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牌導演的影片為何與媒體衝突不斷，嚴防記者是否妨礙公眾知情權，拍攝保密是否炒作的另一種方式？自張藝謀的電影《英雄》開始，嚴密封鎖拍攝現場以及劇情成為國內一些影視製片方的手段：包括《十面埋伏》、《手機》乃至葛優主演的《窒息》，這次陳凱歌的《無極》也不例外。只是《無極》開機儀式上請來保鏢是個新舉措，這也引起了種種爭議：這種保密方式，合情嗎？合理嗎？為什麼大牌導演或大牌演員的影片頻頻傳出與媒體衝突的消息？劇組的嚴防死守是否妨害公眾的知情權？保密是否正在成為炒作的另一種手段？

　　製片方嚴防死守和滿足公眾好奇心之間存在矛盾

　　本週影視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莫過於陳凱歌的新片《無極》3月15日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攝影棚內開機。雖然開機儀式沒有向記者開放，但來自全國各地媒體的記者60多人早上八點鐘就聚集在開機儀式的現場外面，為了防範記者，劇組做了週密的安排：攝影棚門口站著12名保鏢，都是黑色西服、黑色墨鏡的“黑客”裝扮，還戴著耳麥。開機儀式請保鏢，是前所未見的防範措施。

　　而記者們為了得到有關《無極》的新聞和圖片，也絞盡腦汁，甚至謀劃“登上鄰樓的頂層”以窺視被封鎖的院內的動靜。有幾名記者果真實施了這個計劃，但多數人無功而返。道理很簡單，因為所有臨近攝影棚的樓房屋頂都有保鏢把守，凡是記者能夠想到的地方，保鏢們也都想到了。

　　由於導演陳凱歌和主演謝霆鋒、張東健、張柏芝、劉燁、陳紅及日本的真田廣之的知名度，儘管沒有從正式渠道獲得的信息，但投資超過2個億的《無極》還是成為媒體報道的重點，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把它放在了文化娛樂版的重要位置，但是媒體也對劇組的這種做法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比如《〈無極〉開機記者無門》、《〈無極〉探班似探監》等。

　　如果説媒體的報道還帶有一些自身的感情色彩、“當局者迷”的話，網民的意見相對來説會“旁觀者清”一些。記者發現，在對《無極》開機新聞的評論中，網友發表的意見更多集中在“開機儀式上請來保鏢”這個新舉措上，而且不贊成這種做法的佔多數，有：“沒想到竟然用這種方式炒作”、“拍一個電影，興師動眾，故弄玄虛”、“做秀而已”等等。專家學者對這種做法怎麼看呢？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周星教授認為，製片方封鎖消息的各種做法雖然有時是出於自我保護，合了他們自己的“情”，但是對於關心影視娛樂新聞的百姓來説，製片方的做法是他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這就是不合情，還用上了保鏢來防記者任誰也無法接受；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尹鴻教授也認為，這種做法和滿足公眾好奇心之間存在矛盾。

　　製片方是在操縱媒體還是在和好萊塢接軌？

　　在周星看來，由大牌導演攝製的影片，製作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需要媒體幫助宣傳就笑臉相迎，有問必答，不需要的時候就不理不睬，回避阻攔，這也不合理，“隨著大眾娛樂文化的發展，過去風格死板、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自得其樂的電影電視界，在市場逐漸開放，競爭逐漸激烈的今天發生了變化，一方面，製片方在需要媒體做宣傳的時候，表現得非常熱情積極；而同時帶來的負面表現就是在不需要媒體的時候就冷臉相對，像陳凱歌等這樣如臨大敵似的緊張就是十分極端的表現。”

　　而尹鴻則認為製片方保密劇情的做法是合理的，從營銷策略來説，産品可以有信息控制和信息發佈兩種手段，産品的生産過程，生産企業可以公開也可以不公開，主動權在生産者手中，電影也一樣，“只要是較大規模投資的影片，好萊塢都有一套營銷方案，對信息發佈的密度、節奏點、方式和各種媒體的選擇有自己的考慮”。曾經到美國好萊塢考察過的尹鴻認為，國內少數一流導演正在和國際接軌，“在好萊塢，大牌明星、導演請保鏢的不少”。

　　保鏢的金屬探測器被誤會為電棍

　　按照許多媒體的報道，《無極》開機當天有不少“帶電棍的保鏢”來幫助維持秩序。但據製片方介紹，保鏢們攜帶的不是電棍，而是金屬探測器。但是這一舉措無疑給《無極》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至少這表明《無極》開機當天沒有和記者進行很好的溝通，從而出現這種誤會。中影集團是主要投資方之一，集團一位人士對記者説：“防範記者派幾個人看著就行了，統一著裝，戴著墨鏡、耳麥，這樣就是做秀了！”此外，周星認為，現在雖然沒有新聞法，但記者的職責是了解真相，劇組嚴加防範，也就是蒙蔽了公眾了解真相的眼睛。

