對不起人家呀。”護士劉晶説。

　　劉晶的老公是律師，“剛知道要去非典病房，就給老公打電話，電話裏就哭了，我説我以後照顧不了你了，也照顧不了你父母了，你自己看著辦吧。

　　“他説，‘要不你別去了，我養活你。’我説那還行？現在辭職不就是逃跑嗎！要走也要幹完非典再説吧。要是有下輩子，我一定不幹護士了，但是這輩子的事情不能欠著。”

　　劉晶繼續説，“我經常會淚流滿面，哭完了還不能讓家裏人知道，電話裏説‘沒事，挺好的’，放下電話又接著哭，有時我會想，怎麼一夜之間我就變成這個樣子了，穿著防護服，還戴著眼罩，手套，這還是我嗎？原來在肝炎病房，當時覺得環境很臟，但是現在想起來，那個時候乾淨多了。”

　　“來支援的人可能幹幾個禮拜就回去了，我們卻要一直幹下去，有兩個來的人給自己畫‘正’字，畫到幾個，她們就回去了，我們也畫，卻不知道什麼時候是盡頭。”7區護士長陳帆説。

　　“非典徹底打亂了我們的生活，和愛人和孩子説話都隔得很遠。原來八小時就下班，工作中同事之間有隔閡，一回到家就都忘。但現在整天都在一起，工作到這份上，好像經常有‘無名火’。有同事有時淩晨3點下夜班後給我打電話，就是想説話，因為有委屈。”

　　6區護士長徐秀坤説，“我們區住了幾個其他醫院的護士，她們説當時看著身邊的人倒下了，就特別難過。我們也是。我們一邊聊，一邊忍不住哭，大家都是高危人群，説不準誰已經被感染了，只是沒發作出來而已。”

　　“其實，我們是女人，就哭哭而已，到時候該上還是要上。”一個護士長説，“我們還是有自信的，我們醫院有很好的防護措施。而且大家都知道誰不能馬虎，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別人，保護別人也是保護自己。”

　　5月5日，上午9時，6病區，一個護士走出來，小心地脫掉防護服，動作自信而沉著，負責消毒的護士走過來，用噴壺噴遍她的全身，包括鞋底。

　　她走進護士工作站，和同事們打著招呼，從口罩裏隱約可以看見她在笑。護士們互相還開著玩笑。

　　醫生：“如能控制非典我可跳樓”

　　麻醉科醫生劉子軍坐在記者面前，顯得有些瘦弱和憔悴，他被強迫休息。

　　“我是地壇醫院有名的‘毒王’，你也戴上口罩吧。”説著，劉子軍把口罩死死地係住，麻醉醫生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負責插管，和病人幾乎零距離，“我也不知道插了多少管，有的病人，你插上去，他就給拔出來，接著又插。”

　　“有一個12歲的小男孩，他媽媽也感染了非典，開始他們還是在一個病房，但是後來由於母親的病情嚴重，他們就分開了，有一次小男孩衝著我們喊，‘叔叔，阿姨，求你們救救我媽媽吧，求你們了！’那種聲音真是撕心裂肺，我當時就發誓，一定要把他媽媽救活。

　　“我把小孩帶到他媽媽面前，我説‘寶貝，拉著媽媽的手’，我覺得，當孩子拉著媽媽手的時候，媽媽就會感到有力量，我對他媽媽説，你看，孩子還這麼小，你忍心走麼？你相信我們，一定會把你治好，一定要配合我們！”

　　沒過幾天，男孩的母親就走了，“我感到自責呀！我一想到那個孩子喊‘救救我媽媽’，我就想哭，你知道醫生入門都要讀誓詞，可現在我覺得，當你聽到12歲孩子那聲‘救救我媽媽’時，你才真正感覺到什麼是醫生。”

　　地壇醫院收治非典的前一階段，麻醉工作基本上是由劉子軍一個人做，“當時不知道非典戰役會打這麼長，這麼大，所以希望參與的人越少越好，因為感染的幾率就可以固定在小的範圍。”

　　“其實，我們老主任也非常難，他60多歲了，你知道，這個年紀感染了意味著什麼，我才40多歲，感染了還能從病房裏走出來，但他要是感染了，後果就難説了。但有一次插管，我要上，他用胳膊狠命地頂我，把管子從我手中搶過來，當時誰也沒有説話。他可能是在想，‘我都60的人了，怕什麼。’他這是舍老命陪君子！”

　　有人説，經常會看到劉子軍衣冠不整地從一個病區到另一個病區。

　　劉子軍説，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醫護人員倒下，“因為有一個人倒下了，對所有人的打擊是難以形容的。”

　　劉子軍説他現在要休息幾天，“我下了決心要休息，因為長時間疲勞就增加感染的機會，不能讓別人感到‘你看，就是他衝得兇，他最先倒下’。所以，我一定不能倒下，要不誰再向前衝的話都會有所顧忌。”

　　“你説害怕嗎？當時肯定沒有怕的感覺，就是條件反射一樣衝進去，就是救人，你不進去，病人腦缺氧，幾分鐘就完了。你遲疑一分鐘，甚至幾秒鐘，一個活生生的人就可能永遠走了！”

　　“我承認，我不是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有基本職業道德的人。在這個時候，醫生和戰士沒有區別，讓你上去，你就得上去，要不你就是逃兵。”醫生焦以慶説。

