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會客廳:非典綜合恐懼症
主持人:剛才聽兩位嘉賓的介紹,大概分析下來有這麼幾個原因。一個是説首先有恐懼心理是自然會産生的,其次,目前我們對非典的認識不夠透徹,由於無知可能會造成一定的恐懼。可能在社會層面上,大家的生活狀態,各方面都好了,可能經受打擊的抗風險能力也比原來略有下降,大概有這幾個原因。這是在我們個體上表現出來每個人抗風險,抗恐懼的能力不太一樣。但是當我們把個體聚集在一塊兒,放到一個社會層面上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畫面---大家大量地去搶購、採購各種日常的用品。
主持人:大家大量地去搶購、採購各種日常的用品,這是不是也屬於非控的一種表現呢?
俞智然:我剛才講了,人出現恐懼的時候,他的心理上一定要採取消除恐懼的方法,我們消除恐懼在不知道用什麼方法的時候,他往往選擇最直接容易看到的,感受到的。我打一個比方,88年的時候,我喜歡騎摩托車,我在前面騎,我太太坐在後面,我騎120碼我都不害怕,我太太在後來特別害怕。等我下來以後,我發現我的腰已經青了,紫了,為什麼呢?被她掐的,在她害怕的時候,他始終抓住最能抓住的東西,吃的東西,用的東西,是我們都能看到,看別人這麼做,我也這麼做。曾經有過這麼一個假設,就是説把一個人裝在籠子裏面,從飛機上往下扔,你發現這個人死死地抓住籠子的鐵欄杆,我説你抓籠子的鐵欄杆有用嗎?這和我們搶購食品是同一種反映,這種反映不僅沒有利,反而有害。因為SARS病毒本身就是近距離感染,你搶購的時候,你跟人家肯定是近距離的,你想想是吃飽了重要還是被傳染了重要,其實當人們理性地看的時候,發現自己很荒唐。
主持人:不介意地話,問一句,那幾天,您買東西了嗎?
俞智然:我還是打個比喻,小的時候我們喜歡做游戲,鬼來了,人家説鬼來的時候,大家都跑,我也跑,跑跑,我就會停下來看看有沒有鬼,一發現沒有鬼,就不跑了。還有很多人在繼續往前跑,越跑越在想鬼,越想鬼就越怕,因為鬼沒有見過,越想越害怕,越怕越想,最後跑得無影無蹤。
主持人:我明白了,其實您也買了,只不過買了一陣又停下來了。
智然:對,我一看錢不夠,算了不買了。
李強:我們知道非典這樣一個事件作為突發事件,打亂了人的常規行為。在常規的情況下,人們買東西都是沒有了,他去買,或者習慣於一個星期買一次,每個人不一樣,都有一個規律。非典突然打破了這個規律,我們有時候管這個叫非常規狀態,非常規狀態之間人們是怎麼行為的呢?專門有人做研究,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叫緊急時期的社會規範。就是説一個突發事件以後,人們怎麼形成行為的呢?人們發現和第一個人的行為非常有關係。比如説劇場突然發生一個大的事件,如果有一個人最初的行為是跟大家説鎮靜,然後怎麼做,多數的人會模倣他這個行為。在緊急時期的第一個行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搶購事件制止地比較快,北京市政府及時地發佈信息,説貨源充足的。實際上我們知道中國目前是一個商品過剩的社會,如果這個事件發生在80年代,真有點問題,因為那個時候食品不夠,到90年代的時候,現在基本上食品過剩,商家就愁你不去買東西。
主持人:剛才您講跟隨第一個人的做法,就有點像智然先生講的,其實就是抓住你最近的你抓得住的一個救命稻草的感覺。所以這是在關於搶購,但是當我們看到一個個體,他的一個行為,他的一個情緒集中到一個社會層面的話,真的會形成社會層面的一個破壞性的行為,或者是一個群體的行為,這可能帶來的危害是遠遠要超過個體的綜合的?
李強:所以實際上他的解決辦法就是説基本上是靠組織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社會在這個時期,首先要有統一的公共傳媒信息,來給大家充分地傳達信息,第二,這個時候政府是凸現作用的。應該説在任何緊急狀態下,起最大的作用的就是政府,因為它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的管理者,除了政府以外,我們認為其他的組織也應該配合。
主持人:另外我們剛才看到,有不少人在這次疫情發作的地區,他們選擇我離開,逃跑,我覺得也能理解,是一種自我保護的一種尋求安全的心理,您覺得不是嗎?
