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觀點：
史柏年：社區服務令值得推廣
尹飛：社區服務令不值得推廣
觀察員身份
檢察官：董常青 夏鵬 楊新娥
張楠 警察
陳韶光 律師
胥曉鶯 研究生
黃侃 青年作家
博士生：冉井富、姚建平
李浩 雙學士
研究生：王月 陳崇林
史柏年：社會服務令實際上是一個短期自由行為的替代形式，就是本來法院判處他有罪，罪名是成立，本來應該是服刑，在監獄裏，這個刑期比較短，但是經過法院綜合的考慮，用一種替代的形式，在社區中間進行一些公益的勞動，這種公益勞動是無薪的，來替代原來服刑的短期的刑期。可以回家居住，他的平常的生活一點不影響，也可以照常上課。我覺得值得推廣，因為它具有懲罰罪犯和感化罪犯，使他重新做人的這樣雙重的功能。
尹飛：如果我們要推廣的話，必須要由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立法才能決定。我認為至少20年之內是沒有必要考慮這個問題的。
主持人：有五位支持尹先生，認為現在不能推廣，有七位認為現在是值得推廣的。
史柏年：刑罰觀念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報償、一種復仇，那個時候就是你犯了罪要受到同等的懲罰，到後來這種刑罰就被逐漸被一種叫做報償形的感化主義。
主持人：這樣一種思想觀唸經過歷史的推進，發展到現在都用文明的方式來懲罰？
史柏年：對，社會服務令並不是説一切罪犯都適用，就説適用社會服務令，必須有兩個前提，法官判定的時候必須考慮兩點，一、犯罪人放到社會上不至於再危害別人、危害社會；二、這個犯罪人有能力完成法律規定的公益勞動，然後在這過程中間你能夠獲益，如果考慮到這兩點都符合的話，那麼它是一種替代。就是能夠從中來改變自己的行為，改變自己的犯罪心理結構，重新做人。
尹飛：考慮一個制度是不是要引進的時候，首先要考慮它能不能起到應有的功能，在現代法制社會裏面，首先有一個前提，我們要尊重犯罪人的人格，尊重他的人格尊嚴，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才可能考慮怎麼去感化，怎麼能讓他改過自新，那現在你把我直接放到社會上，讓他面對很多可能都是他的熟人，這個時候他會不會感到人格尊嚴受到一種侮辱，這是一個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
史柏年：這樣一種形式，它正是基於對犯罪人的人格尊重基礎上才出現的，大家試想一下，這樣的服令者是犯罪情節比較輕微，本來是判處比如説半年以下監禁刑的，半年以後他要回歸社會，他回來如何面對他的熟人，在監獄待了半年以後出來，大家對他的看法，你是監禁釋放的，這個對他來説心理上如何承受？如果換一種替代的，他是在社區公益勞動的，那麼人家對他的看法肯定要比從監獄出來要好得多。
尹飛：社會服務令，實踐中也可以認為是有的，他覺得這種完全是對他的人格的侮辱，每個人投過來都是很鄙視的目光。
姚建平：不同的民族，會有不同的差別，你在朋友面前丟了面子的話，你會覺得很長一段時間抬不起頭來，確實是涉及到一個人格問題。
史柏年：這是一個誤解，社會服務令怎樣執行？如果了解了它的執行過程，你就不會産生這樣的誤解，不會有這樣的擔心了。社會服務令是由感化主任來監督執行，把他放到一個公益工作的機構中間去，大家也可能把他作為一個自願服務者來看待，所以不會覺得丟面子。另外社會服務令的服令過程，它實際上是分階段的，用專業的角度來説，它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適應，第二階段叫學習階段、第三個階段叫貢獻，通過這樣的過程使他體驗到為社會創造、為社會貢獻，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使他的心理結構發生一些變化。
尹飛： 作為一種刑罰，你可以選擇你什麼時間去做社會服務，但是你不能回避240個小時社會服務必須做完，這個是你對國家的義務。那麼這種情況下誰去監督，不可能沒有監督；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這種犯罪有直接受害人，比如説鬥毆把人打傷了，有直接受害人的，我們把他放到社會上的時候，必須考慮一個問題，他在做社會服務的過程中，會不會受害人會進行報復，恐怕我們還要對他進行保護。
