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繁華喧鬧的市中心相比，地處南京邊緣的江寧區顯得古樸而平靜。最近《法律幫助熱線》的記者和隨行律師趕赴這裡，見到了一位多次來信求助的熱心觀眾。她叫薛陸梅，她説，這20年來，她始終被一種不幸所深深困擾，而這不幸源於她的第一次婚姻。
薛陸梅：“我是1967年跟我丈夫結婚的，我丈夫他是一個獨子，他就一個母親。當時他們母子之間的關係一直都不太好，也經常為一些小事情發生一些矛盾。”
母子失和，進而婆媳反目。這個家庭在爭吵中走過了整整15個年頭，直到1981年的12月15日，長久積蓄的矛盾終於以一種難以令人置信的方式爆發了。
薛陸梅：“我下班回來的時候，孩子跟我説，説家裏發生事情了，説他奶奶好像已經去世了。我當時心裏嚇一跳，我也不相信這個事情，講著講著我孩子他父親回來了，回來以後，他好像很愁，他就跟我説了，他説老太太確實去世了。”
老太太去世的真正原因讓薛陸梅震驚不已，當晚丈夫告訴她，就在那天傍晚，丈夫又與母親發生了激烈爭吵，或許是壓抑得太久，不能自製，電工出身的丈夫殘忍地殺死了自己的親生母親。第二天一早，聞訊而來的公安人員將薛陸梅夫婦帶回審訊。三個月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丈夫因故意殺人罪被處以極刑。令薛陸梅沒有想到的是，因為自己在得知此事後沒有馬上報案，也被認定為構成包庇罪判處兩年徒刑、緩刑兩年。
薛陸梅：“當時心裏還是不服的，那沒辦法，當時在那種逆境中我也沒辦法。”
她所説的逆境是多方面的：她的原單位江寧區商業局很快也因為她被判刑開除了她的公職。失去了家庭，繼而又失去了工作，薛陸梅帶著年幼的孩子在別人的冷眼中艱難度日，但個性倔強的她始終沒有屈服，堅持進行申訴。在等待了10年之後，已近乎絕望的薛陸梅終於接到了江蘇省高院的改判，她被宣告無罪。那一瞬間，薛陸梅百感交集。
薛陸梅：“因為我總覺得我這個人很冤，而且我帶著兩個孩子過的這10年不是好過的，真是不是好過的，而且我這個人講老實話也是比較要臉的，我是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因為我父親弟兄幾個都是南京金陵大學的，都是書香門第，我覺得蠻難看的，我儘量避免在外面跟人家多接觸。所以説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好像這一次突然給我改判以後，覺得心裏頭亮堂起來了。”
這剛剛亮堂起來的心卻又再一次蒙上了陰影。薛陸梅滿懷希望拿著法院的改判找到江寧區商業局，要求撤銷當初的處分決定，恢復自己的公職，卻遭到了拒絕。
薛陸梅：“好像説你們家這個事情好像跟你沒關係是不可能的，他們一直牢牢地咬住這些話，其實沒有事情的根據，外面瞎講。”
就這樣，時間一晃又是10年，商業局的歷任領導態度如一，公職無法恢復，正常的退休權益便得不到落實。而最讓薛陸梅傷心的是，如今依然有不明真相的人在背後對她指指點點，而自己卻有口難辯。難道真把這個處分背一輩子嗎？
律師：“商業局1982年做出開除薛女士公職這麼一個決定，是依據當時的人民法院的一個有罪的判決作為事實依據來做出的，那麼現在已經改判無罪，那麼這個事實依據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是錯誤的。”
隨行律師認為，在法院改判後，商業局拒不撤銷處分的行為表明它還在繼續認定薛陸梅有罪，而這顯然與現行法律相悖。
律師提示：
《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案件的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為有罪。
薛陸梅蒙冤10年終獲改判，其原單位卻拒不撤銷依據錯誤判決所給予她的行政處分。在這場雙方爭執多年的糾紛中到底有什麼隱情呢？兒子能親手把他母親殺死，實際上關鍵是薛陸梅的婆媳關係一直不好。
朱心臺（江寧區商業局副局長）：“他説之所以不撤銷處分，是因為他們認為法院對於薛陸梅無罪的改判是沒有道理的。原來判決她有罪是終審判決，過了10年以後又把它翻案，好像説起來是不大慎重的。”
