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2001年7月31日訊：
30多年的記者生活已成過去，當年報道的新聞已成舊聞，然而，在報道中日交往中所經歷的激動人心的情景，依然恍如昨日。
發自東京的第一條新華社電訊
1954年10月末，中央決定派出以李德全為團長、廖承志為副團長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新華社派我以隨員名義參加代表團。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訪日代表團，中央非常重視。當時，我國的國際環境十分嚴峻，美、日、蔣都想破壞和阻撓代表團訪問日本，此行是經過日本友好人士和中國政府的多方努力才得以實現的。
代表團出發前夕，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代表團全體成員。總理説：李德全、廖承志率領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只要到達東京就是勝利”。
那時，北京與東京之間沒有直接航班，必須從香港轉機前往。為防止敵人破壞，代表團在香港採取了一些措施，並派紅十字會的聯絡部長、代表團成員紀鋒同志和我作為先遣人員早兩天到達東京，做些準備工作。
代表團到達東京後，受到了熱烈隆重的歡迎。日本友好團體和進步力量派出的青年小組，自稱是“人民警察”，全心全意地保衛代表團的安全；日本政府也派出大批警察負責警衛工作。一時出現了官民共同保衛代表團的場面。據説這是史無前例的。這些動人的場面強烈地衝擊着我這個新聞記者，但以代表團隨員身份能否作新聞報道呢?再説要用一般電報發幾百字的新聞稿，費用也十分昂貴。於是，我請求廖承志副團長同意我出去闖闖，摸摸路子。這位新華社的老社長立即同意了。經過亞細亞通訊社社長李鐵夫(老華僑)的介紹，我得到了共同社專務理事岩本清先生的大力協助，弄到了一張由日本外務省發給的記者證，憑它可以發新聞電，由收報人付費。這下子我“活”了，立即向總社發出了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到達東京受到日本各界隆重歡迎的新聞。
這是新中國第一個訪日代表團到達東京的第一條新聞，也是新華社記者從東京發出的第一條電訊稿。
“八芳園”之宴
1955年3月末，以外貿部副部長、國際貿易促進會代主席雷任民為團長的中國貿易代表團應邀訪問日本，與日方舉行談判，並簽訂第3次中日民間貿易團協議。這一次，《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人民中國》均正式派出記者並組成記者組隨團採訪。總社派任樂平同志和我參加。
前兩次貿易協議，由於日本政府未予支持，未能充分實施。為使中日民間貿易再上一個臺階，就要促使日本政府出來承擔責任。因此，中央決定了“民間往來、官方挂鉤”的方針，代表團此行既要接觸財界，也要接觸政界，並在第三次貿易協議中有所體現。如何在報道中體現這一方針，成了記者組反復和商討的事。
代表團到達東京之初，不僅官方沒有露面，與財界上層的接觸也很少。原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曾向日本施加壓力，説“如果日本大企業積極擴大對華貿易，美國將重新考慮美日經濟關係”。於是，日本外務省向邀請中國代表團來訪的責任機構——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提出要求，説“政府考慮到對外關係的影響”，“希望代表團的視察限於東京、大阪、神戶”。在這種情況下，大企業怕得罪美國，避開了同代表團的接觸。
這一形勢也給我們的報道造成了困難。記者組把注意力及時轉向日本朋友，看他們怎樣打開局面。他們動員了各方力量，設計了以民間團體出面宴請，政府要人參加宴會的方案，以提供代表團與日本官方、財界交往的機會。宴會設在東京著名的日本餐館“八芳園”。我們事先了解到，除政府要人出席外，鳩山首相也要到會。“八芳園”之宴成了我們在報道中體現“官方挂鉤”的一個場面。宴會開始後，日本通産相石橋湛山、經濟企劃廳長官，自民黨幹事長岸信介等陸續到達。雷任民團長和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在熱烈的掌聲中走進宴會廳，同日本政要會晤交談，氣氛友好。但沒有見到鳩山首相。日本朋友告訴我説，石橋湛山曾向鳩山進言，要他“不要理會美國的意向”，但一直到宴會結束，鳩山也未露面。
“八芳園”之宴，反映了鳩山內閣的實際情況：它既要與中國改善關係，又要照顧到美國的要求，它的步子是有限的，“官方挂鉤”也就“挂”到這種程度，我們的報道既要體現方針也要反映實際。當然，關於貿易協議的談判和代表團的活動，都是成功的。此後，日本政府對中日民間貿易的態度仍留着“八芳園”之宴的痕跡。
“預言”成真
