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的教義，源於日本民間的“禦靈信仰”，即通過祭祀來安撫冤魂，以免給人們帶來災難。但出於統治階級的需要，靖國神社的性質已由安魂變為表彰效忠天皇的所謂“忠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靖國神社既是國家宗教設施，也是軍事設施，它從一開始就與軍隊和軍國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特殊關係。雖然在神道教中有人死了以後皆為神的傳統，但靖國神社裏的祭神，是有嚴格限制的，即只限于為天皇效忠的陣亡者。由此可見，靖國神社與其他神社有著極大差別，是一種軍隊的宗教設施。關於這一點，靖國神社所供奉的對象便是最好的説明。
靖國神社中有一座被稱為靈璽簿奉安殿的大殿。它建於昭和47年，供奉有明治維新以來250萬軍人的靈位，包括日本歷次對外侵略戰爭中死亡的軍人的靈位。其中，有戊辰戰爭中陣亡的將士，有為創建新政權而死於“佐賀之亂”、“西南戰爭”等日本國內動亂的人士，但更多的是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等侵略戰爭中陣亡的軍人。據統計，靖國神社裏供奉的靈位中有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生的。靖國神社供奉有日本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橋本左內、吉田松陰、坂本龍馬、高杉晉作等人的靈位，同時也供奉了一些不僅在日本歷史上，而且在人類歷史上也可算作惡貫滿盈、臭名昭著的人物。那些被供奉的所謂“英靈”中有被判處死刑的甲級戰犯7人，他們是侵蘇戰爭、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主要決策者之一東條英機；竊取同盟國各國軍事和經濟情報的間諜頭目，策劃偽滿洲國的首要分子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首惡罪犯松井石根；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策劃者之一木村兵太郎；以及廣田弘毅、板垣徵四郎、武藤章。另外，還有被押期間因病死去的甲級戰犯松岡洋右、永野修身；有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梅津美治郎；還有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的東鄉茂德。他們均犯有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 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罪，是雙手沾滿了亞洲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另外，在甲午戰爭後侵略台灣戰爭中死的北白川親王和侵華戰爭中死於內蒙的北白川宮永久的靈位也于1959年10月被安放了進去。這些人以及原先就祭祀在靖國神社的乙級、丙級戰犯，合計1000余人。
正是由於靖國神社的軍國主義性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佔領軍總司令部在1945年12月15日發出“神道指令”，切斷了靖國神社與國家的特殊關係。進而，根據憲法的政教分離的原則，1952年9月，靖國神社改為獨立的宗教法人，漸次失去昔日的顯赫地位。
但是，在宗教法人“靖國神社規則”和“靖國神社社憲”中，仍明確寫著靖國神社是根據明治天皇“安國”聖旨，“為使陣亡者流芳萬代”而創設，目的是“宏揚神德”，教化遺族。日本遺族會、自民黨遺族議員協議會等團體也打出靖國神社“非宗教論”的幌子，主張通過立法將靖國神社由宗教法人變為特殊法人，以實現國家守護靖國神社的目的。從60年代起，自民黨先後多次向國會提出以實現上述目的為內容的《靖國神社法案》，但由於引起社會輿論和在野黨的強烈反對而沒有得逞。實際上，試圖將靖國神社由宗教法人變為特殊法人以實現國家守護靖國神社，這一動作的本身已構成靖國神社問題的發端。
根據憲法政教分離的原則，政府首腦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是違憲的，但長期以來保守勢力處心積慮要衝破禁區。1951年10月，在舊金山條約簽字後，在舉行大祭當天，首相吉田茂率閣僚及眾參兩院議長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自那以後，幾乎每屆首相都到靖國神社參拜，儘管明目張膽地在8月15日（戰敗日）以首相身份參拜的為數極少。問題還不限于如此，戰後，在靖國神社裏不僅依然保存著以往戰爭亡靈的靈牌，而且軍國主義勢力一直伺機將甲級戰犯的亡靈“魂歸靖國”。趁1978年舉行秋祭的機會，終於把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亡靈，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偷偷弄進靖國神社。這表明，靖國神社完全繼承了戰前的性質。即便這樣，日本的一些政要仍置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之害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和日本本國國民的抗議之不顧，公然前去參拜，從而進一步加劇了靖國神社問題的嚴重性。
因此可以這樣説，靖國神社問題的實質，就是日本政府如何認識和對待過去的侵略歷史。這既關係到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之害的亞洲各國人民的感情的問題，同時也關係到日本這個國家的今後走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