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承認，是謝霆峰的案子使我們關注起社區服務令的。要説名人的影響力是要大一些，而且方式多種多樣，這次謝先生就用“以身示法”的方式向公眾演示了什麼叫社區服務令。
簡單的説就是對一些犯輕罪的人（包括成年人與未成年人）量刑不應太重，但還要有懲戒的方法，罰款是不行的，有時會誘導進一步犯罪。於是有人提出讓他們參加勞動，而且是社區的公益性勞動，即能懲戒他們，又能感化他們，還能讓他們找到“自己在社會上是有用的”的感覺。聽起來的確是不錯，富有人情味，對人性本善有信心，給了犯錯誤者一定的機會。
但這個選題再一次證明了爭論的必要性。當我們憑自己的感覺能夠輕易得出結論的時候，我們就離判斷失誤的陷阱又近了一步。我沒想到反對方居然能夠提出那麼多的反對意見，而且同樣義正詞嚴、苦口婆心。我國的法律體系和執行系統完全不能容納社區服務令這個洋事物，而且好像也沒有這個必要性。我國的社會文化和公民素質也不能適應這樣的懲戒與拯救。正常人不會願意有犯人在身邊服務，犯人也不會因為幹了幾十個小時的活就良心發現。聽起來也很有道理不是嗎？
再反過來想一想，如果因為執行有困難就不進行改革，那法制的進一步文明從何談起？社區服務令雖然不能挽救所有的人，但對於可能被挽救的“好孩子”們，我們就不應該試試嗎？
總之節目中的辯論非常激烈，理由都很充足，讓我們知道任何一項政策的改變和試驗都是一個系統工程。（樊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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