1954年秋，有日本多政黨成員參加的日本國會議員代表團在出席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之後來華訪問。在保守黨派的年輕議員中，有中曾根康弘、園田直、櫻內義雄，其中以中曾根最活躍，同我的交談也較多。在歡迎宴會上，中曾根獨唱了日本名曲《荒城之月》，在討論問題時能言善辯，引人注目。所以，該代表團團長西村知已曾對我説：“中曾根將來可能出任日本首相，他是當首相的人物”。我把這一情況向廖承志同志作了報告。沒有想到，西村的預言竟在28年後實現了。1982年11月，中曾根繼鈴木善幸之後出任日本首相。當時我正在新華社東京分社工作。一面采編中曾根的組閣新聞，一面思索西村當時是根據什麼作出那樣的預測。
1984年3月下旬，中曾根首相訪問中國。在歡迎宴會上，鄧穎超委員長的一席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對中曾根説，1973年閣下來中國訪問(當時中曾根任田中內閣通商産業大臣)，恩來同志同你見過面。恩來生前會見過很多外賓，但很少同我談起外賓的情況，而他卻對我談過對閣下的印象。恩來同志説，中曾根先生年輕有才幹，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將來是擔任日本首相的人物。他的預言實現了。我有機會親自向你轉達恩來同志對你的評價，感到無比的高興。
從周總理在1973年會見中曾根後的印象，西村當年的預言是有道理的。
“人間火車頭”
日本社會黨總書記淺沼稻次郎，在日本政壇上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被普遍認為日後有望擔任首相。淺沼年輕時就參加礦工工會，整天忙於工會運動，被人稱為“人間火車頭”。
1959年3月，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淺沼先生率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他讀過毛主席的詩詞，特別對“不到長城非好漢”一句印象深刻。因此，到北京後不久，他就去了八達嶺，當時我正好隨代表團採訪。面向雄偉的長城，他問我：是左路險峻還是右路險峻?我答是左路。他説：我們是左派，要登左路。身軀高大，體重百公斤的淺沼先生，登到四分之一高處，已是大汗淋漓。尤其是那雙硬底皮鞋，更使他步履維艱。於是，他脫掉鞋襪，赤腳而上，直到高峰。可是，“上山容易下山難”，由於他身體過重，從高峰下來時衝力很大，難以控制步伐。我趕緊從後面用力拉着他的腰帶，來緩解下衝的力度。
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淺沼一行，周總理、廖承志、雷任民、喬冠華也在座。毛主席剛一坐下就風趣地向淺沼談：長城雖然很高，可你脫掉皮鞋就登上去了!這使淺沼十分驚奇，並説“毛主席怎麼這樣快就知道我脫了皮鞋爬上長城呢?!”大家都笑了。
談話的氣氛很活躍。淺沼對毛主席説，您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請問什麼是共産主義?毛主席作了回答。毛主席稱讚了淺沼先生和他領導的黨，説日本社會黨與歐洲社會黨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貴黨反對美帝國主義。淺沼先生事後説，他對這次會見非常滿意。
1960年，岸信介內閣與美國政府重新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把我國的領土台灣包括在條約適用範圍之內。日本人民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愛國運動。“人間火車頭”帶領着千百萬日本工人、學生進行了鬥爭。
把握時機
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訪華，這使長期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佐藤內閣十分被動，它的對華政策走進了死衚同。在這種形勢下，有政治遠見並勇於行動的田中角榮取代佐藤出任首相。他明確地説，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機正在成熟”。
我當時是新華社國際部的編輯，負責編寫田中組閣的新聞。初稿寫得極為簡單，送周總理審閱時被退了回來。總理批評編輯沒有跟上形勢，未能把田中講話的積極而重要的內容寫進新聞。經過學習總理指示，重新寫了一條內容豐富的田中組閣新聞稿，引述了田中首相有關日本“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的講話，引用了大平外相有關“日本跟着美國腳步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日本現在應該採取負責的行動，獨立作出決定。”等談話內容。
