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身份及觀點：
湯敏 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博士 （贊同）
王曉輝 北師大教育學院研究員 （反對）
觀察員身份：
學生：張檬、李嫣、林凱、董璠、殷英、楊申
職員：王延澤、佟思聞、李靜、王娜、李宏偉
編輯：王肇輝
主持人：湯先生您認為，這四年來的高校擴招應該怎麼評價它呢？
湯敏：這四年的高校擴招，刺激了內需增長，我們上幾百萬學生能夠從一個高中生，變成大學生，提高了一個檔次，把整個我們的人才儲備，大大的增加了，那麼從這種意義上來説呢，益處非常大的。
主持人：王先生，您怎麼評價這個擴招呢？
王曉輝：我是非常贊成我們國家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整個發展趨勢。但是針對我們國家的國情，這個步伐，應該邁得慢一些，用簡單的話講呢，高校擴招應當緩些。
主持人：你覺得現在就業壓力是不是變得很大呢？
湯敏：這是一個現實情況，我們應該注意，就業難的問題，不僅是大學生的問題，我們全社會現在都就業難。這個只能説是一個短暫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比如説剛才您談的這個大學生的叫就業市場的問題，我個人很反對就業市場的方式，它並沒有真正反映就業市場。
王曉輝：我覺得不應當苛求我們這些年輕人，就是説我們讀大學，目的是什麼？無非或者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為了獲得更好的職業，甚至説更好的生活，這個沒有錯誤。那麼在幾千年積澱下來的文化傳統，和我們至少幾十年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狀況下，我們形成的這種思想狀態，要求一下子轉變過來，這不可能的。
湯敏：我不同意這種觀點，大家想想，我們當時高考的時候有多難，我們思想轉變可能比較慢，所以我們為了等思想轉變過來，所以上百萬的同學不讓他上大學，讓他失去人生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發展的機會？
王曉輝：上大學這個需求慾望是相當大的，不僅是我們99年擴招以來這幾百萬，要多得多，可能成幾倍的數字，這些學生都要上大學，我們能滿足得了嗎？説我們這些大學生畢業，可以選擇到中小企業，可以到私營企業去，可我現在沒有數據調查，但是至少從我們國家宏觀調控來講，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統計數據，預示這些企業，已經敞開大門，歡迎這些大學生去。找不到這種數字的依據。
湯敏：這些數字本身是一個要試措的過程，現在從宏觀角度來説，我們的民營企業發展非常快，中小企業發展非常快，我們目前新增的就業從1995年到現在，不僅是大學生就業，所有新增的就業幾乎全部是民營企業創造出來的，那麼這裡頭它一定會有對大學生的需求，這個轉變觀念的問題。
主持人：在發達國家，他們的教育普及率比較高，這些國家可能也存在一個，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過渡的時候，他們有沒有觀念轉化的這個困難期？
湯敏：這個問題我想有兩個問題，一、別的國家擴招，不像我們以這樣比較快的速度擴招，它的市場經濟是長期形成的，它的大學生該自己找工作，這是根深蒂固的觀念。而我們的大學生，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國家要分配工作，所以大家沒有這個思想準備。
王曉輝：我跟大家回顧一下這個歷史過程，它大體的高等教育發展高峰是在60年代，這個恰好跟它的人口出生率吻合，同時，它的經濟發展，也正是它起飛的時候，等於説它兩條軌道是並行的，而我們國家呢，在經濟上並不太景氣的時候，我們突然提出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一下子當年擴招了50多萬，這樣就一下子把這些學生的就業壓力推到市場。
湯敏：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們當時在擴招的時候，1999年是亞洲金融危機最高潮的時候，但是那時候，所有經濟學家包括政府，包括學者，包括老百姓，都期望四年以後，經濟可能會好轉。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預計，現在大學應不應該擴招，四年以後情況怎麼樣，我們不是特別清楚，但是我們有信心，四年以後，中國經濟肯定比現在好。
王曉輝：還有一個疑問，我們經濟增長，曾經在90年代是一個突飛猛進的時期，我們國內生産總值，平均大概高於10％，而我們教育經費，在90年代初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在兩點八左右徘徊，甚至還得往下降。我不大理解在這裡，在經濟發展的時候，我們應該首先想到教育，但實際上，我很遺憾，我們經濟學家在那個時候並沒有提出來要發展教育。
湯敏：中國的適齡青年，從18歲—22歲，入學率是7.5％左右，那麼在菲律賓、在泰國，這些跟我們是同等發展水平的，他們的大學適齡青年入學率是30％-32％，那麼為什麼我們的經濟增長的速度比菲律賓高兩倍以上，我們經濟總量也不會比它少，這個説明，我們現在有結構性的問題，説明我們裏頭有很大的潛力可挖。當時的亞洲金融危機是在最緊急的關頭，當時國家提出了要擴大內需，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實際上是教育，我們早就應該擴招了。
主持人：後來有沒有起到拉動內需的作用呢？