史柏年：經常打架的人，應該服刑在監禁裏，像這樣的人，不會讓他服社會令。
尹飛：我們可以不舉打架鬥毆這個例子，比如説駕車交通肇事把人撞死了，他的家屬會不會在他進行社會服務令的過程中對他進行加害？我們會不會要派人去保護？我舉的例子就是證明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興師動眾的，他可能會被大家所辨認出來。
史柏年：國際司法界、刑法界，在討論一個問題：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所謂短期自由刑，就是半年以下的監禁，它一個時間過短，起不到感化教育的懲罰作用，而且在監獄裏可能形成惡習的一種交叉感染。
董常青：正像這位老師講的一樣，確實短期監禁的這種刑罰對犯罪的交叉感染有一定的弊端，但是作為不支持社會服務令的人，我覺得任何一種法律規定都要適合社會現實，如果你想讓一種良好的刑罰得到一種很好的社會效果，那麼就要看被懲罰人的接受程度，社會公眾的接受程度和司法體制的接受程度。
尹飛：如果要引進這個制度的話，我們會面臨很多麻煩，我們的法律制度，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一類就是英美法係，另外一個就是大陸法係，大陸法係主要是強調成文法，英美法係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它沒有刑事處罰和行政處罰的區分，你只要犯了錯就是刑罰，就是重罪輕罪，它的輕罪其實類似於我們的行政處罰，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有着一個很明確的界分 ，一種很嚴重的犯罪，我們認為他是犯罪，他要接受刑事處罰，有的比較輕微的，我們可能通過行政處罰的方式解決，我們要把這個往哪塊放，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史柏年：我也看到這樣一種趨勢，這兩種法係融合，互相借鑒也是一種趨勢，在最初的成文法和判例法，現在有各自借鑒，像英美他現在也制定了不少的成文法，實際上互相都在借鑒。
尹飛：但是這裡面我最關注的問題，是説我把他放在刑事責任裏面還是放在行政處罰裏面。刑罰的承擔是以構成犯罪為前提的。放在行政處罰裏面更麻煩，本來是構成犯罪的一個行為，現在公訴到法院了，然後法院覺得搞個社會服務令好一些，交給公安局，公安局再重新做一個行政處罰，判多少小時社會服務，這樣的話我們就面臨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如果受害人不服或者被判罪犯不服，他要提出行政訴訟，還要到法院，因為這個決定本身是法院做的。
主持人：我剛才聽史先生陳述的時候，多次提到需要有法官來核準，這個人會不會再造成危害，會不會受到感化，這都是由法官自己來判斷的，給予法官很大的自由性。
史柏年：法官判定的依據是感化主任的專業報告，在法律體系中，比如説青少年犯罪提起公訴之前，感化主任介入這個案子，他跟律師不一樣，那麼感化主任在承認他犯有罪行，已經法院確定是有罪的情況下，提出一個專業的報告，包括這樣幾個： 一個是罪行的性質、程度，還有他犯罪的原因、他的家庭情況、周圍社區的情況，然後提出一個專業報告，法官根據報告來判定適不適合。所以法官據此來判定是不是給他社會服務令。
尹飛：感化主任實際上也起到了專家證人的作用，但是我的感覺就是：我們首先沒有感化主任，而且檢查機關是我們國家機關。
史柏年：他是法律體系中團隊中的一員，不管是檢察官也好，律師也好和感化主任也好，實際上他們共同的作用就是減少犯罪，就是改造犯人，目的就是這樣，使社會安定，他們的作用相互之間互相抵觸、互相對立的，實際上目的是一樣的。
主持人：我們剛才説這麼多都是為犯罪人在考慮，反過來想想為公眾考慮，公眾會不會覺得有這樣的人，在身邊工作會不安全呢？