重新編寫的新聞稿送審後，周總理很快就批發了。但在即將發稿時，總理又讓他的秘書打電話來，指示要在新聞中加上在野黨的反應，因為日本在野黨為中日復交進行了長期的努力，是有功的。
總社在1972年7月8日發表田中內閣組成的新聞後，周總理便在9日歡迎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中特意提到中日關係。他説：“在日本，長期以來敵視中國的佐藤政府終於被迫提前下臺。田中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歡迎的。”周總理的這番話，在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反響。7月18日，日本內閣召開會議並通過文件説：“為了謀求邦交正常化，日中政府間開始進行負責的會談，是當務之急。”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訪華，經過中日雙方會談，於29日發表了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總理親自抓有關田中組閣的新聞，抓的不是一篇新聞稿件，而是抓住了中日復交的時機。
在復交談判過程中，周總理和田中首相建立起相互信賴的關係。周總理引用《論語》中“言必信，行必果”題詞贈給田中首相；田中首相題了日本飛鳥時代的聖德太子的名言“信為萬事之本”回贈周總理。田中首相還在色紙上寫道：“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岩碎大濤”，對周總理的風格深表折服。
歷史性的時刻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秋高氣爽，楓葉如丹。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批准書儀式在東京舉行。鄧小平副總理為參加這一儀式訪問了日本。我作為記者團的成員，隨鄧副總理一同訪日。
從甲午戰爭起的50年裏，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戰爭，中國損失了千百萬人的生命，蒙受了難以計算的財富損失。這種黑暗時代隨着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而宣告結束。但從法律程序上説，只有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批准和生效，中日之間才是名符其實地結束了戰爭狀態。而舉行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鄧小平副總理作為中國高級領導人在二戰後首次踏上日本國土並參加條約批准儀式，確實是中日關係的歷史性時刻和大事。總社對這次報道極為重視，派出以曾建徽同志為首的強大的報道組隨行採訪，住在與東京赤坂國賓館鄰近的新大谷飯店，晝夜奮戰。
10月23日，這一時刻來到了：
9時30分，福田首相在赤坂國賓館舉行歡迎儀式歡迎鄧小平副總理；
10時30分，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儀式在日本首相官邸隆重舉行；
12時30分，日本裕仁天皇和皇后在皇宮正殿竹廳會見鄧小平副總理和夫人卓琳；
15時30分到17時25分，福田首相和鄧小平副總理舉行第一次會談。
我們記者組緊緊地盯着每個情節，緊張地進行採訪，每個人都為有幸報道這些歷史性的大事而興奮。
至今我仍清楚地記得：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交換儀式的會場中央，放着由白色、黃色的菊花和紅色石竹花組成的日、中兩國國旗。黃華外長和園田直外相坐在用綠色呢絨罩着的大長桌後面，在批准書上簽字，然後交換批准書。接着，福田首相和鄧小平副總理先後講話，舉杯共慶條約的生效。在熱烈的掌聲中，鄧副總理和福田首相相互擁抱。
這是10億中國人民和1億日本人民的歷史性擁抱!
這是向全世界宣告：中日兩國反對稱霸，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作者 吳學文）
(吳學文，1923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任新華社國際部編輯、駐東京分社記者、新華社國際部編委。) 摘自《環球》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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