律師：“審判監督程序只要一旦發現當時的判決的確錯誤了，那麼本著有錯必糾的原則，任何時候都可以做出重新的一個判決。我們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應當尊重人民法院的最終的司法裁判權，這也是法治的要求。”
律師的現場普法總算讓朱副局長不再繼續指責法院的改判，但他説即便依據這份改判書也足以認定薛陸梅還是有罪的。
朱心臺：“她仍然有罪，只是不夠判刑。”
記者：“江蘇省高院最後宣告薛陸梅無罪，您對這‘無罪’這兩字是怎麼理解的？”
朱心臺：“無罪就是不判刑啊。”
記者：“您認為無罪是指雖然有罪，但也不判刑是不是？”
朱心臺：“對呀，是這個意思。”
也許是連自己都認為這種解釋實在無理，過了一會兒，他又改口説，商業局開除薛陸梅公職與她是否犯罪無關，現在因為她已經改判了吧。
記者：“她無罪了，對吧？”
朱心臺：“沒追究她刑事責任，但是沒有追究責任，我們仍然可以給她行政處分，我也有依據。”
至於到底是什麼依據，這個副局長始終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而隨行律師指出，當初的處分決定書上明明寫著是因為薛陸梅犯有罪行才開除其公職，因此，無論商業局現在以什麼理由進行辯解，都不能改變它已對薛陸梅構成侵權這一事實。
律師：“就是你對她1982年的行政處分決定如果不予以撤銷的話，就是仍然由你商業局確認她是有包庇罪這個犯罪行為的，這是違反了無罪推定，這個法律原則的實際上也是對薛女士名譽權的侵犯，這個侵犯呢，從1992年到現在已經持續10年了。”
律師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以書面或口頭形式侮辱或者誹謗他人、損害他人名譽的，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
採訪中，商業局方面始終強調法院的改判不能服眾，因而給薛陸梅恢復公職缺乏依據，絕對不能照辦。我們這個案子改判還是很慎重的，經過集體研究，集體討論
李克軍，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10年前，正是由他擔任審判長，對薛陸梅一案進行了再審。他介紹説，當時經過審查，合議庭認為，雖然薛陸梅得知丈夫殺人後沒有立刻報案，但這一行為本身並不構成犯罪，因此他們對該案進行了改判。
律師：“根據江蘇省當時的文件，江寧市區商業局應該為薛陸梅落實政策。薛陸梅她是屬於原來有工作單位的，按照這個文件的規定，善後工作由原單位負責落實，包括補發工資，包括恢復她的公職。”
顯然江寧區商業局拒不撤銷處分不但侵犯了薛陸梅的權利，也直接違反了當地的相關規定。律師建議薛陸梅可以就此向法院起訴要求恢復公職，然而即便是這樣，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相對於被無辜錯判，她現在所能爭取到的權利實在有限，而這也正是當年法制不健全的真實寫照。時過境遷，當現在的人們面對類似薛陸梅的遭遇時，權利意識已今非昔比，除了法律上應該給他過去老説法叫“平反”以外，還要經濟上應該進行賠償她的經濟方面的損失。應該上訴，而且經濟上給予一定的補償，今天這種權利意識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1995年《國家賠償法》正式實施，按照規定在刑事案件中，如果無罪公民遭到錯誤拘留、錯誤逮捕，以及錯誤判刑，並且已執行完畢，致使其人身自由受到侵犯的，有權向做出上述決定或判決的公安、檢察機關或者人民法院申請賠償。每日的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計算。如果沒有異議，有關機關將在兩個月內予以補償，併為其恢復名譽。我們希望並且相信，類似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將使薛陸梅式的悲劇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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