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千年來，在儒家文化薰陶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最看重的是忠誠、氣節和信義，但在近年的“兩會”上，他們中的一些人為著個人利益而不惜出賣道德原則的現象，成為了抨擊的焦點之一。
全國政協委員、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李延保説，學風浮躁、急功近利擾亂了原本平靜的學術聖地。部分學者不願去做長期的而且可能會失敗的原創性研究，而是尋求如何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的所謂“捷徑”。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謝遐齡説，在學術界，抄襲、剽竊、偽造成果時有所聞。這根本上是對他人的不尊重。“君子愛才，取之有道，但是，當前對知識産權的漠視，説明部分知識分子的道德積弊已久，他們已難以成為社會的楷模。”
對於“士風”的喪失，一些人歸因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社會轉型衝擊，正是它使得千百年的價值觀發生了扭曲，誠信，一夜間成為了過時的詞彙。全國政協委員于小文説：“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傳統價值觀念、道德意識受衝擊，出現了信仰危機、信仰無序的道德滑坡。”
但是，相對於政治、經濟領域對腐敗者的嚴懲，學術腐敗，卻常能獲得開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剽竊事件”發生後，便有許多人為其辯護，稱他是目前中國學界對學術水平、學術能力衡量體制的受害者。
還有人認為，學術界太清貧，研究經費少，才把一些人“逼良為娼”。
對此，人們有不同的看法。實際上，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大多堅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為了氣節而捨身成仁的事例，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即便在“文革”中，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仍堪稱楷模。顯然，如今，生活在無論是學術環境還是生活環境都比從前優越得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做人的基本原則上，一些人已經難以望前人項背了。
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楊玉聖副教授説，雖然學者也要和普通人一樣吃喝拉撒，也有七情六欲，但是既然身為學者，就理應在道德操守上率先垂范，否則，只能為“學術腐敗”找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詞與掩護。
中國工程院院士、剛剛卸任的九屆全國人大代表胡亞美説，做人和做學問，毫無疑問做人在先，人做不好，學問做得再好又有什麼用？
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指出，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領域，都存在著“假冒偽劣”，但這不應當成為中國學術界自我開脫的理由。“知書達理，清高廉潔，其人格與操守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的楷模。學術界應該是道德的最後底線。”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以誠實守信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導人們在遵守基本行為準則的基礎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標。正在此間出席“兩會”的學術屆代表、委員紛紛表示，全國的學術屆要行動起來，成為誠實守信的率先垂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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