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不要為了公共衛生而剝奪個人的權利？”艾滋病的出現不僅僅是一個醫學上的問題，它的神秘不可解、它的傳染性、以及它與“性”這個道德的“禁區”之間千絲萬縷難以割捨的關係，使它從一開始被打上了重要社會問題的烙印。艾滋病人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我們正在如何看待他們以及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他們……採訪完艾滋病人以後，我們接著去找到了社會學家李楯。李楯：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律師，受聘于國家經委、國防科工委、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多家單位擔任顧問。
艾滋病正在考驗價值取向
我國現在公佈的官方登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數為28133名，而官方還公佈了一個專家估計的數字——60萬，這其中相差了20倍。這種數字的高度落差意味著還存在大量未知的感染病毒的人，他們在幹什麼？他們是誰？他們還會感染多少人？我們對此無從所知，但這些問題至關重要。談到艾滋病問題時，李楯表現得相當焦慮。
艾滋病的出現使得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遭到了嚴峻的考驗，那就是我們要不要為了公共衛生而剝奪個人的權利。就像現在，美國經歷了“9 11”事件，是否要在所有的公眾家裏裝上監視器，竊聽器，侵犯公眾的隱私？在艾滋病的問題上，我們所面臨的是能不能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李教授指出，如果每一個病毒攜帶者不傳播一個以上的人，這個病就能控制住了。但控制不是強制，是要用關懷和愛心來使他們信任你，使他們和公眾能明白這種處境沒有那麼可怕，不造成逆反心理，報復社會。如果使用強制的手段，就是一種歧視。李教授特別強調，如果艾滋病人因歧視遭受到強大的心理壓力，那麼艾滋病所帶來的危害，就決不止于他們個人，而是整個社會。
李教授為我們舉了關於艾滋病人要在上海結婚的例子：上海有法律規定，如果一個艾滋病感染者要結婚，首先必須告知對方自己有這種病，如果對方不反對結婚，那麼政府機關將對他們進行預防的宣傳教育，同時不干預他們的結婚決定。李教授認為這種開放與平等的態度有助於控制艾滋病的傳染與治療。
艾滋病誤區
對於存在這麼多病毒感染者不去看病的問題，李教授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感染艾滋病的人大部分是邊緣群體，他們和主流社會沒有什麼聯絡，他們的信息來源狹窄，根本不知道政府關於艾滋病方面的宣傳，所以他們很可能不知道是否應該看病或者如何預防。第二，艾滋病往往與貧困和不公正聯絡在一起，從世界範圍內來看，3000——4000萬的病毒感染者，其中有95％是在發展中國家；而在中國，大部分的病毒感染者都比較貧困，無力就醫。第三，我國的醫療系統大多數都是在城市，在農村的很少，不夠完善與健全的醫療系統也造成了病人看病的障礙，他們有時無法到政府興建投資的醫院裏去看病。此外，社會上歧視的眼光，也使病人害怕病情被公佈，不敢就醫治療。
在衛生部公佈的疫情分佈信息中，我們可以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是在農村。對此，李教授再次強調了這樣的觀點：艾滋病是與貧困和不公正現象相聯絡的，而在農村，這一問題比較突出。同時，由於中國農村的賣血現象嚴重，在賣血中又有很不衛生與不規範的惡劣操作，使得賣血的農民成為易感染群體。李教授説，最初的賣血有一些很不衛生與很惡劣的操作。他們把農民的血抽出來，放在一起，然後把血漿提走，把紅血球兌上生理鹽水，再給你打回去，當時稱為“借你多少血，還你多少血”。試想，如果這其中只要有一個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後果將不堪設想。
李教授説，如果社會不公正就會出現相當多的邊緣群體。如果有相當多的遠離主流社會的邊緣人，你如何告訴他們預防地途徑，對他們進行宣傳。我們又如何能加強對艾滋病的控制和研究？
消除歧視 讓我們關愛艾滋病人
李教授説，艾滋病之所以讓人感到恐怖是因為它的不可治愈。對於公眾的害怕心理，他非常理解，因為誰都珍愛自己的生命，誰都畏懼死亡。但李教授説，與其它傳染病相比，艾滋病是非常難傳染的，而且，在眾多的傳染病中，艾滋病決不是導致人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我們的公眾對這個病了解得太少了，這也是讓他們感到害怕的原因之一。所以這就有待於我們的媒體和研究機構廣泛的向大眾宣傳一些基本的病理和預防知識，消除畏懼，消除歧視。
李教授認為，我國在對艾滋病的宣傳中，總強調性的原因，這其中有著深厚的道德因素。艾滋病最初是在同性戀中發現的，後來又有大量性亂者與吸毒人員染上艾滋病毒，這一沉重的社會背景，使這些病人受到社會的歧視。大家總有一種抵觸心理：他們不是好人，我關心他幹嗎？但請大家不要忘了，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是人，而且是一個病人，他們需要更多的關心和幫助。給予弱勢群體以愛心，這是最基本的人性道德。
談及怎樣才能讓艾滋病人過得更好一些，李教授表示：首先要在法制上做到公正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比如對於流動人口，要保證他們能享受同一地區人民的待遇；第二在制度和政策上，政府要給予艾滋病人一定的傾斜和照顧；第三政府應大力宣傳，使社會不要歧視艾滋病人，並給他們予以關懷和幫助。
要有社會關愛就要有社會活動，要有社會組織。目前我國在艾滋病方面有一個非政府組織——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此外民間還有一些基金會，但仍然很有限，還可以大力發展這個組織的空間，使更多的人來關愛艾滋病人。
最後，李楯對今年的WTO部長級會議表示了讚賞，因為會上關於知識産權與公共健康問題的宣言草案達成了共識。這份宣言草案在強調知識産權保護對研製新藥的重要性的同時，也承認世貿組織的有關規則不應妨礙各成員採取措施保障公共健康。李教授認為這體現了對人的關愛，因為艾滋病是一個無法治愈的病，它在發達國家控制的比較好，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這些藥品的價格實在太貴。那麼允許發展中國家仿製這些藥品就是對個體的關注，因為生命是無價的。（劉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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