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04月15日中華讀書報訊：
“尼克松旋風”刮向日本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風，迅速刮向全球，引起各個國家和各方人士的震驚。而震驚力度最大的，當屬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
由於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又是美國對華政策中的一環，日本政府一直採取
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而與台灣方面簽有《日臺條約》，現在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本質改變，日本也必須做出相應的積極反應。因此，改善對華關係，就成為日本政府的一項重大政治課題。當時，擔任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課長的橋本恕，奉命開始進行同中國邦交正常化的準備工作。
中日高層接觸的前奏
1971年8月，一直致力於中日民間交流和貿易的松村謙三先生去世。周恩來派資深外交官王國權赴日，參加松村謙三的葬禮。王國權時任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兼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周總理給王國權的指示是：此番赴日，實際上是在沒有外交關係狀態下開展的弔唁外交，要利用特使的身份，與日本各界廣泛接觸。鋻於佐藤首相執行支持台灣的政策，王國權不主動接觸佐藤。
第二天下午1時，松村謙三的葬禮在東京一寺院舉行。王國權在松村先生遺像前就坐。不一會兒，佐藤首相進來，他走向左邊隔着兩個座位的王國權先生，同他握手並寒暄：“遠道而來，辛苦您了，謝謝。”這是日本總理大臣第一次同沒有外交關係的中國要人握手。散場時，佐藤又一次走過來説：“請您向周恩來總理問候。”王國權答：“謝謝。”
佐藤首相正式宣佈辭職後，田中內閣成立。不久，田中首相做了如下表態：“當務之急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邦交正常化談判，我們要在激烈動蕩的世界形勢下，積極推行和平外交……要一口氣解決日中關係。”對田中的表態，周總理迅速做出反映。在歡迎也門共和國代表團的宴會上，周總理説：長期以來一直堅持敵視中國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臺了。田中內閣組成後，表明在外交上儘早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然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其中戰爭賠償就是敏感問題之一。中國高層決定“放棄戰爭賠款要求”，這是為什麼呢?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做了三點説明。這三點是：1.在中日邦交恢復之前，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就已經在我們之前放棄賠款要求了，共産黨的度量應該比蔣介石大。2.日本既然要求同我們恢復邦交正常化，就必須與台灣斷交。中央關心的是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的態度，有利於把日本拉向我們這一邊。3.如果要求日本就戰爭進行賠償，這一負擔最終必然落到日本人民頭上，迫使他們處於困苦之中。這同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願望是不相符的。
竹入義勝——“日本的基辛格”
中日之間高層領導人的最初接觸，需要有個能起溝通作用的橋梁。誰能擔當起這項特殊使命呢?他必須是一位熱心於中日友好、能夠為雙方首腦所信任，而且能夠做到絕對保密的中間人。周總理的眼光投向了日本公明黨。因為1971年8月初王國權訪日後，在給周總理的報告中，高度評價了公明黨，認為它在日本是個很有民望的政黨。周總理對公明黨十分關注。其次是當公明黨第一次訪華時，在周總理與竹入義勝委員長的會談中，竹入能坦率地、毫無保留地就中日關係陳述自己的意見。對此，周總理印象深刻。再其次，就是據東京的信息，竹入委員長與田中首相交往甚密。此外，從保密上考慮，他也是可以信賴的。
不謀而合，田中首相也選中了竹入委員長做“日本的基辛格”，讓他與中國接觸，傳遞雙方的意圖。
7月25日，負有特殊使命的竹入委員長率公明黨代表團一行三人，由東京羽田機場起飛，取道香港、深圳、廣州，於晚上10時許，抵達下榻的北京飯店，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已經等在那兒了。
27日起，周總理與竹入舉行了三輪會談。
第一、二輪會談涉及的主要問題是戰爭賠償、和平友好條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和尖閣島(即釣魚島)等問題。
第三輪會談開始，周總理開門見山地對竹入先生説：“今天説一説我們中國的想法。然後鄭重地拿出《中日聯合聲明草案》手稿。該草案共八大項，重點是：1.自本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宣告結束。2.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3.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為了照顧日本政府的具體情況，在台灣這一棘手問題上，周總理提出三點默契事項：1.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2.《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日本政府從台灣撤走駐台灣的大使館和領事館，並採取有效措施讓蔣介石集團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撤出日本。3.二次大戰後日本的團體和個人在台灣的投資和企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台灣時，會給予適當的關照。
竹入先生等三個日本使者拼命記錄周總理宣讀的《中日聯合聲明草案》和“三點默契”，生怕有所差錯和遺漏，又與中方翻譯一起逐字逐句地進行核對，當他們聽到“放棄戰爭賠償要求”和“關照日本在台灣企業”時，感到興奮不已，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們沒想到中國政府如此寬容和大度其實日本方面哪知道，《中日聯合聲明草案》和“三點默契”都是周總理親自起草，報毛澤東批准的。
8月5日，竹入委員長將記錄稿交給田中角榮首相。田中仔仔細細地看了兩個多小時，才抬起頭來，讚賞地説：“竹入君，你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日本使者啊”爾後田中立即表態説：“好，我去北京！”
第二天，日本報紙刊登了一則消息：“中國大型訪日代表團延期訪日。”
誰也沒有想到，這是田中傳遞決定訪華的秘密信號。而這正是周總理的巧妙安排。在竹入離開北京前，周總理交待説：“如果田中明確表示來華，請你們發一條廖承志訪日代表團訪日延期的消息。”
緊接着，周總理派孫平化為團長，率領由203人組成的龐大的上海芭蕾舞團，到日本訪問演出。
極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投降的8月15日這一天，孫平化和肖向前在東京帝國飯店與田中會談，正式向田中首相傳達了中國政府的邀請。田中説：“已經決定訪華了。”
