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戰爭中患上怪病的中國外交官和記者們
央視國際 (2003年01月24日 19:01)
中國青年報消息：12年前，海灣戰爭爆發，一批在當地工作的中國人患上怪病。本報記者一直關注著這批罹病者，用3年時間對他們進行追蹤報道——
“人間地獄”裏的意氣風發
13年前的孫渤，作為中國年輕的外交官，可謂意氣風發，從科威特到埃塞俄比亞，從 埃塞俄比亞重返科威特，再從科威特輾轉津巴布韋。
科威特當地時間1990年8月2日上午，伊拉克10萬大軍入侵科威特。當時，孫渤在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商務處工作，並曾3次隨商務參讚李殿元外出考察。中國大使館的外交車輛，是在被佔領的科威特高速公路上行駛不多的車輛之一。
1990年8月13日下午3時多，孫渤外出公幹時被3個持槍伊拉克士兵劫持，強迫他代表中國表態。在僵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後，他被允許離開。就在他準備打開車門時，不遠處響起了爆炸聲。
海灣戰爭42天后結束。此前，孫渤已從科威特撤回，轉往埃塞俄比亞。3月7日，他接到急電：速回科威特重建使館。他是首批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國外交官之一。
當時，科威特80％的高産油井均被炸毀和爆燃，形成晝夜同為黑色的污染奇觀，科威特也因此被西方媒體稱為“人間地獄”：水源被嚴重破壞；平均每平方公里至少有50枚地雷；大量槍支彈藥散落民間；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當時油煙污染的嚴重程度足可熏死飛禽，當地的羊被宰殺後發現肺部變黑。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生活，對身體健康的破壞程度讓人難以想像。因此，當時到科威特實地檢測的中國大氣專家抵達後不久，便迅速離開。而科威特在收復失地後，老百姓也不急於重返家園，而是紛紛逃向國外，且政府還資助逃亡，並嚴格限制重返科威特的各國外交使團的人數。
孫渤説，當時在科威特很難找到清潔水，生活上極不方便。洗碗沒有水，就把碗放在冰箱的冷凍層裏進行“消毒”。因為缺水，人在排泄後，只能用報紙將排泄物包起來，然後再扔出去。“國家給我們準備了防毒面具，可是，我們工作的時候不能用。以當時的人力，我們是在以一當十，從事著比戰前更加繁重的工作。”
聞所未聞的怪病
孫渤，山東煙臺人。1986年從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畢業，分配到對外經濟貿易部所屬對外經濟貿易管理幹部學院。後任院團委書記，曾被外經貿部評為優秀團幹部。1989年7月至1990年8月，他被外經貿部抽調到中國駐科威特使館，成為商務隨員。1993年1月回國後，轉往山東煙臺大學，現為煙臺大學外國語學院外貿英語教學部主任、副教授。
外經貿部出具的一份證明稱讚孫渤“為我駐科威特人員（公司、勞務等）的緊急撤離做了許多工作，為保證國家和駐科人員的財産不受損失盡職盡責，不辭勞苦，完成了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恢復和發展中科經貿關係做出了努力”。
中國前駐科威特大使管子懷評價説，孫渤在科威特期間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任勞任怨，“包括孫渤同志在內先期返回科威特工作的同志，曾得到外交部和外經貿部的通報表彰”。
但如今，怪病使孫渤變了個人兒。13年後的孫渤，已是老氣橫秋，臉色黯淡，頭髮乾枯，目光呆滯。記者採訪他時，他連説帶喘，稍一激動就會嘔吐，採訪期間還必須有“中場休息”。
海灣戰爭後美國軍人所得怪病的徵狀，在孫渤身上全有。1991年5月，孫渤因全身難受，到當地醫院進行檢查。在尿樣化驗中，發現其PH值酸性偏高。“當時醫生讓我每天儘量多喝水，以沖淡毒素。”他説。