湯敏：國家在高等教育多投了800億人民幣，在這幾年裏頭，我們一個同學一年從交學費再消費等等全部加起來，差不多一萬人民幣，現在我們擴招，從100萬現在擴招200萬，這就多了100萬，每年的消費就100億人民幣，中國在過去的四年裏頭，新蓋的學生宿舍，新蓋的學生食堂，是50年的總和，這是一個巨大的發展，這些都自然會拉動了消費。
王曉輝：我覺得事實不那麼樂觀，我們這麼算一下賬，我們大學生假設實際消費是一萬元，但實際上，他有一個基本消費，上不上大學他都要消費，還有我最近看一些材料，在經濟學上，有個叫擠出效應，我們現在畢竟不是達到了完全小康的社會，不是説每個家庭都有足夠的能力，那麼他勢必要佔其它的領域，比如説，本來我可能要買車了，但是因為有大學生，我就只好暫時放棄，所以這個擠出效應，我們也不能忽視。
湯敏：如果一個家長，他寧願把電視機晚買一點，汽車晚買一點，他先把孩子送到學校去，這説明這個家長認為，把孩子送到學校，他的投資的回報比他現在趕緊去多買一個汽車，或者多買一個電視機更重要，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王曉輝：教育學上就面臨一個嚴峻的挑戰，它如果不斷地擴大規模，必然要影響教育質量，這跟經濟不一樣，經濟是有規模，有效益，如果班級中的學生人數擴大，那麼就可能影響到教育質量。提高教師的質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教師要通過長時間的培養。
湯敏：我們在1998年寫這個文章的時候，中國教師跟學生的比例是一比七，是全世界幾乎最高的，歐美這些發達國家，教師跟學生比是一比十五。
王曉輝：不同學科，它要求不一樣，比如這個千八百人上大課，這個在文科領域中是司空見慣的 導師把他的思想講給大家就可以了，但是在工科，在醫學，我們必須得有足夠的實驗設備，而這個不可能在學生很多的情況下來實施的。
湯敏：實驗設備是需要投資，我想作為中國這麼強有力的工業基礎來説，可能第一年造不出來，只要有投資，我們整個經濟就得靠這種，才能夠發展起來。需求是創造出來的，不是等來的，等到這些全部已經做好了，我才去多招些學生，正是這種思路，所以我們大學入學率遠遠低於我們同等國家的水平。
主持人：我們聽聽觀察員的看法，因為他們有的是大學生，有的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
林凱：我很同意剛才湯先生説，就是説不管有沒有擴招，實際上就業壓力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麼擴招是高校，而不是針對底下的一些鄉鎮或者中小企業，來擴大其它一些較低層次的教育的規模，來適應實際的需求呢？
湯敏：關於中國的中等職業教育，在擴招之前已經擴大相當大了，這個不是説國家沒考慮這個問題，國家一直在做，那麼當時為什麼考慮大學擴招呢？因為大學那時候是需求最高，而且比較差的，擴大比較少的，所以從這個啟動。
張檬：在考慮大學擴招的同時，有沒有想到大學擴招以後的事情，現在高考相對來講，比以前要容易一些了，但是大學畢業以後，一方面人去找工作，另外更多的人，覺得找工作太難了。
湯敏：如果我們擴招20萬，是不是大家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呢？這對於212萬來説，減除30萬，40萬是不是剛才所談的問題都解決了呢？ 並沒有解決。
王曉輝：這不是一個算術問題，我們在當時擴招的同時對就業的設想是不是做了很充分的準備？這不是很樂觀。湯先生講即使沒有擴招，我們也將面臨就業比較嚴峻的形勢，只不過這個嚴峻形勢更加重了。
湯敏：如果按照您剛才的想法，當時不應該擴招，而應該減少，把當時的學生減一半的話可能這個就業問題更小一些。
王曉輝：減少到零，肯定沒有就業問題，前提是説我支持擴招，但是這個幅度要放慢一些。
湯敏：現在問題就是這個問題，如果説擴招了這40萬，正好是多出了市場這個，還是説我們現在存在着問題，是整個教育系統的問題，是整個市場的問題，是整個大宏觀經濟的問題。
王曉輝：還有一個問題，叫超教育現象，就是説由於就業市場的緊縮，大學生求職的數量遠遠要高於可供的職業崗位，退而求其次，我大學生做高中生，職業高中生可以做的工作，這叫超教育現象，這給教育資源帶來了浪費。
湯敏：存在還是説已經超了，這個現象不是社會整個的情況，因為這個超教育不超教育，就看你怎麼衡量了。
王曉輝：這個是社會定位，你可以降低到這個高中生，也可以提到研究生，這個是有個社會公認的標準，所謂超教育它是和社會的公眾心理相適應着。
主持人：湯先生的意思是説，有時候您理解的那種超教育，其實是正常的，是我們國民素質普遍提高的結果。
主持人：那麼下來呢，就需要大家來表態，如果支持王曉輝先生的觀點，就請放藍塊，支持湯敏先生的觀點，就請放紅塊，請表態——最後的投票很均衡，6：6。
楊申：我方比較贊成湯先生的觀點，教育在經濟放緩收入預期比較低的時候，我們可以選擇充電，在今後的大市場的環境中不易被市場所淘汰，所以説大學生從技術員幹，從技術工人幹，是很正常的一個現象，大學生就應該按照自己的所想的，所定位的這個目標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林凱：剛才我聽了紅方的發言，解決擴招所帶來的負面的社會問題，就是説要改變人們的觀念，然後重新給你定位，包括社會對大學生的定位，大學生自己對自己的定位，我想説的是要改變這種定位，要改變這種觀念，不是不可能，但是很難，至少短期內是這樣。
主持人：回顧這幾年的擴招工作，不僅僅帶給社會更多的大學生，更多的勞動力，同時也有很多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不斷地去評價，去回味，最後能夠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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