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消息：“學界現在有一個不太好的傾向，就是一些學校只追求論著的數字、數量和規模，而對學術質量、學術水準漠不關心。這種過分強調學術成果要量化指標的現象，不僅讓有的教師‘苦’不堪言，更使做學問‘十年磨一劍’的好傳統蕩然無存”。在京出席“兩會”的部分全國人大代表談及學界的怪現象憂心忡忡。
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主任應松年教授説：“所謂‘數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看公平合理，但做學問特別是搞人文學科不能形而上學，忽視精神創造的特殊性。否則客觀上極易誘惑學者走上粗製濫造甚至投機取巧之路。”
他説，按照現在的有關規定，教授、副教授、講師等每年都應在核心期刊或相應刊物上發表一定數量的文章，有的教師還被制度性地要求出版多少專著，簡直像技術工人生産模具一樣。思想的火花不是時時迸發出來的，上哪去弄？有的大學因此出現了轟轟烈烈的科研“大躍進”：要麼託人帶寫，或花錢把出版社“搞掂”；要麼自己重復、拼湊乃至抄襲，全國一些學術專家辛辛苦苦編出的好教材或全國指定教材放在那不用，都改用自己本校老師編的。知識再生産出現了嚴重的商業化趨向，重復性的東西越來越常見，短平快的東西越來越多，你抄我，我抄你，連學生和剛參加教學的青年教師也動輒編纂一個“大塊頭”。
中國科學院院士、河北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孫大業代表就碰到這樣的尷尬：為提高研究質量，他們研究室限制一些重復性論文的發表，卻使一些老師在職稱評定上碰到了困難。“這種片面要求數量指標的做法必須改變，否則對科學研究百弊而無一利。”
南京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沈健代表認為，對高校來説，主要任務在於知識創新。而今，一些學校為了提升自己的層次和辦學水平，不斷擴大招生，而教師的師資力量並未得到有效補充。另一方面，有的導師也不願放棄招收研究生的計劃，因而對扎紮實實做學問有些放鬆。出現了一個教授或博士生導師，一年便出版幾本甚至十幾本學術專著，制度性的低水平重復和“關係稿件”充斥於市。一些所謂的“文章”發表後，就被學校當作該校教師學術水準高的證明。
他説，學界出現的這些現象，並非純屬個人道德修養問題，更多的是要反思我們管理體制上存在的問題。長期以來，一些高校缺乏學術交流、學術積累的自覺意識，鮮有學術創新的勇氣，滿足於陳詞濫調，低水平重復，對一些暴露出來的問題處理不力。
應松年代表不無憂慮地説，以往老學者們反復講，年輕人要多讀多聽多想、多寫、少發表，現在似乎正好反過來了。如果科研單位和學校都按這個定量化加定期甚至短期化的辦法來搞的話，那麼中國的優秀學者就很難涌現出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