孫渤現在的徵狀主要有五大方面：一、不分時間地點的嘔吐，10多年來一直未斷，每逢有事必須預先吃藥；二、呼吸急促、困難；三、情緒不穩定，易發脾氣；四、記憶力嚴重衰退，與人見面前，先要在小本子上寫好談話內容，談話時不停翻看；五、有時覺得自己精神上可能有問題，但有些醫生否認。
2000年1月13日，北京“國家藥物及代謝産物分析研究中心”出具的“精子鹼性核蛋白檢測報告”顯示：孫渤的“TH／TP”檢測值是1.04（正常值：0.02—0.28）、HP／HP＋HP檢測值是2.09（正常值：0.83—1.27）。這份由協和醫院作為委託單位的檢測分析結果表明，孫渤“睪丸精子發生過程中，精核蛋白取代組蛋白過程受阻，精核蛋白HP2HP3減少，精子細胞分化明顯影響”。簡而言之，孫渤的精子質量存在嚴重問題，性功能大大弱化。孫渤1994年結婚，愛人曾妊娠一次，自然流産，後一直未敢生育。苦守多年的妻子已經離開了他。
王綿之，今年80歲，中國中醫學界泰斗，著名中醫臨床專家，第19代祖傳世醫。多年來，王教授一直以“懸壺濟世”的理念給孫渤看病，不求回報。很多年前，王教授曾強烈建議孫渤不要生孩子，因為即使有孩子也是畸形。
2002年北京隆冬的一個下午，王教授再次給孫渤把脈後説，他的病又惡化了。王教授強烈警告孫渤“不要有任何情緒激動的行為”，包括性功能方面的激動。經多方醫生診斷，孫渤等幾個人的染色體嚴重變異，身體的免疫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呼吸系統、生殖系統等均遭到嚴重破壞。
讓人落淚的受害者名單
李殿元，原中國駐科威特商務參讚，孫渤的老上級，一個“幹活像瘋子似的”外交官，現在退休在家。當初回國時，幾乎與孫渤同時犯病，經常喘不上氣，即使在夏天出門也得戴口罩。從不抽煙的李殿元被醫院查出肺部存在嚴重問題。夫人從科威特回來後，不久就患了癌症。
秦鴻國，曾任中國駐利比亞大使，原駐科威特政務參讚，曾親眼目睹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經過，後來又親身經歷海灣戰爭。在海灣戰爭時期，秦鴻國是中國駐科威特使館臨時代辦和代理黨委書記。他從科威特返回後，經常抑制不住地咳嗽，經醫院檢查，發現其肺部有問題。
一對不願透露姓名的夫婦曾與孫渤同時在科威特工作，這對夫婦現在都患有莫名其妙的病。在科威特時，女方才30多歲，卻發現突然有一天月經不再來了。這位女士説：“我的問題早就出了，但至今也沒弄明白這是否與海灣戰爭有關。”
李國林，原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的國家特一級廚師。出國前身體一切正常，從科威特緊急撤回後一直感到疲勞、腰痛。他一直以為得的是感冒，一個月後再檢查時已是“肝癌晚期”，一年後病逝。還有一位中建公司青島項目組經理，曾承接海灣地區重建項目，但其回國一年後死亡。
曹彭嶺，中國老軍事專家、駐外武官，海灣戰爭後中國第一批重返巴格達的工作人員之一。從1991年3月5日到1993年8月，他一直待在伊拉克，現退休在家。他説，從1996年起，他開始感到身體不適，每天下午都有一種熱氣往上涌的感覺，下午4時後工作效率非常不好。現在，病情還在惡化，身體消瘦得厲害。
丁文，新華社高級記者，1991年8月重返科威特，1993年回國。當時在科威特就一直感到非常疲勞，每到下午就感覺特別累，特別容易感冒，每年冬天至少感冒兩三次。1999年7月開始尿血。醫院的診斷結果是：白血球低、免疫力低和抵抗力低。他的病還在治療中。
江亞平，新華社記者，曾在海灣地區工作。他説：“雖然我的問題沒像孫渤那樣嚴重，但回國後也出現了相關病兆。”江亞平説，他全身的肌肉、骨頭都劇烈疼痛，“疼的時候，我就跪在地上磨自己的膝蓋。讓我的孩子踩背，我的背像死肉似的”。
中國另外兩位記者唐師曾、王繼雨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身體極度虛弱。他們都稱自己比較幸運，“現在的情況還沒有那麼嚴重”。唐師曾當年在可可西裏考察驗血時，血液與在高山地區人的一樣好，現在他的血液則有問題。
還有一名阿拉伯語教師，出國前曾是出色的籃球運動員。從海灣地區回國後不久，為了將來能夠再次出國效力，他自費悄悄去醫院安裝了心臟起搏器。
他們到底該怎麼辦
王綿之教授親自診斷過的類似孫渤這樣的病人已不止一個。據了解，類似的病情，在中國至少還有10例。這還不包括那100多名並不為人所知的中國赴科威特滅火隊員的情況。
