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非典”媒體衝鋒 “戰地記者”吐露心聲

央視國際 (2003年05月01日 09:55)

　　北京青年報消息：在與“非典”殊死搏鬥的戰役中，有衝鋒在前的醫務工作者，有正在鎖定病毒尋找解藥的科研人員，更有許許多多的“戰地記者”，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最前沿，為市民發回第一時間第一地點的報道。

　　他們曾經深入醫院隔離區，曾經與分離出的病毒血清只隔幾十厘米。作為普通人他們坦承著自己的恐懼，但是誰也沒有退卻。在接受採訪時，“戰地記者”們最愛説的一句話就是：這是我的工作，是我應該做的。

　　-朱玉：新華社記者

　　參加“非典”報道成了UFO

　　新華社國內部政文采訪室的女記者朱玉是衛生醫療方面的記者。

　　進入4月後，關於“非典”的報道已經成了她每日工作的全部內容。光是聯絡採訪和回答讀者諮詢，有時一天就要接上百個電話。家裏人都説現在人們羨慕CEO、CFO，可是參加“非典”報道的朱玉對老人孩子和丈夫來説卻變成了UFO———什麼時候回家不知道，好容易回到家也還是會因為緊急採訪而充滿變數。朱玉説，由於一線記者屬於高危人群，現在只能儘量減少和親人朋友的接觸，連UFO都説不上了。

　　朱玉還向記者説起了她4月初第一次參加國務院新聞辦“非典”疫情發佈會時的情景：“偌大的會場上百名記者，只有一位記者戴了口罩。當時大家覺得這位記者真是有點‘另類’，好像不至於這樣防護。可是現在回頭看看，記者在那時候都沒有充分注意到疾病傳染的嚴重性。”

　　據了解，朱玉在4月10日左右離京出差。在4月14日回京時，還因為航班上的機組人員統一戴上了口罩而和他們“理論”了一番，但是一到機場，她看到了人群中密密麻麻的白口罩，當時就意識到問題嚴重了。她告訴記者，參加“非典”報道最深的體會就是明白了一個道理：對於人類來説，疾病永遠不會讓你高枕無憂。這次“非典”的流行對人們是個巨大的警醒。記者不僅有責任向市民通報疫情、報道最新消息，還要讓大家了解到，只要人類存在一天，與傳染病的鬥爭就不可能停止，只有團結一致共同抗擊病魔，才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朱玉自己介紹説，對於一線記者，社裏非常照顧，和其他記者相比，自己的採訪危險性小，只是完成了本職工作。但是當記者提出見面採訪時，她還是拒絕了，她説她要對採訪她的同行負責。

　　-王志：中央電視臺《面對面》欄目

　　從來沒有這麼“軟弱”過

　　央視《面對面》的主持人王志是第一個走進隔離區病房，報道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電視記者。

　　王志説，這種事情，事前想想，會害怕，事後想想，也會害怕，但真正到了那裏，就不會害怕了，因為那麼多的醫務人員在那裏，我們記者去拍攝，也就呆一會兒，可人家醫生天天在那兒。他説，到了那時候，你就會覺得，不應該去想如何保護自己了。

　　談起在一線採訪“非典”的感覺，王志由衷地説，最深的感受是兩個字，“感動”。他提到了剛在302醫院採訪姜素椿教授的情況：“採訪時有一個細節特別打動我。當姜教授發現自己不對勁，可能因搶救病人而被感染時，他對老伴説了聲糟了，但直到第二天，他才答應去住院。臨走時，老伴對他説，我去送你吧，但他堅持説不用送。”王志説，老伴想去送他，是因為她很清楚也許這是最後一面了。而他不讓送，是因為怕自己感染老伴。在這一送一推中，就有人間最美好的東西在裏面。

　　他説，從事採訪活動這麼多年，從來沒有過這種狀態：軟弱。有些事聽他們説起來非常平凡，但仔細一琢磨，就被深深打動了。醫護人員可能不像堵槍眼的戰士那樣壯烈，但像姜教授那樣，在自己身上大膽試驗，為救治“非典”病人開闢出一條新路，實際上他們可以稱得上是“蹚雷”的戰士。“與他們相比，如果我因採訪‘非典’不幸染病了，我也應該無怨無悔”。

