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指標的“可觀增長率”
一如既往沉穩，面帶微笑。10日上午，在熱烈的掌聲中，李鵬委員長緩步走向人民大會堂的講臺。
2000年3月9日，李鵬首開委員長親作常委會報告先河。今天，這是他以委員長身分作的第4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也將是他在人大作的最後一部報告。
熱烈的掌聲過後，大會堂裏只有李鵬的聲音迴響。合著報告的旋律，代表們凝神細聽，思緒穿越過去5年時空。
當世界經濟一直在2％上下徘徊時，中國卻排列出7．8％、7．1％、8％、7．3％、8％這樣一組令人欣喜的增長率。然而，這並不足以反映過去5年中國發展的全部內涵。
與經濟指標一樣，民主政治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尺子。在中國人基本實現夢寐以求的基本小康的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步履堅實。
在會場中，最後一次列席會議的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常沙娜表示，她是“帶著激動的心情”聽取報告的。因為共同走過昨天，她對報告的字裏行間體味愈加深刻。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外交領域的風雲人士李道豫認為，本屆人大對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政治制度“有所發揚，有所創造，有所推進”。這個報告的確很好，充分反映了實際情況。
就在李鵬向大會報告之前，海外媒體也發出了這樣的報道———“中國人大日漸發揮作用，向依法治國邁進”。
聆聽一部濃縮5年中國民主政治精華的報告，人們有理由對中國民主政治指標的“可觀增長率”表示欽佩。
對中國特色法律體系的理論破解
法者，繩墨也，尺度也。古代社會尚講規矩，現代社會不僅是一個立規矩的問題，更要謀求一整套科學的立法體系。
九屆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建立之初，一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專題研究小組”悄然組成並開始工作。小組成員不僅有法律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務院法制辦的領導王維澄、喬曉陽、胡康生、楊景宇等，還有“重量級”的專家劉海年、王家福、厲以寧、應松年等。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一前無古人的歷史命題，如今不僅有了實踐的建樹，也有了理論的破解。
中國特色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特別是鄧小平關於民主法制的指導思想確定了其性質和發展方向；其次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根本出發點；第三，這一法律體系繼承了我國優良的法制傳統，同時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第四，具有階段性的特點，由於我國的法制建設還在發展進程中，所以法律的制定應當既有前瞻性，又留有餘地。
法律體系的含義是，以憲法為基礎，包括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七個類別，以民事、刑事、經濟、行政和訴訟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為核心，以不同層次的法律、法規、規章為內容的法律體系。
厚積“勃”發的立法跨越
歷經5年風雨，日曆翻到了2003年3月10日，李鵬委員長面對2892名人大代表，把值得加上著重號的一個段落印在他們的記憶中：
“在前幾屆工作的基礎上，經過不懈努力，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每個法律部門中的主要法律已經基本制定出來，加上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和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中國立法厚積而“勃”發。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國立法進入了歷史上最快最好的時期。
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立法進程，喬曉陽代表把它分為三個階段，即第一階段的“打好基礎，建立框架”；第二階段的“圍繞重點，加強立法”；第三階段的“充實完善，提高質量”。
喬曉陽説，九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任期正處於第三階段。當年尚在研究中的法律體系今天初步形成，怎能不使這段歷史的參與者感慨萬千。
熟悉中國立法的人都不可能無視5年中的一些細微變化。
曾有一度，一部法律在一次常委會會議上就審議通過，這在法律的“荒蕪時代”無可厚非。
但代表中的一些專家指出，法律在起草和制定過程中的透明程度，影響著公眾的參與程度，它不僅關係到在立法民主基礎上産生“良法”，還關係到法律産生後能否被公眾自願接受和自覺適用，對建設法治社會有深刻的影響。
2001年初，人們在權威報紙上見到了婚姻法修正草案的全文。在50天時間裏，來自全國各地的3800多件函電飛向了人民大會堂。來信者中最大的90歲，最小的13歲。
這樣的情形在九屆全國人大組成以後還發生了3次，土地管理法修正草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正草案、合同法草案都被交付全民討論。
還有一個重要舉措是不能被忘記的，即立法的“三審制”被普遍確立，有些爭議較大的法律甚至經過“四審”、“五審”。
嚴謹、民主、科學的立法新風
2002年12月23日，一份關於終止審議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草案的書面報告擺在常委會組成人員面前。
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列入常委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因存在較大分歧擱置審議滿兩年的，或者因暫不付表決經過兩年沒有再次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審議的，由委員長會議向常委會報告，該草案終止審議。
這種情況在九屆以前是沒有過的。九屆以來作出了兩個終止審議法律案的報告，另一個是關於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法草案。這體現了立法者更加強調以質量為本，也吹來一股嚴謹、民主、科學的立法新風。
將法律解釋納入立法工作的視野，法律解釋已經成為常委會立法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現有的9件法律解釋中，有8件是本屆作出的，而在九屆以前只有1件。
來自地方人大的一些代表稱，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這一做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可以確保法律規定能準確明晰地反映立法原旨，及時解決法律實施中遇到的具體問題。
代表中的一些九屆全國人大常委還記得2002年9月26日至27日舉行的一個立法論證會。
文物保護法修改草案此前雖經“三審”，但在館藏文物如何管理和利用等問題上，分歧仍然很大。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和常委會法工委召開的這個論證會，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和廓清。就在這次論證會後不久，文物保護法修正案終於“四審”通過。
波瀾不驚，變化總在尋常間。務實的李鵬在報告中總結了本屆常委會六條立法的重要舉措和做法。代表們認為，這是“對中國立法工作的重要貢獻”。
李道豫説：“這屆常委會對立法工作有很大的創造。委員長和各位副委員長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僅主持立法，還親自下去調研考察。可以説本屆常委會創造了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一整套立法經驗，對今後進一步形成立法體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值得繼續運用和發揚的。
人大監督走出“從沒走過的步子”
1998年歲末的一個冬日，一個全新的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成立。有人認為，這個冬日激蕩起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對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監督的暖流。
這個委員會的職能主要是協助全國人大財經委，承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查預決算、預算調整方案和監督預算執行方面的具體工作。
一年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又相繼通過了關於加強中央預算審查監督的決定和關於加強經濟監督工作的決定。
人們注意到，近幾年來，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一個半月前，預算工委要聽取財政部關於當年預算執行情況和下一年預算草案初步方案的彙報。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一個月，財經委和有關專門委員會聽取這個彙報，由財經委對草案主要內容進行初步審議。在每年3月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全體代表聽取財政部部長代表國務院作的預算報告。
權威人士披露，目前，中央160多個一級預算單位已全部編制了部門預算，國務院29個部門中除特殊部門外，有26個編制了部門預算。已經有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加強經濟工作監督的決定，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加強預算審查監督的決定。有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成立了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18個在財經委員會內設立了預算處或預算室。
代表們指出，這些不僅表明對中央預算的三階段審查工作程序已經初步形成，還説明全國人大對計劃預算審查實現了“由程序性審查向實質性審查的轉變”。
一位親歷這一過程的資深代表説：“本屆監督工作有新的發展創造，特別是針對群眾關心的中心問題和當前改革建設中的突出問題的監督抓住了要害。對政府的監督走出了幾步，是過去沒有走過的。關於司法方面的監督也有了很大進展。”
伴隨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大潮，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在憲法的陽光下，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重筆寫意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燦爛篇章，濃墨勾畫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錦繡畫卷。
代表們把熱烈的掌聲送給李鵬委員長，送給勝利完成歷史使命的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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