然而，由於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性質和身份地位的關係，他們不願意接受採訪，有些人也只是有條件地接受採訪，特別是那些能夠“説得上話的人往往保持沉默”。還有一點，儘管他們的病很難治，但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能通過公費醫療解決經濟負擔。此外，有些人為了想再次出國工作，為證明自己身體不錯就隱瞞了病情或淡化自己的病情。唐師曾曾明確表示，由於身體情況已不像以前，現在很少有機會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採訪了。
對於類似孫渤的怪病，王教授認為，中國軍醫與民醫應該進行有效溝通，充分會診，而不是相互排斥。他還認為，中醫和西醫應該相互溝通。因為世界上只有中國能夠把中醫和西醫研究到如此精深的地步。他特別強調，真正聰明的醫生應以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即如果能把國外相關病例和治療手段結合中醫治療；如果中國軍方能與地方會診，類似孫渤的病將有可能得到緩解。可是，孫渤要把當年的病歷找回國並蒐集到有關信息，以他自己的能力顯然不可行。孫渤得不到資金，也沒有信息。
記者獲悉，海灣戰爭的中國受害者尋找自己在海外看病的病歷及蒐集國外相關治療信息一事，已經引起科威特駐華大使館的關注。
不過，在一次不公開的“是親情而非職務行為”的專家論證會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學權威説，孫渤到底是否是貧鈾彈受害者，這需要非常複雜的檢測程序，應該把結論放在調查和研究之後。
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的李士興先生説，像孫渤這樣的情況，中國以前並沒有碰到過，也沒有先例。從科學角度來説，對孫渤病情的研究非常有價值。當時，人們並不懂貧鈾彈，現在看來與貧鈾彈脫不了干系。然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對於孫渤等人的病情，目前誰也不能夠進行系統治療，大家心裏對此都感到酸楚。因此，孫渤等人的病情應通過適當途徑予以呼籲，解決這個問題對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另有知情者指出，在動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在境外患病、致殘甚至死亡的人數在增加。他們回國後也會面臨類似孫渤的遭遇。他呼籲，中國應該就此展開深入廣泛的調查，並根據調查結果立法，建立專項基金，以救助相關病人。
孫渤呼籲，希望相關醫療機構能夠跟蹤治療他和病友們，以積累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料。從1996年起，孫渤就一直要求有關單位跟蹤治療，並表示在不治之時，把遺體捐出，供有關部門研究。然而，至今沒有一家單位給予回音。
採訪札記
2001年1月初，本報披露了孫渤的經歷後，國內外數百家媒體進行轉載和報道。有很多讀者建議孫渤拿起法律武器，利用《國家賠償法》，向政府索賠。
但孫渤一直沒有這麼做。他説，他不想把政府推向被告席，除非“被逼上絕路”。他也一直認為，他的問題是在為國家效命時發生的，理應由國家解決。
作為國家公職人員，孫渤在很多地方看病所花費的費用都不得不自己承擔。他乞求別人給他看病，懇求別人準他假期，哀求別人給他解決問題，甚至低聲下氣請求落實政策。為國家拼死效力，自己卻落得變賣家産，一貧如洗。
其實，孫渤的問題早就該解決。中央領導對孫渤的問題早有批示，山東省政府也有明確的解決辦法；山東省信訪局做了大量工作；煙臺大學做了一些具體工作。有文件顯示，山東省從上到下落實孫渤問題的解決辦法確實很具體，從住房到醫療、到保險等等都包括了。
但孫渤的問題至今僅僅是解決了一部分，仍存在很多問題。
責編：張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