俞智然:對,人在碰到危險的時候,逃是第一反映,問題是逃多遠,跑有沒有用,等他跑過以後,他才會冷靜思考。
主持人:您覺得意思是跑了沒什麼必要,不一定就安全?
俞智然:你想想看,大家都往機場去,都往火車站去,那個地方交叉感染的密度不比你呆在屋子裏更大嗎?
主持人:我發現其實跑,也把疫情擴散了,這次有好多地方,就是由北京一些地區,帶病的人,疫區的人過去之後傳播,播種到一個新的地方了?
李強:逃是一個個體行為,就是説,第一傳統中國人叫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他一看不行,就走。從個體行為,你能理解這個行為。我想從組織管理者的角度來看,當然不希望通過這種行為來産生,第一它會造成更大的社會混亂,第二會造成疾病的傳播等等一系列的行為。另外如果理性地從個體的角度看,也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現在來看,如果你害怕感染,你應該選擇一個安全的地方,少與外界接觸,即使你與外界接觸,也要做比較好的保護措施。
主持人:因為在目前的狀況下,個人心理的安全和滿足,和社會是有衝突的。當我個人感覺到這麼做很安全的時候,當每個人都這麼做的,可能社會上的層面效果是負面的,所以這個時候必須要由公共的事業部門,由政府出面做社會層面的降低恐懼的工作。但是另外很重要的,我覺得每個人作為個體,怎麼來消除自己的恐懼心理,並且不再傳播給更多的人,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這方面,智然先生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俞智然:這裡有一個理論,我只能通俗地講一下。打一個比方,看到老鼠我害怕,我現在有三種做法,一種做法,打死老鼠,第二種跑、逃,第三種,降低我的害怕程度。我們現在可以做哪一種,打死老鼠就是防非典,我們現在正在做,隔離它、處理它,打死它。第二,降低人們對非典的恐懼程度,降低我們剛才講的五種狀態,把它從恐怖降低到恐懼,從恐懼降低到害怕,從害怕降低到擔心,最後把它打敗。
主持人:可能講到這一點,很多人都會心裏釋然,我其實根本不能怕它,越怕越壞。
俞智然:對。我們開這個熱線,其實還有幾個考慮。一個就是很多人處於懷疑、擔心和害怕的層面上。
主持人:就是比較輕的程度?
俞智然:對,這個時候他需要有人給他指點,一指點明白了,比如有人發低燒,我都發了七天,心理專家説你説發了七天37度,一般地低燒到第四天就開始往上走,你還沒走上去,説明你努力不夠,需要努力,你就好好。
主持人:一下就釋放了。
俞智然:對,對這樣的人我們提供了電話的心理諮詢。對於一些比較恐懼恐怖的,我們也有一些心理上調整恐懼恐怖的這些方法。比如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個病人,不是病人,他長期得一種病,不能起床的,一直是發低燒,而且體質也不好,非典這個事發了以後,他總認為末日到了,特別地恐懼,腦子裏做夢都是想害怕的事,惡夢,幾個晚上不能睡覺。在這種情況下,你跟他任何的事,他都很難理性地接受。這個時候我教他一個簡單的辦法,這個辦法是從日本的一休小和尚那兒學來的。就是把兩隻手放在自己的頭上,然後拿出右手的食指敲擊自己的頭,敲的時候,手在敲,心在想,嘴在念,12345678910,這樣來回敲,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事,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敲這個。
主持人:這麼做有什麼好處呢?
俞智然:一天敲下來以後,恐懼情緒就有點下降了。
主持人:我不明白。
李強:其實中國的文化理論,叫修身養性的東西是很多的。我覺得中國儒家文化特別強調這個東西,就是説他強調人的內心的反省和內心的平靜。
主持人:做一些事靜心,讓自己的心態慢慢平和下來。所以剛才兩位專家講的,歸納起來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講到在社會、政府層面上能夠做哪些事情,比如提供充足的物資,同時信息的公佈和及時地公開,從個人的層面上,及時地調節好心態,可能這兩方面的結合的話,我相信非典即便他還在我們身邊,我們對它應該説有更強的抵抗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