史柏年：一般不會再危害社會，這是一個前提，實際上他的罪行有的沒有直接具體的受害人，還有一種，他的罪行是對一些人造成了危害，他不一定認識這些被害人，所以這樣才有可能。如果法院覺得這個人有犯罪傾向、有危害他人傾向、或者精神上或者心理人格上一些缺陷的，絕對不會判社會服務令的。
夏鵬：史老師，我對社會服務令在中國的推廣還有一些疑問，我想問問社會服務令在我國如果要實行的時候，犯罪人在執行社會服務令的期間是固定的嗎？還是時間比較隨意呢？
史柏年：在一年期間必須完成，從40（小時）到240（小時），比如有的特別輕的40（小時），最高的是240（小時），一年期間必須完成，利用業餘時間。
夏鵬：對於挽救他對社會的危害方面，因為他對社會做了公益勞動，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只是利用業餘時間去做勞動，只是不給薪金，我覺得在懲罰方面的，意義就很輕了，像兼職工作，而不是刑罰的處罰的方式。
史柏年：社會服務令集懲罰與教化兩種功能於一身的這樣一種刑罰，懲罰是什麼呢？懲罰是犧牲休息時間無薪地為社會做勞動，再加上剛才尹飛的顧慮，比如説面子上等等，這就是對他的懲罰，為什麼教化呢？因為沒有説把他放在監獄裏，出來以後作為標籤來看待他，他覺得心存感激，整個服令過程中間，是按照人的心理髮展的，因此對他改變犯罪的人格心理，對他的今後重新做人是非常有利的。
陳崇林：兩位老師的邏輯立場是不一樣的，史老師主要是從事件的必要性的來看問題，尹老師就從很多現實性的操作方面來討論他的顧慮或者一些障礙，我想問一下尹老師，如果説這些障礙在理想中能被克服的話，您認為有必要在我國推行這項制度嗎？
尹飛：它的障礙首先是我們整個社會心理的問題，另外一個我們對於法律法官的社會認知的問題，假如説這些都已經克服了，我們還面臨一個問題，我們的法律框架要重新構建，我們要花很大成本，要重新立法，重新培訓我們的法官，培訓我們的檢察官，而且還要重新建立我們整個刑罰執行的隊伍，這樣成本太高了，如果説太理想的話就變成不現實了。
張楠：我是一直同意史老師的觀點，它在適用範圍上必須給它劃定一個範圍，一個是罪行比較輕的特別是未成年人，你要説限定他的人身自由，尤其是在監所裏，特別容易産生相互交叉感染，所以在社會服務令引入這個問題，我國實際上操作的問題存在很多困難，但是我相信困難是有的，但是前途還是光明的。
主持人：我們現在進行第二輪的投票，現在支持史先生社會服務令應該推廣的有七位，支持認為不應該推廣的有五位。
董常青：推行社會服務令對我們整個社會有益還是有害，第一、社會服務令在中國司法體制裏已經沒有存在的空間，第二、是社會公眾無法接受，第三、是執行起來操作難度非常大。雖然説史教授所講的那些美好的願望，那些可以期望得到的一些結果，我們也非常的嚮往，但是我想，如果説一個美好的東西發生在不應該發生的時候，可能不一定美好，所以我們還是期望能夠用社會的規範、法律的規定、社會的行為規則使大家的行為更加規範，使犯罪人的犯罪得到應有的處罰，能讓公眾得到心理的認同，能讓這個社會安定。
陳韶光：社會服務令在中國可行性方面的一個觀點，我們認為服務令的引進，並不是全盤的引進，對於不再危害社會，對社會危害性比較小或者説他的刑罰處罰比較偏低的自由刑，這樣的一個處罰方式可以實行社會服務令。社會服務令，我們並不突出強調他的懲罰性，而更在於它的教育性的問題。另外一個方面，我們談人格的心理狀態的問題，社會服務令恰恰是彌補了這的不足，在短期的服刑之內，或者危害性比較小的情況下，讓他逐漸和社會進行一種接觸，在加大教育職能的時候，加大對社會的責任感，從他的一種貢獻，從他的行為上也讓社會去接納他，把犯罪人的一種心態調整到一個比較好的溝通點。從這兩個方面來看的話，我們認為社會服務令在中國還具有可行性的。
主持人：我覺得任何一個法令在更改之前，或許多一點這樣的聲音，多增長一些這樣的知識，對我們是有好處的，可以使我們更加接近於客觀公正，也希望大家能夠用各種方式跟我們聯絡，參與我們的討論，關注我們節目。
節目背景
主持人手記：社區服務令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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