　　-張麗：北京電視臺記者

　　進隔離區不敢告訴女兒

　　張麗非常忙，記者打了3次電話才完成這次採訪任務。在她眼裏最值得記者去書寫的是那些奮戰在抗非典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張麗告訴記者，在整個抗非典採訪中，讓她至今難忘的一件事，就是佑安醫院院長去看院裏一位因搶救病人而倒下的女大夫。這是她在採訪中惟一流淚的一次。她説，當院長問病中的女大夫，能為她做點兒什麼時，病重的女大夫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訴她家裏人。像這樣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與他們相比，我又能算什麼呢？我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讓你們去寫的。

　　作為一個跑了8年衛生口的北京電視臺老記者，在這次抗非典報道中，她義無反顧地衝在了最前面。張麗是北京媒體中，第一個進入非典隔離病房的女記者。4月7日，她與搭檔只戴了一個薄薄的口罩，就走進了佑安醫院的隔離病房進行採訪。令她沒有想到的是，她當時採訪的朱護士長，在新聞播出的第二天就染上了非典。

　　現在，最讓張麗掛念的是她今年已經上初二的女兒，為了工作使她無法親近自己的女兒。她説，她現在非常想念她的女兒，她女兒也肯定非常擔心和想念她。為了不讓女兒為她擔心，每次進入隔離區，她都不敢告訴自己的女兒，只能是一個人默默地為女兒祝福。

　　-劉瑜：北京電視臺記者

　　遇到好新聞要像個戰士

　　採訪劉瑜時她正在被命令休息。劉瑜是1996年進入北京電視臺晚間新聞組的。劉瑜説，在這次抗非典報道中，自己有著很多的感受。

　　在採訪中，令她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在長辛店醫院採訪時，她接到了一位叫任玉霞的護士表姐的電話。在電話中，這位表姐告訴她，任的奶奶在她開始接病人的第二天就去世了。新聞的敏感讓她決定第二天去採訪任玉霞的親人。早晨8點，他們的採訪工作已經結束了。正當他們準備離去的時候，任玉霞的家人問他們，能不能把奶奶出殯的過程幫著錄下來，等任回來能夠看上奶奶一面。面對一個正在抗擊“非典”一線醫護人員家屬的請求，他們二話沒説，扛起機器拍了起來。她説，我們能為這些可愛的醫護人員做點兒事情是應該的。

　　在北京媒體中，劉瑜和她老公可能是惟一一對夫妻並肩奮戰在報道“非典”第一線的記者。對於新聞，夫妻有著共同的理解。她告訴記者，其實，在抗非典報道中，我們記者就如同戰場上的戰士一樣，當一個好的新聞出現時，就應像戰士一樣義無反顧地衝上去把它記錄下來，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説的職業習慣吧。

　　-戴菁菁：北京青年報記者

　　三次近距離接觸“非典”

　　戴菁菁是報社裏負責各大醫院採訪的記者。“非典”報道開始以後，她就成為除去醫生和護士之外天天到醫院“上班”的人。老去醫院採訪的結果就是經常有機會和病毒碰面。

　　戴菁菁對三次和“非典”病毒近距離接觸印象很深：第一次是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與記者的見面會上。由於連日來夜以繼日照顧病人，醫生和護士們體力消耗巨大，説話沒什麼底氣，為了聽清楚採訪對象的話，戴菁菁和醫生護士們越湊越近，最後連醫生都不得不提醒，記者靠太近會非常危險。

　　第二次是面對面採訪地壇醫院的蔣大夫，當時蔣大夫在“非典”病房已經工作了一個月，為了防止可能的傳染，在家裏都會戴口罩。

　　第三次是在一家醫院採訪時，收治“非典”病人的一輛急救車停在了她的身邊。

　　戴菁菁告訴記者，隨著採訪的深入，自己一方面了解了病毒的可怕，另一方面更加見識到了科學的力量和醫護人員的英勇無畏。當一名醫務工作者像聊家常一樣告訴你他(她)在“非典”病房裏的日日夜夜，説起好轉的病人時露出孩子般的微笑，可怕的“非典”就再也不是不可戰勝的了。

　　-蘇冠名：北京娛樂信報記者

　　曾和病毒相隔幾十厘米

　　蘇冠名是信報的一名攝影記者。許多親歷“非典”的採訪照片都是由他拍攝完成的。

　　説起在疾控中心實驗室裏和“非典”病毒最親密的一次接觸，蘇冠名錶示，這一幕已經刻在他的生命裏。

　　據蘇冠名介紹，那天清早，他還沒有來得及吃早飯就趕到了疾控中心。在穿上兩層隔離服並把臉部包裹得密不透風之後，他被允許在分離出病毒血清的實驗室門外拍照。可是，隔著小玻璃窗拍照的效果不太好，於是他請求進入實驗室。最後，由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拿著試管，他和病毒相隔幾十厘米完成了拍攝。

