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五年中，司法解釋可謂是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一大亮點。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顯示：最高人民法院五年來制定了170件司法解釋，同時還及時清理、修訂了與世貿組織規則和我國承諾不符的司法解釋及其他規範性文件2000多件，廢止的177件司法解釋已向社會公佈。
但是，司法解釋也是引起人們較多議論的一個話題。在此次“兩會”上，一些代表對某些司法解釋提出的質疑引起了大家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關注。因此，如何澄清認識、理清思路、尋求對策，是解決司法解釋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搞好司法解釋工作的前提和基礎。
司法解釋是公平與正義價值的本質要求
法律作為一種普遍的、基本的社會規範，是抽象的、概括的，而法律適用的對象卻是千差萬別的，因此，在具體適用過程中法律解釋就顯得十分必要。具體到我國的情況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説，目前我國法律不盡完善，法律規定比較原則，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比較多，自由裁量權的範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通過司法解釋使過多的自由裁量權具體化，增加裁判的公正性，減少對同一事實作不同認定、對同一個法律作不同理解等情況的發生；同時，司法解釋通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增加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在這一點上，司法解釋要遠遠優於英美法國家的判例制度；司法解釋還可以彌補法律規範的某些不足，在一定的範圍內更充分地體現法律的精神，實現實質上的公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司法解釋是公平與正義價值的本質要求，是對司法權的一種約束而非擴張。
司法解釋是法院審判職能的本質體現
司法活動本身就包含解釋法律的功能，解釋法律是司法活動的必要前提，沒有對法律的解釋，就沒有對法律的運用。江必新副院長接著説，法官在具體辦案時，首先要理解法律、解釋法律、應用法律，只不過那是針對個案對法律的解釋。當然，抽象性的“司法解釋”具有準立法的性質，是介於制定法律與適用法律之間的活動。但由於這種解釋權必須以法律為依據，並不得與法律相抵觸，在一般情況下，不具有創制的功能（除非所規定的事項當然屬於司法權的範圍），因而與立法權具有本質的不同。最高法院行使司法解釋權，既是對法律規範的具體化，也是對裁判經驗的總結，是對個案精神的提煉和裁判主旨的“彙編”。可見，司法解釋是法院審判職能的本質體現，是法院履行司法職能的必要工具。
司法解釋的過濾機制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來制定的這些司法解釋內容幾乎涵蓋了所有審判和執行工作領域，涉及到懲處各種刑事犯罪，整頓規範市場經濟秩序，促進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保護公民婚姻家庭權利，維護婦女、老人、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財産權益等各個方面。
在今年“兩會”上，有代表對有關司法解釋提出質疑。很多代表認為，正如法律很難制定得完美無缺一樣，司法解釋也可能存在有待完善之處。所以如何建立健全監督機制，防止不當司法解釋的出臺，或及時糾正、廢止不當司法解釋，就是在肯定司法解釋工作積極意義的同時所要關注的另一重要問題。
最高法院江必新副院長形象地將司法解釋的監督機制稱為“過濾機制”。他説，就像我們不能因為法規和規章可能與法律相抵觸就廢止所有的法規和規章或者取消有關機關的制定法規規章權一樣，避免不當或違法的司法解釋的出現，關鍵在於採取制度化的措施，提高司法解釋的水平，應該從四方面著手：一、制定司法解釋必須吃透立法精神與原意，但同時也要發揮司法解釋的能動性，有限制地填補法律上的漏洞，在進行司法解釋的時候，我們“不僅僅要探討立法者在立法時的想法，還應該探討立法者在現實的情況將會如何想”，這樣司法解釋本身才能適應現實發展的需要，才能保證司法解釋擁有鮮活的生命力；二、完善程序制度，如對重大的或意見分歧較大的司法解釋可以考慮通過聽證會、辯論會、座談會、提交全民討論、上網徵求意見等形式聽取各方面意見，規範司法解釋制定的過程，增強司法解釋的透明度和民主性，提高司法解釋的質量；三、把好司法解釋的技術層面關，減少或避免技術體例、表述方式等方面的失誤；四、加強監督機制建設，就內部來講，不合時宜的司法解釋要及時進行清理、修改；就外部而言，就是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加強最高權力機關的監督。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對司法解釋進行監督，有權撤銷違法的司法解釋，也可用立法解釋替代不當的司法解釋，或通過立法解釋統一認識和意見。
司法解釋要加強“解釋”精益求精
江必新副院長還特別強調，當前，有些同志對某些司法解釋的個別條文存有異議，主要是對有些背景還不甚了解，或者是因為具有不同的價值追求，因此，最高法院有必要加強對司法解釋的解釋和宣傳。
司法解釋工作中的問題不能掩蓋司法解釋工作的重要意義，同樣，司法解釋的成就也不能完全避免司法解釋工作中的不足。揚長避短、精益求精應該是下一步搞好司法解釋工作的原則。我們期待著，在未來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司法解釋工作在“保障全社會實現公平與正義”的過程中取得新的業績。（記者 楊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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