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的採訪，一些鮮活的人物，把當代中國歷史以濃縮的方式展現在我的面前，使我真切地觸摸到了廣闊世界和宏大時代的豐滿的血肉。
直到今天，大寨“鐵姑娘”郭鳳蓮依然是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她成了每一個採訪人大山西團的記者不可錯過的新聞人物。我記得很小的時候在連環畫上“看”到過她。她那激昂的鬥志和極力消除性別差異的極端形象，對我們這代人來説更意味著一個政治符號。
但這一切在採訪過她之後完全改變了。回駐地的路上，我感慨萬千，她傳奇的人生帶給我的思考令人一時間難以消化。
我印象最深的是，面對我們這些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她不經意地流露出了真切的沉重和欣慰：她説她的兩個兒子常説，母親受過很大罪，要好好孝順她。一瞬間，我開始觸摸到了面前這個女性最樸實和柔軟的內心：一個熱愛生活積極上進的年輕姑娘，一個被時代塑造的帶有爭議性的“英雄”，一個經過大風大浪依然自尊的強者，一個直面人生困惑勇往向前的鬥士……她是當代中國人群像中頗具代表性的一個。
採訪結束的時候，一位同事心情複雜地説，馬上要告訴他父親，説説他採訪了郭鳳蓮，因為他父親也是當年千千萬萬狂熱地學習過大寨的村支書；而同時，正好有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這個６０年代出生的人竟馬上非常詳細地詢問起郭風蓮的現狀。他如此描述他的大寨“情結”：他對其崇拜過、反感過、批判過、懷念過……
我知道，只有親身經歷過世事變幻和人生沉浮，人才會有如此複雜難言的情緒。
採訪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楊牧之，更加印證了我的這種感受。他向我們回憶了當年他挽救有爭議的小説《白鹿原》和一本性教育科普書的往事。看得出，雖然如今這些簡直説不上什麼了，可在當年，他卻經受了巨大的壓力。
因此，當這位平易可親的官員，相當開放地談及目前的新聞改革和寬鬆的政治環境時，我在驚訝之餘深深地體味到了我們的社會所發生的既潛移默化又翻天覆地的變遷。
更讓我難忘的是，連任四屆人大代表的科學家羅益鋒，向我講述人大從當年的“橡皮圖章”開始轉變為真正的權力表達時，他那種溢於言表的激動。
這些採訪使我領悟到，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已緊緊地附著于國家和時代的滾滾車輪。
新聞記者的職業生涯使人有一種天生的癖好：喜歡給時代下定義，對那些充滿戲劇性的轉捩點特別關注。但如果要確保判斷的真實，除了理性認識還必須建立在一種深切的感性基礎之上。我想，當我帶著結實飽滿的感情去面對這些活生生的歷史時，我才有了更多的依仗，我才會更加執著和熱切地追問：我們的國家將往何處去？我們的生活將往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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