　　蘇冠名説：“拍完病毒出了疾控中心，我覺得自己都快餓暈了。可是又因為恐懼不敢在附近吃東西。於是我餓著肚子步行了3站地才找地方放心地吃了一頓早點。不過，想想奮鬥在最前線的醫務人員，我真是對自己的膽怯感到慚愧。看來，我這名‘戰地記者’做得還遠遠不夠。”

　　據了解，蘇冠名和報道組其他記者們早就已經過起了“離群索居”的日子。除了回報社領預防藥品和慰問品之外，儘量不和親人朋友接觸。只要“非典”前線還有硝煙，他們的“戰地生涯”就不會結束。

　　-于巍：北京青年報記者

　　採訪所在地有人被感染

　　于巍負責對疾控中心及醫院的採訪。她告訴記者，有一次去東直門醫院採訪預防“非典”的藥方，在採訪的過程中了解到，這所醫院的幾位醫護人員已經感染了“非典”。于巍説，當時説不害怕肯定是假話，但是，這是自己分內的工作，不可能放棄，而且，醫院裏的工作人員也在照常工作，我又怎麼能向後退縮呢。據了解，在採訪完藥方之後，于巍還進行了第二次追蹤報道。

　　現在，于巍已經沒有什麼個人生活可言了，她每天早上七八點鐘去市或區縣的疾控中心採訪，下午回報社寫稿，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能夠稍微早一點兒睡覺。

　　作為女性，誰不在意自己的臉面問題呢？然而，在崇文疾控中心採訪時，于巍看到女消毒員的臉上已經被消毒液燒出了許多的小白點，之後變黑、變幹，成為永久的疤痕。但是，為了把出現疫情地區的消毒進行徹底，她們一次又一次地面對飛濺的消毒液，沒有人躲閃也沒有人喊疼。只是在消毒間隙有人説起了獨自在家的孩子，幾位女消毒員都掉淚了。于巍説，和她們相比，我的工作又算得了什麼呢？

　　-潘九陽：北京交通臺

　　有車的地方就會有我們

　　4月17日，不少北京市民通過交通臺聽到了一則不同尋常的緊急尋人啟事，尋找一名曾在4月16日晚搭載乘客從中央財政金融大學到積水潭醫院的出租車司機。在非典型肺炎已經開始在北京肆虐的情況下，這則連續滾動播出的尋人啟事引起了廣泛關注。

　　“當天晚上，這則尋人啟事播出了30多遍，我們的電話簡直被打‘瘋’了，問這事的電話起碼有200到300個。”經手這則尋人啟事的北京交通臺新聞部副主任潘九陽對記者説。

　　據他介紹，當天，向交通臺提供這則信息的是一位女性聽眾，她自稱是那位被證實患上“非典”的乘客的朋友。接到這個電話後，潘九陽立即讓記者給積水潭醫院打了電話，在核實到醫院確實收治了那位“非典”患者以後，他請示了臺領導和有關部門，馬上安排播出訊息。據悉，從4月17日起至22日，交通臺先後播出了六則這樣的尋人啟事。

　　潘九陽告訴記者，目前，交通臺的節目已根據“非典”防範工作的需要作了一些調整，開播了特別節目《關愛生命戰勝“非典”》，在廣告時段裏，暫停了原來收費300元一次的尋物啟事，把時間讓給了“非典”的公益廣告和“非典”的尋人啟事。為了防止“非典”影響到節目的正常播出，電臺目前實行的是雙班制，這就意味著每天上班的工作人員與平時相比減少了一半，而工作量則增加了一倍。對此，潘九陽笑稱：“沒辦法，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只要有車的地方，就有我們’，為了做好防範‘非典’的服務工作，我想大家對此都不會有什麼怨言的。”

　　-張慧然：鳳凰衛視駐京記者

　　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後怕

　　今年剛剛過完羊年24歲生日的張慧然來到鳳凰衛視已經兩年多了，也是該臺最早投入“非典”報道的記者之一。這位瘦瘦的、留著短髮的小姑娘在忙了20多天后終於能夠在上週末休息了一天，昨天她一直到晚上9點鐘才回家。事實上，這還是比較早的一次。

