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貝多芬的音樂之所以成為不朽的傑作，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在一個英雄的時代裏創作出了代表著大多數人內心呼聲的時代最強音。他是那個時代裏最為敏感的藝術家，是時代造就了他。他屬於那個時代，也豐富了那個時代；他不僅僅屬於那個時代，而且永遠激蕩和頌揚著每個時代人類的高尚精神。
受法國資産階級大革命的影響，貝多芬第一個也是第一次把時代與社會的重大背景與事件，用音符記錄在交響構築之中。他的《第三交響曲》原本是準備獻給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時代英雄拿破侖的。然而，當拿破侖加冕稱帝的消息傳來時，共和的夢想破滅了!貝多芬怒不可遏，他撕去了寫在交響曲扉頁上的獻詞。作品出版時，卷首上只印著一行字，那就是《英雄交響曲》。
法國作曲家柏遼茲，曾以滿腔熱忱投入到革命時代的洪流之中。
德國作曲家瓦格納曾是一位激進、熱情的青年藝術家，他曾參加過德累斯頓起義，並被當局通輯而流亡國外。
奧地利作曲家約翰•施特勞斯，曾被1848年爆發的革命激動得心潮澎湃，並以自己的音樂投身於革命的時代之中。
在音樂史中，如同貝多芬、柏遼茲、瓦格納、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和肖邦一樣，許多音樂家對時代、對社會給以極大的關心，表現了藝術家不能脫離時代與社會的鮮明特徵。那些彪炳史冊的音樂大師們與時代靠得如此緊密，以至於有不少人不但是音樂家，同時也是一位革命者。
貝多芬，一位雙耳失聰的音樂大師。但他的一生始終以最敏銳的心靈“聆聽”著時代的脈博。1809年12月在一封寫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從小我就努力去理解改善的意義以及每個時代的意向。”1789年的法國資産階級大革命震動了貝多芬，他狂熱地嚮往“自由、平等、博愛”等進步思想。時代中的作曲家，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直接或間接地將那個時代發生著的重要事件或反映于他們的作品之中。《第三(英雄)交響曲》就是貝多芬直接反映時代的巨著。他的作品幾乎成為一座座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紀念碑。
交響音樂是在時代中誕生的，它脫離不了特定的時代。正如挪威作曲家格裏格所指出的：“任何一門藝術都是歷史的産物，都應從歷史的觀點去加以研究。”時代在今天是現實，在明天就是歷史。
説起勃拉姆斯，人們往往認為他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人。在藝術論爭中，他的“讓音樂重返到自己的天國裏去”的主張遭到批評。但勃拉姆斯退出了論爭，任憑他人評説。在晚年生活中，他追求恬淡、安寧。然而，他一生都在“暗暗”地關注著時局。早年，他對1848年的歐洲革命寄予同情。晚年，他的一位朋友認為，勃拉姆斯“是一個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讀報者，也是政治生活中一切比較重要的事變的觀察者。”即使在他的垂暮之年，他仍然在自己的箴言“孤獨”的前面加上了“自由”，自由然而孤獨。
更多的音樂家往往不是直接地參加或投入到社會中去，而採取或急切、或冷靜、或熱情、或客觀的間接的關注。他們往往不是行動者，而是觀察者。
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寫作歷時長達15年之久，漫長的創作歷史，更多的是反映了作曲家對時代的感觸與體驗。作品寫得深沉凝重，初次欣賞猶如“籠罩在濃霧中的德意志風光”。在樂曲的晦澀難懂之中人們看到了時代的陰影。1848年，德國資産階級革命失敗，封建專制重壓在德意志大地上，知識分子和藝術陷於苦悶之中，此時創作的《第一交響曲》第一樂章中不乏奮進的英雄氣質，但最終仍然留下了疑惑和痛苦的期待。
交響音樂是作曲家的藝術創造。而作曲家離不開社會與時代，時代中的作曲家與時代本身發生著或密切、或疏離的關係。這關係會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作品之中。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時代造就了音樂的風格與流派，同時，風格與流派又超越了時代的局限而得以長存。
一位叫作邁耶爾的音樂學者指出，“藝術與音樂的美之所以永存不墜，只是因為它以完整的形式錶現了當時社會問題中的現實的與生動的內容，從而幫助人們解決了人類一代又一代所共存的問題。對生活的愛好、悲傷、歡樂、人的尊嚴、愛情……這都是一些在人與人的關係和人與自然的關係中産生的最基本的情感或精神態度與精神活動，它們都是‘不朽’的，甚至是音樂藝術‘永存不墜’的內容與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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