　　那麼進一步説，保鏢是否可以攜帶電棍呢？北京貝朗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葛小鷹律師告訴記者，舉行活動可以請保鏢或者保安來幫忙維持秩序，但是按照國家有關法規，電棍屬於管制器具，不論是保鏢還是保安，都不準帶，“只有公安、司法、武警等在依法執行公務時才能佩帶和使用電棍。”葛律師説，私自佩帶電棍，如果造成人身傷害，要承擔相關的刑事責任。

　　製片方和媒體之間形成緊張關係雙方都有責任

　　包括周星和尹鴻在內的兩位專家都認為像《英雄》、《十面埋伏》、《無極》等影視作品拍攝中信息控制的情況在國內還比較少見，大量作品還是公開的。周星説，這種現象往往出現在大牌導演的身上，他們認為自己的名氣大，不再需要媒體宣傳，覺得媒體是在“攪和”；而尹鴻對記者説，有少數導演和明星，他們的舉動已經成為公眾的關注點，也就具備了這樣做的資格。

　　另一方面，報業競爭的加劇和娛樂業的發展使媒體挖掘新聞的手段逐漸趨於極致：像張藝謀在北影廠拍攝《十面埋伏》時就有媒體在鄰樓的屋頂上偷拍成功，以致《無極》開機時就考慮到派人在屋頂把守，“如果選用常態手段還算得上合理，但是有些記者出於功利心而不擇手段確實出圈了”，周星説，“媒體與製片方已形成一對複雜的矛盾，不能説誰對誰錯，即使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至少形成今天的局面雙方都有責任。”

　　對於媒體無孔不入的報道手法，不少網友明確表示了不贊同。尹鴻告訴記者，媒體報道時要有利益共享的意識，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而且還要有基本的道德判斷，有對他人的尊重。周星也説，記者費盡心思也是為了在媒體競爭中獲得優勢，拿到第一手資料。目光短淺的人往往就採取了非常手段，尤其是一些小媒體為了打開市場競相爆冷，這樣一來影視界和媒體雙方就會逐漸産生不信任感，關係惡劣愈演愈烈。而且，“在行業法缺席的情況下，新聞界的職業道德和自律守則，是記者必須遵守的規範。記者選擇常態的採訪手段當然合情合理又合法，但是有些記者為了獲取第一手材料的功利心往往違背了職業道德，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採用了偷拍、跟蹤等非常態的採訪手段，這種見利忘義的做法同樣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合法的。”

　　葛小鷹律師也説，雖然公眾人物隱私權受到限制，但是在實施偷拍偷錄時必須遵循兩個前提：“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不能違反國家法律。”製片方和媒體之間之所以出現矛盾，中影集團一位人士分析，主要是媒體需要信息的時機和劇組需要發佈信息的時機存在時間差，劇組考慮配合發行，媒體考慮搶時效。尹鴻則認為，通過控制信息，影片更能調動觀眾的好奇心，有利於營銷。

　　那是不是影片拍攝越保密越好？對此周星並不認可，他説有些製作方是為了保留神秘感，更甚者用大張旗鼓地阻止記者來炒出新聞，這樣既沒有“泄密”，又達到了宣傳的作用，可謂兩全其美。尹鴻也説，社會輿論影響很大，即使對劇組某種做法提出批評，從某種程度上也擴大了影視作品的知名度，從營銷策略上説也算是一種成功。

　　國外是如何解決製作方和媒體之間的信息溝通矛盾的呢？尹鴻介紹，一般來説劇組或者公司都會有公共關係專員專門和媒體打交道，會定期做新聞發佈，而且尹鴻強調指出，國內一流導演控制信息的做法除了具體方式值得商榷之外，基本上和國際接軌。

　　但如何解決國內媒體和製片方之間的矛盾，尹鴻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法，他認為在目前沒有新聞法的情況下，只能靠媒體的自覺和自身素質的提高。周星認為雙方最合理、合情、合法的關係應該是相互協調，製片方提供途徑讓記者了解情況，獲得信息，記者客觀地給予報道，“當然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要讓大家有規可守，最終能以明確的法律依據説話，誰是誰非就可以説得清楚了。”

　　周星對媒體與製片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抱樂觀態度，認為這種相互敵視的狀態將會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短時間內很難扭轉，“現在的狀況的確是非常危險，像是在懸崖上搏鬥一樣”。（劉江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