　　鳳凰衛視4月初開始成立兩個“非典”報道小組，每個組一個記者加一個攝像，張慧然是第一個小組的記者。由於其他記者有財經或其他報道任務，而且北京衛生新聞的報道一直是她的工作範圍，所以在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鳳凰臺的北京“非典”報道都是她在第一線作的。近一個月以來，她參加了幾乎北京衛生部門的所有發佈會，去了地壇醫院近距離接觸“非典”病人和醫生，追蹤過北京西客站離京的實習醫生，也親眼看見北京人民醫院轉移“非典”病人。“就在離我不到10米的距離內，在警車開道下，一輛輛救護車從醫院駛出，裏面的醫護人員都穿著防護服。”小張回憶兩天前目睹人民醫院隔離時説。

　　一個多星期前，張慧然有一次去地壇醫院“非典”現場採訪的機會，當時，她跟其他記者一起穿上了厚厚的防護服，戴上厚厚的口罩，走進了“非典”病房的隔離區，透過玻璃觀察在裏面戴著口罩的病人和穿著更厚防護服的護士，覺得疫情還是很嚴重的。“當時只是覺得好奇，沒有覺得害怕，可能是無知者無畏吧，出來之後才發現口罩太大了，有點漏氣，另外可能因為記者太多的緣故吧，消毒還是覺得不太徹底，現在回想起來有一點後怕的。”

　　-安思喬：路透社駐北京記者

　　妻子要求加強衛生意識

　　安思喬開始關注和報道“非典”已經快兩個月了，“非典”的報道已經動員了包括他在內的全部8名記者。用他的話來説，“非典”是一個謎，他心裏是有些擔心自己的安全，但是還不至於恐慌。針對外界的危險，安思喬説他從來沒有考慮過退縮，只是希望通過採取更多的措施來儘量避免。“我的工作就是要求這樣。”他説。

　　在北京工作的這幾年裏，北京總有一些有挑戰性的新聞，按理説，他應該適應了，可是他説這次“非典”型肺炎的確出乎一般意料。他們很少接觸“非典”病人，但每天的新聞發佈會還是必須參加的。

　　他説，以前他對一些生活細節不太注意，現在在他的中國妻子(他自己稱“媳婦”)的要求下，逐漸加強了衛生和安全意識。從兩個星期之前，他就開始喝媳婦做的胡蘿蔔湯了，據説是便於排氣，促進健康，從兩天前開始吃蜂膠片，每天5個。他覺得工作還是比較累，他開始學會關心自己了：以前每天晚上11點回家，現在10點鐘。

　　採訪中，安思喬表示對妻子的牽掛，他説更擔心自己媳婦的安危，因為她是一家公司的市場管理人員，接觸的人更多。

　　安思喬對工作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表示非常讚賞，“他們是在第一線，我們可能在前線，但現在不在最前線，我們其實可以電話採訪的。”

　　-廖新亮：《海峽時報》北京記者站社長

　　戴上口罩是怕別人懷疑

　　新加坡《海峽時報》在北京的記者站，包括社長廖新亮一共有四個人，從昨天開始所有的記者都參與到“非典”的報道中去了。在記者問及作為社長還要去現場報道時，他説：“我首先是一個記者。”

　　由於總部非常注意他們的安全，最近總部要求他們儘量不要去醫院採訪，但是要參加發佈會，打電話核實和報道新聞。從3月份以來舉行了許多場新聞發佈會了，但是直到上周北京市衛生局的發佈會上他才第一次戴口罩，他説自己並不是很害怕，因為科學知識認為不必要隨時戴口罩。只是從4月20日衛生部發佈北京的疫情數字比以前嚴重將近10倍時，他才覺得為了對別人負責，有必要戴口罩，不過主要還是怕別人懷疑自己。

　　他還記得4月4日當天參加國務院的新聞發佈會時，有些人已經對“非典”有所警惕，當然大部分人還是不以為然。當天他有點正常的咳嗽，坐在前面的一位女記者時不時地回頭看，很是緊張，發佈會結束後他特意去告訴這個記者説：“不好意思，我咳嗽了，不過你放心，我沒有得‘非典’。”

　　由於經常出去採訪，廖新亮也比較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他覺得最重要的是通過運動來增強身體免疫力。兩周前，他做了一個“非典”八味藥方的報道，才借此機會一口氣吃了同仁堂的三罐中藥，這也是惟一的一次。（王幃 董偉 鄭媛單 金良 賈婷）

責編：陶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