1972年9月25日11時30分，田中首相乘坐的專機飛抵北京機場。田中首相走下扶梯，與周總理緊緊握手。
堅持原則立場達成雙方滿意
當天晚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盛大宴會，招待田中角榮首相。周總理首先致詞，後田中首相接着致詞：此次訪問，從東京直航北京，我感受到日中間一衣帶水的關係。很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十年間，日中關係經歷過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對此，我表示深深的反省。
田中的“給中國國民添了麻煩”的話，立即引起了在座的所有中國人的反感和氣憤，會場氣氛驟然緊張起來。人們在議論：“這是什麼話”“太避重就輕了，中國犧牲了那麼多人，難道用‘麻煩’兩個字就能解釋那段歷史了嗎?”“對中國人民一點歉意和愧疚都沒有”田中的致詞使中國方面大失所望，也給以後的談判投下了陰影。
26日上午，姬鵬飛外長和大平外相進行首輪會談。日方由條約局長高島就幾個關鍵性問題解釋了日本方面的立場：1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日本政府表示沒有任何異議。2關於“台灣領土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聲明，日本政府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立場，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承認。3日本要維護曾與台灣簽定的《日臺條約》在法律上的一致性，所以認為這個條約應該是自然消亡，而不是廢除它。4關於“中日結束戰爭狀態”和“中國要求戰爭賠償的權利”問題，原來已經在《日臺條約》中解決了，此次沒有必要寫入《中日聯合聲明》中。
高島所作説明的第2、3、4條，遭到中方代表的嚴厲拒絕，並立即彙報到周總理那裏。
下午2時，第二輪會談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周總理非常嚴肅地走進來，會場氣氛極為緊張。周總理單刀直入地説：“我聽了高島局長對‘條約説明’的彙報，真是奇怪。高島説明的後三條究竟要説明什麼?台灣問題是政治問題，你們想用法律來處理它，難道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錯誤嗎?”沒等日方人員回過神來，周總理再次逼向對方：田中首相昨晚在致詞中説“添了麻煩”，這只是一句表示輕微過失的道歉話，你們用這樣的措詞來解決那段不幸的歷史，難道不覺得太輕描淡寫了嗎?田中解釋説：從日文來説，“添麻煩”是誠心誠意表示謝罪之意，並且包含以後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
有關其他問題，日方仍然固執己見，多方辯解。中方堅持自己的立場，絲毫不在原則問題上讓步，談判陷入僵局。
當天晚上，田中召集橋本恕等外務省的人，連夜就如何打開談判僵局，仔細研究那份“説明”，終於擬定出一個妥協方案。
第二天上午，中方領導人陪同田中首相一行游覽萬里長城。這樣做是為了向外界表明中日會談的友好氣氛。姬鵬飛和大平乘坐一輛車。途中，兩人繼續商談着。而此時，那份昨夜修改了的記錄稿正在大平的口袋裏。大平正是根據這份記錄稿的精神，和姬外長交談的。游覽一結束，姬外長就向周總理做了彙報。
下午4時，第三輪首腦會談開始。
關於第2條台灣問題，雙方取得一致意見。中國方面仍然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則立場。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並堅持這是基於《波茨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所謂《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是指1943年《開羅宣言》中的規定，日本將滿洲、澎湖和台灣等歸還給中國。日本接受了這個宣言，所以説日本早在1943年就已放棄了對台灣的領土權。日方假借《波茨坦宣言》第八條立場的文字，避開直接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提法。
關於第4條“結束中日間戰爭狀態”問題，日方的橋本恕提出是否用“結束中日間不自然狀態”的措詞。按橋本的想法，中方可能不會有什麼異議。可是中方還是認為不夠準確和貼切。最後周總理提出用“結束中日間不正常狀態”或“將今天不正常的關係正常化”。這種提法上的微妙改變，更符合《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也預示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開始。至此，談判越過了最大障礙。
第四輪首腦會談是解決第3條，廢除《日臺條約》和日本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問題。由於前兩個爭議最大的問題已經解決，這個問題解決起來比較容易一些。大平外相明確承諾：我們一定會採取必要措施，儘快宣佈廢除《日臺條約》和撤銷台灣駐日本大使館。周總理表示滿意。
最後，周總理對田中説，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言必信，行必果”。翻譯未能及時譯出，總理把這六個字寫在紙上，遞給田中首相看，田中點頭贊同説：啊，我知道，日本也有相同意思的話，叫做“信為萬事之本”。中日雙方表明了互相信任的態度。
周恩來審定《中日聯合聲明》
27日晚8時，毛澤東在書房約見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這表明談判雙方已達成共識。會見時氣氛融洽，日方人員也很放鬆，無拘無束地與毛澤東交談。毛澤東指着周恩來，突然對田中説，已經吵完了嗎?不打不成交嘛。在座的人都領悟了毛澤東這句話的弦外之音，是在隱喻對立已經完全消除了。毛澤東又問到“添麻煩”的問題，田中表示，日方準備按中國的習慣修改。
會見之後，從22時10分起，兩國外長就《中日聯合聲明》做最後商定，對條文逐字逐句進行推敲，然後送交周總理。
周總理對《中日聯合聲明》做了極其仔細的審定。從序言到正文，每條每款都經過再三思考和斟酌，直到能夠表明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能夠代表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才滿意。
1972年9月29日10時2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日聯合聲明》指出，自本聲明公佈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失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簽字儀式結束後，大平外相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臺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可以認為該條約已經完結，駐台灣的原日本大使館處理善後事宜後將予關閉。
從這一天起，中日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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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4月15日中華讀書報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