　　“也許我被感染，也許病得很輕，發發燒就過去了，也許我就死了，各種可能都有，就好像士兵去戰場，活著回來是英雄，但也可能就犧牲了，但上戰場之前誰也不知道結果是什麼。”醫生黃克林説。

　　“如果非典能被控制住，我立刻就可以跳下去。”劉子軍甚至這樣對記者説。此時的劉子軍在他的宿舍，3樓。

　　病房：真實的聲音

　　李華就躺在面前，他的嘴離記者的嘴只有1米多，“你還是站得遠一點，醫生説我是突發期，突發期傳染性強，你還是站在門口吧，那裏通風。”

　　他是某大學的大四學生，“我一定可以活著出去，我還年輕，可以挺住。告訴我的同學們，我在這裡很好，醫生護士對我都很好，讓大家放心。”李華戴著呼吸機，感覺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跳。

　　李華最大的欣慰是，“我沒有傳染給我宿捨得哥們。”他一個哥哥最先被傳染，就把他也傳染上了。

　　4病區，王楊和母親在同一個病房，“我父親在一家醫院住院，我媽媽、我和我哥哥去陪護他，沒想到大家都染上了非典，我父親已經先走了。”

　　王楊的哥哥，48歲，在同一個病區的另一個病房，護士説他病情很嚴重，已經上了呼吸機，危在旦夕。

　　“老頭子走了就走了，可是把兩個兒子弄成這個樣子，大兒子還不知道死活……”老太太再也説不下去，失聲痛哭。

　　“您是醫生吧？”一個病人問記者，因為記者和醫生一樣的裝束，“你能幫我打聽打聽我愛人在哪嗎？我被確診後轉了幾個醫院，聽説我愛人也被隔離，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消息？是不是她也感染了，她一定被感染了，我們天天在一起。”

　　這個病人説，他最害怕的是再也見不到他愛人，“聽説一旦我死了，將就地火化，如果她還活著，只能看到我的骨灰，她非哭死不可，如果她死了，我能出去，我要是只能看到她的骨灰，我也沒必要活下去了，如果我們都死了，能不能呼籲一下，把我們骨灰放在一起？”

　　“我現在感覺很難受，我就想看看孩子，我知道不能看他們，他們也被隔離了，大兒子已經死了，我感覺也不好，恐怕日子也不多了，二兒子也夠嗆，老伴已經先走了，得了非典以後，大家誰也沒見過誰。”病人李田説。

　　“我現在感到很孤獨，很恐懼，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我也沒有手機，我想出去，看看不戴口罩，露出臉的人！你能幫我嗎，醫生？”他也把記者當作醫生了。

　　非典已經被列入法定的傳染病，所以，當一個病人被確診後，他將看不到一個親人在他的旁邊，除非他的親人也染上了非典，而且被分在了同一家醫院的同一個病區。

　　“由於轉到地壇醫院的重症病人多，並發癥多，有基礎疾病的人多，所以我們目睹死亡的機會要多得多。”

　　一個醫生説，這次非典爆發一個很大的特點是家族性，一家子一家子的住院，一個家庭有一個人感染，往往大家都可能遭殃。所以，他們也目睹了一個個家庭悲劇，在整個社會災難面前，這些悲劇令人心碎。

　　後非典時刻

　　生命對每個人來説都是珍貴的，一個在地壇醫院採訪的攝影記者講述他的一個經歷，有一天淩晨3點鐘，他在一個病房門前，看到一個危重病人睜開了眼睛。

　　“我感覺他善良極了，夜深人靜的時候，他靜靜地躺在那裏，我不知道，在第二天太陽升起的時候，他的眼睛是否還能睜開，也許他在享受著每次睜開眼睛的樂趣。”

　　一個護士在臨走的時候，將一個病人的氧氣調到“5”（表示氧氣量），護士走了，他看著冒著的氣泡，輕輕地將氧氣調到“8”，“也許多3個自己就會更安全一些。”

　　“也有的病人可能很絕望，明明配合治療就可以好起來，但是你剛把管插上，他就給拔出來，他們最可憐！心理上的痛苦比肉體上的痛苦還難受。”一個醫生説。

　　當我從隔離區走開的時候，還要通過那條長長的走廊，可以不用任何防護裝置，甚至不用戴口罩，感覺空氣都是新鮮的，可以説，這個走廊屬於每個健康的人。

　　而病人則從另外的通道進去，只有他痊癒後才可以享受這個走廊。

　　“我把它叫作生命走廊，每當我從裏面走出來的時候，都會深呼一口氣，呼氣的滋味已經久違了，這裡的空氣是乾淨的，從這裡走出去就意味著你活下來了。”一個來採訪的記者説。

　　截至5月7日上午9點，已經有34個人從這個走廊走出來，有25個人在恢復期被轉走，還有19個人從另一條通道走進病房，就再也沒有機會享受這條長廊的陽光和空氣，他們永遠地走了。

　　而在全國，截至5月6日10時，有4409個人從另外一條通道走進像地壇醫院這樣的隔離病房，其中包括883名醫護人員，已經有214人永遠不能走出那條象徵著健康的走廊。

　　非典風暴將註定留給人們黑色的記憶，一個個醫生護士倒下，一個個家庭因此而解體。一個在地壇醫院採訪的記者因此呼籲，“能不能為在這次前所未有的災難死去的所有人，那些醫生護士和非典病人降一次半旗，來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林楚方）　　　（注：文中的病人名字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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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