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年前，中國青年報記者解海龍深入大別山區採訪，在眾多的失學孩子中發現了一雙閃亮的大眼睛，拍下了《我要讀書》這張極具感染力的照片，將社會目光吸引到了農村少兒失學問題上。
今天，失學已不僅是“農村孩子因貧困而讀不起書”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進城打工農民子弟、部分下崗職工子女和城市“低保”家庭子女、對就業前途感覺渺茫的農村學生，形成了新的失學群體。
如何把他們從失學的邊緣拉回來，成為“兩會“代表委員的一大話題。
“兩會”內外同一個聲音
會外：江西省贛州市九中一位叫衷祥的老師在寫給《江西日報》的信中説，許多農村孩子初中畢業後就外出打工或經商，上高中的學生僅佔初中畢業生的三分之一。希望“兩會”代表委員就這一問題，積極向大會建言獻策。
會內：來自江西的全國政協委員王翔在分組會上發言説，如果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去多修高速公路、多蓋大廈，那是短視行為。時至２１世紀的今天，如果農村整體文化水平還較低，特別是還有新文盲出現，這簡直是當地官員的恥辱，何談建設小康有成效！
當了２５年的鄉村教師的全國人大代表周麗珍説，“孩子不來學校讀書，我這當老師的心裏堵得慌！”在農村中學教書時，周麗珍常常心急如焚地騎着自行車顛簸２０多裏的山路，跑到退學學生的家裏，磨破嘴皮勸説家長送孩子返校讀書。
來自內蒙古的全國人大代表蘇布道説，農村牧區期盼改善辦學條件，要千方百計讓農牧民的孩子都能受教育。另一位來自內蒙古的全國人大代表徐睿霞説，國家應當考慮採取措施扶助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初高中學生。
新的失學群體
代表委員們在接受採訪時，歸納出了新的失學群體：
群體一：目前全國的流動人口近１.５億，大批來自農村的流動孩子在求學的路途中遇到了困境。例如，處於學齡階段的民工子女有２４０萬到３６０萬人，他們中間除了一小部分人有幸走進課堂外，多數處於失學或輟學狀態。
群體二：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一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這批人的子女大多正處就讀初高中和大學年齡段。下崗職工和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家庭，每月拿到的生活費只夠維持日常基本生活開銷，如果他們的就業和再就業失敗，他們的子女也都面臨着無力繳納學費的難題。
群體三：在農村，有一部分失學者並非是因為貧困而離校輟學，而是因為對升入重點大學無望，又對就讀一般大中專學校後的就業前景感到渺茫。這些學生的家長認為孩子的教育投入成本高而風險大，划不來，不如讓孩子外出打工或經商，早點賺錢養家。
與此同時，貧困地區因貧困而失學的學生群體仍然存在。
一個都不能少
代表委員們一致認同，近年來我國各級政府把幫助貧困家庭兒童就學納入各類扶貧計劃，社會各界也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使失學者獲得受教育的基本權利。
教育部部長陳至立在一次會上指出，當前要做好高等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工作，確保高校學生不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要繼續做好對貧困的農村學生提供免費教科書的工作，減輕農村家庭子女教育的經濟負擔，切實控制農村初中輟學率；要認真解決有關城市貧困家庭和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權利的實際問題。
人大代表、江西贛州市文清路小學副校長劉艷琼建議，針對社會低收入家庭、殘疾人家庭、農村和邊遠地區家庭子女的教育問題，建立一種弱勢補償制度，即針對不同層次家庭制定多層次的教育成本分擔標準。
來自江西省勞動部門的全國人大代表熊盛文建議説，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解決流動兒童就學問題：一是進入公辦學校插班借讀，但要解決借讀費問題；二是進入民工子女簡易學校就讀，但要確保教育質量；三是進入民辦學校就讀。
來自四川的全國人大代表介紹，為保障低保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權，去年以來，成都市着手實施“鏈條式”幫困助學工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環環相扣，全程救助，為城鄉低保家庭學生建起了一道“教育安全網”。一年多來，成都市６３００多名學生受到救助。
來自江西奉新縣的周麗珍代表説，為保證貧困地區的中小學生不會因貧困而失學，要實實在在推行“一費制”。江西在貧困縣和貧困鄉鎮實行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一費制”後，農村小學的收費由過去每學期的１５０元降至９５元，中學由３５０元降至１５５元，當地群眾送孩子上學的熱情空前高漲，有效地控制了學生的流失率。
全國人大代表、甘肅平涼市委書記劉立軍説，西部大開發３年來，西部地區基礎教育的投入增大。但目前還存在入學率雖高但中途輟學現象嚴重的情況，初中階段的輟學比率更高。他建議，既要認真落實義務教育法，保證小學生受教育的權利，又要通過提高教學質量，使西部貧困地區的家長對教育樹立起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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